产生传留于世的作品，已成为文学界议论的突出话题
作家的思想决定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的深刻性和独到性
伟大作家的作品揭示了时代的本质，告诉人们未来时代的走向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作家的能力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时代之问
作家始终不忘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对于作品自身文学力量不足而进行自我炒作，用非文学的手段，达到名和利的收益，在陈忠实看来，这种做法永远不能获得文学真正的成就。他认为，时下某些所谓的前卫作家采取自露隐私的极端的炒作方式，起初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现在留给大家的，显然是负面的影响更多。
一部《白鹿原》，令陈忠实在中国当代文坛声名鹊起，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把他推上了中国文坛领军人物的地位。《白鹿原》面世后好评如潮，畅销不衰，出现了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精品就是精品，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这部杰作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陈忠实不会客套，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看到最多的是他那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的脸上时常流露出的憨厚笑容。只要陈忠实说话，就知道他是地道的西北汉子。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从一个时代来评价，这个时代不愧为伟大的时代。您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陈忠实：改革开放以来，眼看着我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有经济总量的翻番、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各方面的条件不断改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等等。
今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我国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各方面遭受巨大破坏的“文革”时期，面对当今社会，几乎多有不可思议的感觉，这个时代用“伟大”一词来评价毫不过分。
与此相对应的，文学，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也有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现在我国年产长篇小说2０００多部，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年２０００多部长篇小说，平均给读者一天就有近乎６部，谁都不可能阅读完。所以创作的繁荣也是不可思议的繁荣。
近几年来，关于伟大作品的产生，或者说能传留于世的作品产生，已经成为文学界议论的突出话题，甚至超出了文学界，成为社会话题。有一句古话说“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文坛上已经是各领风骚小半年了——一部作品出来火上小半年很快就被遗忘——一部作品能提起读者较长时间的阅读兴趣，成了文坛自身都感觉到的一个问题。
记者：当今我国的文学创作非常繁荣，您认为这是不是产生一批伟大作品的基础？
陈忠实：我认为，当今的时代，应该有能引发读者在较长一段时间持续发生阅读兴趣的作品，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作品创造出来。伟大的作品需要时间的考验和沉淀，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应该问一问，我国一年出版的２０００多部长篇，有多少能在文坛产生阅读兴趣，又有多少能引起评论家及普通读者的关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繁荣无疑是产生伟大作品的社会基础，在繁荣中肯定会出现独翘一枝的奇葩。
以唐代诗歌为例，反观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留存下来并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大约只有几十位诗人，被读者所千年常咏的也就是李白、杜甫等一批诗人的作品。被淹没的诗作是以数万首计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基础，已经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可以期待会有伟大作品的产生。
记者：目前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有许多流派和倾向，您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伟大作品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陈忠实：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出版不久就悄无声息了，这其中有网络对读者分流的客观原因，但主要因素还在于作家的作品。现在很多评论家都提出了创作中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作家必须有思想，这种思想不能被庸俗的简化成一个时期的具体政策。
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创作，这也符合通常的创作现象。但不能停留或满足于生活体验的层面，而应努力争取进入生命体验的更深层面。
就我的理解而言，决定作家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质量以及独到性的关键因素，还是思想。思想越深刻、越独到才能独树一帜。尤其是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决定其深刻性、独到性的关键就是作家的思想。我们都读过世界名著，与这些名著的创作者同时代的作家很多，但为什么只有这个作家写出了代表那个时代的作品？在我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作家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尤为深刻的思想，所以才能对他所要写的那个时代挖掘到别人挖掘不到的深度。伟大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他们的作品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会告诉人们未来时代的走向，甚至能够预示民族发展的走向和民族性格的塑造，让人们从中看到普遍的文化意义。
创作伟大作品的作家无一不是思想家，无一不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只有作为这种思想家的作家，才对他所表述的时代有最深刻、最独到的理解，很自然地就会把这种理解转化为他的体验，用一种最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述出来，这样一个伟大作品就产生了。
记者：您说过，创作伟大作品的作家无一不是思想家，无一不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那么又如何提升作家的思想修养呢？
陈忠实：我有一年去一家钢铁公司的厂房参观，受到了很大启发。从车间这一头进去的是钢锭，从另一头出来的是薄如纸片的钢皮。我当时就想，思想对作家创作的功能就可以比喻成像钢厂冶炼精钢一样，手段越先进，质量就越高。粗钢就相当于一般的文学作品，精钢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冶炼手段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对生活的体验不仅是一种积累素材的过程，更是对生活素材的冶炼过程，思想的深刻程度决定着对生活素材冶炼的质量。
我以为，要提升和深化思想没有捷径，就是靠学习，这种学习来自于自身的勤奋。不但要学习古典的文学创作理论，也要学习新的文学创作理论，更要读一些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方面的杂书，扩大知识视野，自然会提升思想。
记者：现在一些作家的学习途经发生了变化，借助新媒体成为他们认识社会的主要方式，您能否结合自身学习经验谈一些看法？
陈忠实：现在一些作家由于媒体发生了新变化，以电影、电视和网络取代了对经典作品的阅读，这可能会导致艺术视野的相对狭窄。在我理解，作家多是在研读了大量经典之后才能进入自由创作状态，否则很难达到一定高度。
我记得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那时是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文艺创作最活跃的时期。那段时间在我读过的理论书中，最感兴趣的是对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历史和陕西这块土地的历史的解读，对我的创作有帮助和推进作用。同时我还阅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道路方面的书籍，很自然地作为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参照进行思考，对理解我们民族的那一段历史（辛亥革命前后）大有裨益。
其中重要的一个启迪，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很难在政治体制的变化中很快发生相应的改变。且不说有高深文化的人，即使是中国乡村的文盲，他们通过民间文化传播的方式，接受并信奉儒家思想的审美善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结构。要打破原有的心理结构，必须获得新思想，才能打破原有的心理结构框架，从而完成新生式的心理结构的建立。
在我的创作中，就是想要透析中国从封建社会制度解体以后，生活在关中农村的各种人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
记者：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就要根植生活，要和老百姓接触，要体验生活。您能结合自身的体验谈谈吗？
陈忠实：作家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色，他接触的社会层面，无论城市、农村，还是知识圈、行政圈，都会产生相应的生活体验。作家把自己的独特体验表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写他直接体验到的生活，写他所体验到的社会生活演变、人的精神心理变化，可能产生好的作品。
像我这种出身农村的作家，经历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演变，我的创作正得益于在乡村工作的20年。我生在农村，先在农村中、小学当老师，后来又在区一级文化部门工作过4年，尤其是有幸在公社（即乡镇）工作了10年。那时我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而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进行工作。那10年是我对中国乡村的体验、理解及生活积累最重要的时期，对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当时我基本终止了自己爱好的写作，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乡村工作上，公社所辖的３０多个自然村不知跑了多少回，有好几个村子一住就是大半年，各家人都能叫上名字。这些经历让我对农村和农民世界有了理解，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珍贵。
现在看来，乡村工作20年给予了我最大的收获，是当老师、做乡镇干部让我对中国乡村有了体验、理解以及生活积累，成为后来创作最重要的基础。
要深刻地理解、体验生活，需得关注生活的运动和发展，不但要深入，而且要沉下去，让作家真正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在中国文坛上，许多作家都是这样的姿态，他们平凡朴素、淡泊达观，却始终不忘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命运，依然默默坚持着文学创作。
记者：一部《白鹿原》让您一举成名，同时《白鹿原》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您怎样看待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陈忠实：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处在边缘上。普遍的社会结构里，首先是政治和各级权力机构，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化以及文学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些而存在的，处于相对的边缘是正常的位置。
记者：现在作家创作中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不但大多数新生代作家选择了商业化道路，一些坚守传统创作的老作家也开始了商业转型，有人甚至不惜借炒作出名，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陈忠实：商业化写作并不是中国独有，比如美国，虽然传统文化根基不如中国久远，但也出现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同时美国更有一批完全进行商业写作的作家，创作内容以情趣性和猎奇性为主，他们的作品纯粹是供人们消遣用的。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作品包装也很简单，读完乃至没有读完，随手就丢废物桶了，对社会也不会产生伤害。
现在政界、商界、农民、打工者，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这既是正常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并不能把所有出格的事情都简单地归类为炒作。我听说西安闹市区有一个女孩，她以２０万元叫卖自己的一部小说作品，当时觉得是炒作就没在意。不久从媒体上得知这个女孩是因为得了绝症才这么做，随后记者和我联系，希望能帮助这个女孩，我就找了一家出版社帮助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记者：您曾经说过，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能详细解读一下吗？
陈忠实：尽管文学处在边缘，但它讲述的却是心理层面的历史。历史总是以突变方式演进的，最近如封建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是“历史性的”变化，这是历史学家要研究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更着重于关注这个历史事件对人精神心理层面的影响。
比如辛亥革命具有标征意象的事是剪男人的辫子、解放女人的小脚，作家要研究的是，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小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除了观念的更新，这种“一剪一放”的变化，带给人心理上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封建理念、封建道德构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秩序被颠覆了，得有一个重建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一个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比如巴金的《家》，小说所写正是兄弟三人原有的心理秩序，面临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浪潮冲击时的种种情态，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伟大说像史诗，史诗不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和心理历程。
记者：陈老师，您是从白鹿原上走出来的作家，您还创办了白鹿书院，您认为作家能“培养”出来吗？
陈忠实：我国历代的书院作为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培养出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和人文学者。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活动，比如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尤其是针对青年作家创作的一些普遍现象，甚至包括图书出版等。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关键在作家自己的兴趣和追求，社会各方提供辅助和引导是有益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
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一个词：培养。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的3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所谓陕西青年作家“断代现象”，陕西被称为中国文坛的重镇，陕西作家群也被称作“文学陕军”。目前陕西四十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大约不下百人，却缺少能在全国打响走红的作品。这些作家普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文学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我相信会有杰出的作品出现，拭目以待。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传承性却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过程，很难有规律可循。成立了白鹿书院，就是多搞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探讨，促进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
记者：陈老师，能谈一谈有关《白鹿原》的写作吗？
陈忠实：有关《白鹿原》的写作，我写过一本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小册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
任谁都一目了然，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文字的句子，“句子”在此不过是一个形象比拟。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句子”，自然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作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我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那都是无意识的盲目寻找，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白鹿原》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欲望不决定结果。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是写到寻找过程里的一些零碎的事，却不表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
记者：近些年，在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作品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
陈忠实：我接触过的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多。我看到过一些议论，“80后”、“90后”几个代表性的作家都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这个现象应该理解，也值得研究。但有一点，这些作家很年轻，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体验也在发展，今天是这种创作形态，过几年可能是另一种形态。作为社会、作为文学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说，要多看他的长处，也要指出他的短处，来促进这些作家创作的发展。
关于文学批评，我不由得想到在陕西上世纪80年代文艺刚复兴时，陕西理论界由作协及高校的一批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人组织成立了“笔耕”文学评论小组，关注陕西刚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定期研究这些作家创作的新动向、新发展，谁的优势、弱点，谁的创作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很敏感，对我们那批作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认为，文学批评对作家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不单是谁的某部（篇）作品好了差了，关键是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中肯的建议，使他们在批评中受到启发，健康的文学评论应该是这样。现在大家议论的是存在“红包评论”，这种非文学因素对创作的影响是很不好的。
陈忠实小传
陈忠实，汉族，1942年8月出生，陕西西安人，1966年2月入党，1962年9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文学创作一级。曾任农村小学、中学教师、公社（乡）党委副书记、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等职。1982年成为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后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忠实于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发表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80余篇，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创作漫谈３００余篇。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及韩文版、日文版和越南文版先后面世。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七卷，散文集《告别白鸽》、《原下的日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