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红安人，没为家乡做什么事情。”先生给我讲起这样一件事：前几年，红安县政府想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开一个窗口，推销红安的土特产品，偌大的北京，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间房子，最后找来找去，找到秦基伟将军，将军立马过问，才使红安驻京办事处有了立足之地。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将军指挥千军万马，我只能指挥我的笔呵！”
这时，先生的夫人苑茵女士从屋里出来，给我的茶杯和先生的茶杯又沏上开水，先生捧着茶杯呷了一口茶，脸色似有些凝重，给我讲起了一件事。
原来，君健先生最小的儿子，曾在湖北汉川农村插队落户，返回北京后，常有朋友从汉川来。前年，一位与他小儿子要好的朋友又来到家里，请求先生帮忙在北京推销粮食，先生听了乡村卖粮难之后，心情不禁为之一沉，忙写信找北京相识的朋友，请求支援。说到这里，先生又向我询问湖北农村种粮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先生听 ，一缕忧虑掠过眉头：“民以食为天啊！”
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切。我为先生身居京华却情系故乡的一片赤子之情所感动。是的，提起阔别的故乡，谁的心头不生出一种乡情和依恋哩！记得君健先生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
“湖北虽然是我的故省，但我一生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多，我出生在它东边的一个贫瘠的小县——红安，14岁就离开它远行，18岁时我回到武汉，在那里上了四年大学；一年以后我又回到那里，参加抗战的工作——在当时的政治部第三厅当了一名外事干部，武汉沦陷后又离开了它再没有回去，虽然曾经多次路过，但它对我的影响——就创作活动而言，却是持续了一生，直到现在。”
“至于我出生的那个贫瘠小县，它成了我国最早革命武装斗争的基地之一，它给中国提供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红四方面军。我写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故事的时候，我的视野离不开我的这个故省，我的两个三部曲——《土地》和《寂静的群山》就是以我的这个故省所发生的事件为背景，但所描写的人物和情节却是整个中国人民在受难和在受难中创造出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的一个缩影。”
“所以，湖北是我的情感所寄托的地方，也是我的“灵感”的源泉，我永远忘不了它。”
2
事实也正如叶君健先生所述的那样，故乡不仅是他感情寄托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
早在四十年代中期，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作研究学者的叶君健先生，在作文学研究的同时，用英文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村》，这部描写故乡大别山人民苦难命运和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1947年7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出版不久即被英国图书会评为该月“最佳文学作品”，出版不过几个月，纽约普特南又出了美国版，接着瑞典、冰岛、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南斯拉夫等20多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大别山大革命时期的故事在欧美大陆不胫而走。近50年来，《山村》以富于传奇而生动新鲜的故事、优美抒情而富于张力的文字深深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一版再版，经久不衰。1985年，荷兰茂伦霍夫又一次重版此书，1986年，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也将《山村》译出介绍给日本读者，接着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也相继翻译出版了这部作品。难怪1980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惊叹：“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身上浮现了。”
君健先生从故乡的山村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他故乡的山村。
“那继《山村》之后的第二部《旷野》、第三部《远程》怎么隔了四十多年之后，您老才续写呢？”我不知个中缘由，好奇地问道。
先生沉默了一会，像是要让思绪凝聚一起，这才打开记忆的闸门：“说起来话就长了。”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48年的8月吧，那里，先生的《山村》刚出版一年，先生声名鹊起。这时，先生接到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画家大师毕加索和著名诗人阿拉贡的邀请信，邀请先生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当时会议的主持人是法捷耶夫、爱倫堡和阿拉贡。就是这个会上，先生意外地遇到了新华社记者吴文涛和解放区派去的观察员，他们告诉君健先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身受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就要获得彻底解放了。
解放了。天亮了。还有什么消息比这更能振奋远在异国他乡的君健先生呢。他的眼睛湿了，他想起了故乡，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山村，想起了那为中国革命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乡亲们；他的心飞了，他当即决定放弃留在英国永久居住的权利，并立即启程漂洋过海、穿云破雾，终于在开国大典的前几天，赶回到云开雾散的北京，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时，叶君健刚好35岁，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呵，各种工作都亟待人去干，君健先生便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的文化事业中去，恪尽职守，辛勤耕耘。
这是一个新生的年代，也是一个开拓的年代，新中国要用新的文字书定自己新的一页。
1951年，《中国文学》开始创办，对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1953年，《中国文学》正式创刊出英、法两种版本。当时，茅盾先生任主编，君健先生任副主编，负责具体工作。那时刊物工作人员也很少，就是四五个人，从编稿、校对到跑印刷厂，什么事都是自己跑，那时候也没有汽车，办什么事都是脚蹬自行车，来来往往，追星赶月，把个刊物办得红红火火，先后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说到这里，先生说话的节奏慢了下来，他呷了一口茶，说道：
“人生真是难以预料，我这一干，从50年代初一直干到70年代中期，整整25年！35岁时我还是一个黑发大小伙子，25年后我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岁月不饶人呵！”
“最滑稽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家抄了，被专政监督劳动，房子也被挤占了，只剩两间小房，好在我有一技之长，没被放到五七干校去，一直留在北京，因为得给他们看校样呀，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中的大幸了。”
“你还记得1974年、1975年吧，今天这个运动，明天那个运动，造反派忙着打派仗，把我撇在一边，没有人整天追着屁股后面管着我了。这下我琢磨着该干点事了，于是我就想到写作，开始写《土地》三部曲。好在这个三部曲是我早就想写的，酝酿多少年了，熟烂在心，所以写起来还算顺手。倒是写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松弛不下来。”
“那是为什么呢？”我插问道。
“你想想，那时候国家的政治生活动荡不安，我个人的身份也不明不白，虽然我已经恢复自由了，但政治上还没有作结论，也不知道会把我定成什么性质的问题，加之我家的院子被别人挤占，住着别办公室，我怕别人发现我在写东西，就格外小心，偷偷地写，还请我的老伴给我放风，就像战争年代搞地下工作似的，每晚写一两千字，到四人帮倒台时，这部三部曲也基本上写完了。观望了半年，我才把这件事跟严文井说了，他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当即拍板出版这部三部曲，书总算出来了。”
“这时，我也办了离休手续，终于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就又开始写第一个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你知道，这部三部曲的第一部《山村》我是用英文写的，出版后不久我就回国了，一直没有精力和时间续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于是在隔了四十年漫长的空间之后，我又花了两年时间，写完了《旷野》和《远程》。”
呵，原来是这样，我长长叹了口气。
3
令人遗憾的是，我至今不曾读过，甚至不曾见过君健先生的长篇三部曲《寂静的群山》，国内读者和评论界也不曾给这部描写大别山人民苦难命运和英勇斗争的鸿篇巨著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把我的这个感觉告诉先生，先生那张容颜凝视的脸攸地沉了下来，他的话语凝重而又抑扬顿挫。
这是一位有着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老作家啊！
《山村》是先生用英文创作且在英国出版，先生不忍这部作品只漂流在国外，他要将这部书的故事说与父老乡亲听，于是他在几近古稀之年，重振雄风，将《山村》译为中文，198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在国外流浪了三十四年的作品，出版后，评论界似很冷漠，是呀，当时的评论界关注的是“伤痕文学”，谁对当年发生大别山的那个苦难的故事感兴趣呢？
如果说《山村》的出版还算顺利，那《旷野》和《远程》就命运多舛了。由于追逐经济效益、追逐利润，其中《远程》仅为参加一个有规模的书市展览，印了几本样书，就被束之高阁。
先生的心流血了，他为他的《远程》被束之高阁而悲哀。然而，君健先生毕竟是蜚声中外的大作家，他拂去心头不快后，依然坐在灯下，将《旷野》和《远程》译成英文，送它们出国。是的，文学没有国界。
先生说到这里，似有些激动，起身打开一只书柜，整整齐齐排列着各种文字，各种版本书籍，据先生介绍，这都是他的著作。我随意翻看了几本，装帧精美印刷考究，不少版本的封面都是中国水墨画，淡雅、清新且古色古香，其中有一幅画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整个画面是一只紧握的拳头，拳头的指缝里冒着火苗，似在表现被压迫者的愤怒与反抗。
“这是您的《山村》英文版吧？”我问。
“不是，这是挪威文版。”君健先生指了指柜中的书说：“那才是在英国刚出版的《寂静的群山》三部曲。”接着，先生愉快地回忆起偕夫人1988年10月难忘的英国之旅。在《寂静的群山》三部曲首发式和新闻发布会上，当君健先生面对少女献上的花簇和电视记者过来的话筒，他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
他想起了那个给他昨日灵感今日辉煌的遥远的山村。
4
那真是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山村。1914年12月，叶君健先生就出生在红安八里湾这个叫叶家河的山村，在这里度过了他贫穷而苦难的童年。1926年，他来到武汉，投靠在商店给人帮工的哥哥，其时，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武汉三镇，十二岁的叶君健也被卷进这场大风暴，一次一次，他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行进在群众游行队伍中。不久，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哥哥亡命上海，他不得不又回到那偏僻的故乡山村。
几年后，他又一次走出山村。1933年他考入武汉大学，专攻外国文学。大学二年级时，他就以“马耳”等笔名在武汉《大兴报》上发表翻译作品，并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岁暮》。三年后，他出版了世界语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从此，他踏上了一条用外文直接从事写作的独特道路。
大学毕业后，君健先生在外国友人贤助下负管东瀛，以教授英语和世界语谋生，并结识了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由于先生积极参加日本左翼运动，遭到日本当局迎客，非法审讯达三个月之久，由于先生在狱中坚持英勇斗争，日本当局强行将先生送回中国。先生又一次回到武汉，不久，他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积极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救亡运动。
回忆，实在是一杯冰镇了才有风味的啤酒。看到先生在记忆的搜寻飘逝岁月的神情，我仿佛看到先生仍在品味人生的甘醇。
“叶老，我已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您的回忆录，您老这项工程进展还顺利吧？”我问。
“已基本完成，最近《香港文学》已发表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一章。”
“您在武汉生活回忆，能不能在武汉的报刊发表呢？”我当即向先生约稿。
先生高兴的应允了，那神情似在说，他在故乡的故事说与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听，不是可以慰藉他魂牵梦绕的思乡之情么？
说到这里，我不由仔细打量坐在我眼前的君健先生，打量考生这间起居室和写作间。在我眼里，和先生简朴的中式便装比较起来，这间居室简直就是一座艺术殿堂。除了我坐着的沙发外，那一柜、一台、一椅、盆景坚架，都是如今难得见到的古色古香的雕花工艺品，还有那书柜隔扇上挂的雕塑、手工艺品和奇形怪状的各类小摆设，异彩纷呈，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列书架从上到下，摆满了来自海内外友人的贺年片，色彩斑斓，仿佛要把先生的斗室装扮成一个童话世界。
话题又从《安徒生童话》说起。
客观地说，在外国人眼里，君健先生是位作家，大师级的作家。先生是英国笔会、美国笔会和国际世界语作家协会的会员，同时还是设在墨西哥城的“世界文化理事会”的“达·芬奇文艺奖”的评议员。但在中国人眼里，先生却是一位大翻译家的形象，先生的名字是和安徒生的童话连在一起的。我告诉先生，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安徒生的童话，我是认识安徒生童话后才认识先生的。
君健先生听了，哈哈一笑：“那是小儿科，都是给孩子们看的。”
“小儿科不小呵，”我说，“你把安徒生介绍给中国的孩子，就是给了孩子们一个新的世界呵！”
“也不尽然都是孩子们看。”先生说，“安徒生的童话，不是一般意义的童话，有些篇章内涵比较丰厚深刻，象《皇帝的新装》，成年人，老年人也喜欢看。”
正是由于君健先生翻译的这部《安徒生童话》具有经典性，自翻译出版后，一版再版，数十年经久不衰，有鉴于此，1988年丹麦女王玛 ·丽特二世授予君健先生相当于“爵士” 爵位的“丹麦国旗勋章”，以表彰他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真不好意思，打扰先生太久了，我只好起身告辞。先生将我送至小院的门口，握着我的手说：“你使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欢迎你有机会再来！”
“您老多保重，有机会我一定再来！”我握着君健先生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走了几步，我回头一望，先生依然站在门口朝我挥手，这时，我看见冬日的阳光依然灿烂地洒满先生高大的身躯，使先生显得更加魁梧健壮，使我不由吟起叶剑英元帅的那句著名的诗：
满目青山夕照明。
风雨知劲节——深切怀念去兆阳先生
惊悉兆阳先生逝世，握着这冰冷的消息，我默立着，遥向北京，深深鞫了三鞠躬，遥祝先生在那宁静的天国里安息！
一连几天，似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涌动，是久贮胸中的崇敬之情，是魂系那一方热土的乡情，是那最初的晤面也是最后一见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说不出，哀惋渗着怀念。
我知道秦兆阳这个名字很早，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期我读中常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我的故乡黄冈县，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很出了几个著名人物的，这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兆阳先生是可以列入这几个著名人物之中的。不过，我初知道先生时，他是和哲学家马哲民一起列入另册的。等我稍稍详细一点知道先生时，时间匆匆流逝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