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到了山顶后，每个人都累瘫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连长用脚踢着手下的士兵：“起来起来，准备战斗。”
曹廷明和战友们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向山的另一面望去，看到日军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奋力攀爬，一个个低着头，撅着屁股，显得很勤奋，连喘息声几乎都能听到。连长喊一声：“打狗日的。”战士们的长枪短枪一齐鸣响，日本人突遭打击，异常气愤地啊呀呀惊叫着，很不情愿地骨碌碌滚下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前面的压倒了后面的，前面的尖声惨叫，后面的高声骂娘，将那道山坡炒成了一锅黏粥。
曹廷明说，居高临下打鬼子，都不需要瞄准，一枪就是一个，再一枪又是一个。日军像檑木一样滚出了上百米远，连长喊：“手榴弹！”手榴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丢出去，扔得远的，就在敌群中爆炸了，扔得近的，就滚落到敌群里爆炸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的断臂残肢和三八大盖枪在爆炸声中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恨绵绵无绝期。
日军退到了半山腰一块平坦的地方，开始组织反击，他们依托在树木后和石块后，向山上射击，子弹落在山顶上，落在石头上，打得石沫四处飞溅。山脚下，日军架起了几门大炮，向着山顶发射，山顶上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日军的炮火压制了中国军队的枪弹，中国军队中不断有人倒了下去。
尘烟中，一颗炮弹落在了曹廷明的脚边，像个陀螺一样滴溜溜打转。
曹廷明说，在新兵训练的时候，连长就对新兵们说过，遇到日本人扔过来的手榴弹，落地没有爆炸，要赶快捡起来扔回给日本人。抗战老兵阮明刚也说过，新兵训练的时候，老兵就告诉新兵，拉开手榴弹的环，心中默数一二三，数完再扔出去，这样手榴弹刚好就能落地爆炸。以后的衡阳保卫战中，进攻衡阳的日军68师团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之死，与手榴弹有关。当时，他在战壕里给日本士兵示范如何把中国军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回掷过去，他捡起一颗手榴弹，刚刚站起来准备回掷，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射来一发子弹，志摩源吉的脑袋就开了瓢。
日军的炮弹在曹廷明的脚边打转，随时都会爆炸，曹廷明扑过去，想要抱起炮弹扔出去，可是炮弹像火焰一样滚烫，手心被烧得吱吱作响。一名战友在旁边喊：“鞋！鞋！”曹廷明脱下了鞋子，一手拿一只，夹着滚烫的炮弹扔向山下。炮弹扔出去了，他的鞋子也被带了出去。
日军的炮弹一直轰炸了两三个小时，山头阵地成为一片废墟。轰炸过后，按照日军的作战规律，步兵就会发起冲锋了，连长站起身，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喊道：“日本人要来了，准备好，揍狗日的。”曹廷明刚刚从掩体里走出来，山下突然又射来了一发炮弹，就在他的身前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将曹廷明抛出了十几米远，一块弹片划穿了他的大腿，鲜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来。连长看到曹廷明负伤了，用刺刀划破了他的棉裤，给他包扎伤口。
很多老兵说，抗战之初，中国很多军队里没有医务兵，没有野战医院，受伤了，就只能自己给自己包扎，或者让不懂医术的战友包扎，命大的，就活过来了；命小的，就死了，死了挖个坑就随便埋了，遇到战事紧急，来不及掩埋，就暴尸荒野，任野狗拖拉，“多少士兵都是这样死了，死了后连个名字都没人知道，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是不是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就这样死了，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上千万也有几百万。”
我采访过参加石牌保卫战的老兵，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当时中国军队里有了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缺医少药，伤兵被送进这样的医院，也等于死亡。预四师当初在石牌外围激战，野战医院设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医院里的死亡高达4000人，挖个大坑埋了。70年后，因为要修一条公路，进行挖掘，仅仅挖出的尸骨，就多达3000具。
老兵们说，医疗条件最好的是新一军，当年新一军在缅北反攻时，美国派来了500名医生，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抢救了很多中国伤兵。而同一时期的滇西反攻，中国伤兵还是面临着极大的死亡率。老兵谭延煦告诉我说：当年进行滇西反攻，翻越高黎贡山的时候，伤兵被和死尸混杂在一起，能爬动的就向前爬，爬到前方就有了一线生机，爬不动的，就只能等待死亡。
连长把曹廷明的伤口包扎好以后，就派传令兵背着曹廷明下山。
传令兵背着曹廷明来到山下，又辗转来到了营部，营部里有一名医生。医生发给曹廷明一块大饼，一碗稀饭，叮嘱他不要喝水，因为喝了水会流血更多。他还吩咐两个老人把曹廷明抬上了担架，转往团部。营部里的那个人是不是医生？我想可能不是的，因为外伤和喝水是没有关系的，不会说多喝水就会流血更多。营部里的那个人如果是医生，也是“赤脚医生”。
两个老人抬着曹廷明向团部转移，一路上气喘吁吁。那时候的青年都当兵打鬼子了，剩下的都是老人。
战争正在进行，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好几次，他们都能看到日军的身影，两个老人赶紧把曹廷明放在地上，趴在他的身边，胆战心惊地看着日军渐渐离去了，才又爬起身抬着他走。
来到团部的时候，已经到了黄昏。部队要转移，伤员统一集中到师部。曹廷明的担架让给了另一个伤员，他没有了担架，又不能行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推来一辆独轮车，让曹廷明坐在上面，他在后面推着，老人没有力气，推不动独轮车，他年轻的孙子肩膀上搭一条绳子，在前面拉着。在这个枪炮声不绝于耳的恐怖的夜晚，独轮车吱扭扭上路了。
独轮车走了一晚，一直到晌午的时候，才来到了师部，老人和孙子把曹廷明交给师部后，没有吃一口饭，又推着独轮车一路吱扭扭地回去了。
师部集中了很多伤员，全师的伤员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治疗。医生太少了。我们在欧美关于“二战”的电影中，看到负伤的战士能够在战场上尽快得到治疗，而重伤员则会有直升机接运后方，然而，同时期的中国军人，负伤后被老百姓的担架抬着，被老百姓的独轮车推着，忍受一路的颠簸，忍受一路的痛苦，从前线辗转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才能来到后方医院，很多负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就在这一路颠簸中死去了。
来到师部没有多久，59军又要转移了，当时，台儿庄会战已经到了尾声，日军合围即将形成，国军需要撤退，跳出日军包围圈。
拉运伤兵的汽车来了，只能拉重伤员，担架放在车厢里，车厢里满满当当，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遗落下一地的呻吟声。
伤兵们要被转移到枣庄，然后从枣庄坐火车向后方转移。
汽车少，伤员多，曹廷明没有能够坐上汽车。正在彷徨无计时，来了一辆牛车，赶车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拉上曹廷明和另外几个伤员，老牛扑踏扑踏走了一夜，把他们拉到了火车站。老人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自愿送他们的。
伤兵坐着火车向后方转移，没有受伤的将士沿着阡陌小径向后方撤退，不能走大路，大路上行驶着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曹廷明坐着火车来到了湖北省房县，房县古称房陵，历史悠久，位于神农架旁边。那时候，日军还没有打到房县，曹廷明在这里得到了救治。而所谓的救治，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伤口割开，把纱布塞进伤口里，来回拉动，挤出伤口里的血块。那时候的医药奇缺，医生救治伤员，都是使用土方子。
几天后，日军的飞机轰炸房县，隆隆的声音从窗外传来，震天动地，能跑动的人都跑出去躲避了，曹廷明刚刚动完手术，双脚不能迈动，他把被子蒙在头上，索性等死。爆炸声接踵而来，房倒屋塌。日军飞机远去后，曹廷明揭开蒙在身上的被子，才发现被子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瓦砾和尘土。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交战双方是不能轰炸教堂和医院的，教堂和医院都有十字标志，很醒目。可是日本人完全不遵守国际法，轰炸医院，杀害战俘，使用毒气，屠杀平民。我在采访常德保卫战的时候，听当地人说，占领了常德的日军，连教堂的牧师也要殴打，那个牧师是西班牙人。
曹廷明伤好后，就进入了张自忠的警卫营，警卫营里几乎都是伤愈归队的老兵。
老兵刘华说，受过伤的老兵和刚上战场的新兵差别很大，老兵能够凭借声音分辨出敌人发射的是什么炮弹，会在距离多远的地方爆炸；能够知道冲锋的时候怎么躲避敌人的枪弹，敌人的阻击点会在什么地方设置。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敢，更重要的是经验。
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都非常强，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次面临死亡就毫不畏惧，而且知道怎么躲避死亡，不会做无谓的死亡。
这一时期，张自忠驻扎在湖北。
张宗衡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59军在汉江阻击日军，日军大部队向前线的180师和37师侧后移动，形成包围态势。180师师长刘振三和37师师长吉星文没有向张自忠请示，就仓皇撤到了汉江西岸。
当时，战况危急，张自忠将军亲临一线指挥，行至汉江西岸的转斗湾时，突然看到了吉星文。张自忠厉声问道：“你来干什么？”吉星文惊恐不已，谎称：“我来向总司令报告。”张自忠训斥说：“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部队在河东作战，你到西岸干啥？还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呢？你是狗熊。”命令吉星文即刻过河继续抵抗。吉星文一句话不敢说，带着部队过河阻敌。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躲到防空洞里，嘱咐卫士说：“总司令来时要问我，就说我不在这里，过河东去了。”
后来，刘振三也赶紧带着人去往汉江东岸。
张自忠来到后，即刻命令两支援军渡过汉江，对日军形成反包围，此战，大获全胜，仅仅战马就缴获了一百匹。那时候日军的战马都是从本土用军舰运来的，宝贝得不得了。
此战后，老百姓称张自忠为“活关公”，意思是说他像关公一样神勇无敌。
180师有一个名叫李树人的副师长，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曾经派遣他去桐柏山打游击。张宗衡说，临行前，张自忠一再叮咛他，桐柏山有共产党的游击队，都是中国人，一定要共同抗日，不要搞摩擦。
老兵阮明刚说，当年他跟着张自忠坚守湖北时，桐柏山里共产党的游击队是李先念的部队。李先念对他们很好，战况紧急的时候，李先念的游击队就下山伏击日军，牵制日军。李先念的游击队还偷日本人的枪支弹药，派人送给他们。
活跃在桐柏山的李先念的部队是新四军。
张自忠来到湖北不久，随枣会战就开始了。
随枣会战，就是发生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的会战，而随县和枣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别山横亘于东，桐柏山虎踞于北，大洪山龙蟠于南，再向南，则是辽阔汹涌的长江江面。第五战区李宗仁占据于此，进可攻击武汉的日军，退可坚守四川大后方。
而与第五战区对峙的，是日军精锐的第11军。第11军是在武汉会战时才编成的一个军，仅仅看看第11军的历任司令官，就能够知道这个军名气很大，第一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第三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第四任司令官冢田攻，第五任司令官横山勇，而横山勇，在1943年到1944年，更是直接指挥进攻常德、衡阳、桂林的日酋。
随枣会战，是日军第11军与中国军队作战。时，11军司令长官为冈村宁次，这个名字中国人很熟悉。
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会战，只是交战地点有交叉。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枣宜会战，而很多报刊错误地报道张将军牺牲在随枣会战。
坚守在第五战区右翼的是王瓒绪的29集团军和张自忠的33集团军。29集团军是装备极为简陋的川军。
张自忠预感到恶战在即，他写信勉励33集团军各位将领，信中说：
我与弟等参加抗战以来，已经受了千辛万苦，现在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期，为山九仞，何忍亏于一篑，故唯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激励部下，拼这一战。我们在中国以后算人，抑算鬼，将于这一仗见之。
这封信语气诚恳，感人肺腑，读来隐含雷霆之声。
延安的《新中华报》是这样评价这封信的：“正气浩然，字字是泪，字字是血。”
张自忠将每一次对日作战，都当成了最后一次。每次对日作战，他都抱着必死的信念。
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抗战老兵说，张司令从小阅读圣贤书，满脑子都是舍生取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随县是阮明刚的家乡。
阮明刚说，当时天都打红了，夜半时分，没有月亮，但是地面上的一草一木都能看清楚。他们一个连与日军交战，一天一夜就牺牲了80多个人。团长派一名传令兵来要求他们撤退，但是，已经撤不下来了。传令兵赶到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攻上了阵地。传令兵担心团长的手令会落入日本人手中，就一口吞吃了，打完了手枪里的所有子弹，从地上捡起一杆步枪和日本人拼。日本人还在蜂拥而来，连长让阮明刚和另外两个机枪手趴成一排，拼命向日本人扫射，这样才打退了日本人。
部队从阵地撤下来的时候，全连幸存的不到20个人，包括那名传令兵。
阮明刚属于38师，师长是黄维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