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在分析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差别时就说过，项羽英勇威武，骁勇善战，一旦发起怒来，数千人都挡不住他，而且他为人仁慈，谦恭下士，别人生病的时候，项羽“涕泣分食”，很得人心。在这一点上，刘邦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项羽的。然而项羽却非常吝啬，有功当封爵的人，项羽能把官印玩弄得残缺了，也舍不得赐给人家。也就是说，项羽是个将军，知道心疼士兵，而不会笼络干部——这绝对是政治家的致命伤！而刘邦则不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谁打下来就是谁的，自然人人争先！而俗话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刘邦这么一悬赏，各路英雄立刻来投奔，逼得项羽打了东面又打西面，顾得上前方顾不上后方。虽然他盖世英豪所向无敌，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最终被拖得筋疲力尽一败涂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刘邦舍得封疆裂土，得到了韩信等人的帮助，而项羽吝啬不肯放权，结果手底下无人可用，不得不独自作战的缘故。
相对于任何个人，组织和队伍的力量是更强大的。项羽的个人才华不错，但相对于以刘邦为核心，张良、韩信、萧何等人为骨干的政治势力的绝佳组合，项羽一个人与之对抗，最终必败无疑。所以说，政治家不可能搞个人英雄主义，他必须以自己为核心，画出一个美妙而稳固的圈子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后，驱使着这个集团军抗衡、蚕食、消灭各种异己力量，最终的大一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子。
李世民得心得才得天下
他文韬武略、运筹帷幄，将大唐帝国推向了当时世界强国的宝座，以至于“唐人街”的称号依旧留用至今，这或许是历史留给世人最好的佐证。
如果有人要问：历史上有哪些好皇帝？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唐太宗李世民。他于公元626 年至 649年在位，年号贞观。据说在这23 年第章学学名人的圈子经营术中，国家富强，百姓安乐。《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当时“东至于海，南至于岭”，老百姓睡觉不必关大门，行旅外出可以不必带粮食，能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 23年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史家，都不得不承认，唐太宗是一个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在位 年期间，他凭借自己的运筹帷幄，将唐朝推向了当时世界强国的宝座，以至于以至于“唐人街”的称号依旧流传至今，这或许是历史留给我们世人最好的佐证。看过《隋唐英雄传》的人想必对“瓦岗英雄”这一称谓不会陌生，在评书中也多次提到这些声名赫赫的名字：秦琼、李靖、尉迟敬德、李孝恭、长孙无忌……这样的阵容足以平定中原一统天下。
可这些英勇善战的英雄却没有投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的麾下，而是多数都投靠了李世民，并成为其核心力量，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李世民一直是人民革命的领袖且以“仁”著称，而瓦岗英雄也一直以仁义行道，两者惺惺相惜，自是一拍即合。在当皇帝之前，李世民已经赢得了很多将士的军心，而他上位之后要赢取更多人的民心，得人心，施仁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深谙此理，加上他亲眼看到隋末民众的揭竿起义所产生的巨大战斗能力，让他意识到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民心，而稳定民心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饭饱衣暖。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大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息？在关键时刻，这个纵横疆场十余年的统帅作出了英明决策，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贞观政要》，下引此书皆不出注 )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恢复唐初社会的经济奠定了基础。
说到李世民收拢人心的一个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唐贞观六年（公元 年），“辛末，帝（李世民）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结果，这些死囚真的如期而归，无一藏匿者。这被看做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一个美谈，也被人引申到德政感化人心，乃至司法人性化的命题。白居易歌颂太宗的这件德政，写出“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有坚实的依靠，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公孙丑下》有这么一段论人心的话值得后来者深思：“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得民心
而得天下的君主，不管是原来的冤家对头，还是出身低微的草莽英雄，他只要认为是可以帮助自己的人，一概接纳。他私交大狱之人刘文静、房玄龄，提拔重用曾辅佐太子而对抗自己之诤臣魏征，结识贫困潦倒的刘弘基，淡然对待与他曾有芥蒂的窦宗，正是他这种超乎寻常的用人策略，才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储备了大量的智囊宝库。他当皇帝后，把原来所用的天策上将府用以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这是唐太宗和其他皇帝的最大区别。在历史上，大部分的皇帝在开国以后即对功臣开刀，因为他害怕这些屡立奇功的将士谋臣威胁自己的皇位。其中有很多有名的例子，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这还算是好的。那称霸的越王勾践，那抢夺元朝政权的朱元璋，哪一个不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而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确实是以人为本。
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中，他一直是南征北战，屡出奇谋，屡建奇功，导致他的功业远在太子之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无论是进军长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还是在平定山东、河北劲敌的战争中，李世民不仅身先士卒，作风勇猛顽强，而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善用骑兵、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打败强敌，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李世民不仅在战场上做到了知人善任，在当上皇帝后，更是注重用人。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而太宗恰恰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
李世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求贤若渴。经历从马背到朝廷的转变，他广纳贤才，表现得比任何一位前代帝王都重视文士。他在藩邸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学士，设立文学馆，馆中著名的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禧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或以政治韬略见长，或以才学盖世见用。尤其是他敢于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胆识。如，范阳卢承庆，父、祖皆隋官。贞观时期，太宗任其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对于自己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占，非所长也”。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说博陵崔敦礼，“深悉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宋朝史学家范祖禹评价唐太宗时认为，唐太宗本来是一个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够畏义好贤、屈己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李世民不仅仅是一个文韬武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知人善任的伯乐，正因为如此，他吸引了举不胜举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数量的多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人事业辉煌的程度。得人心得将才者得天下，这就是李世民成功的根本。
和珅和他的“小人”圈
或利益，或美人，或权位，和珅把一堆趋炎附势的小人笼络到自己的旗下，从而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利益圈子。
说到和珅，总是让人想到王刚饰演的那个专门与刘罗锅、纪晓岚作对的卑鄙小人。《世界企业家杂志》曾选出在过去 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 人。在这 人中，有 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个评选的标准不得其详，但刘瑾与和珅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富翁”了。明朝大太监刘瑾被处死后，在他的家中搜出黄金 万公斤，白银 万公斤，而明末国库仅有 万公斤白银——富可敌国，他可算是一大富翁了。然而与和珅比较起来，刘瑾之辈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据载，和珅的家产，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有 亿元左右，少说也能抵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大概是 多万两白银，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 年的财政收入。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一位才算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大“富翁”，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大贪官。
和珅其人属于典型的“白手起家”型，他并非不学无术之人，相反还是一位勤勉刻苦、智慧超群的办事能人。他不仅工于权术，还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史书上记载，和珅为了博得乾隆的好感，竟然学习乾隆的书法，后来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紫禁城许多题字都是和珅代笔的。还有一说是编撰《四库全书》耗时数十载未能完成，后来换了和珅，他拨冗提纲，很快便完成了，由此我们看到，和珅是很会办事的。
和珅在乾隆一朝的政治舞台上表演了20 多年，虽有很多人对他不满而屡次攻击他，但对他却又毫无办法，这其中的原因，除去和珅深得乾隆欢心，给自己找了个牢固的靠山外，也与其在官场苦心经营多年，形成一个巨大的小人圈子有关。欧阳修的《朋党论》中说道：“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对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最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这是和珅能形成势力集团的根本原因。
和珅发达之初，只是一个凭借皇帝的一时赏识就飞黄腾达的新人，他的官职直线上升，当然可以令朝中的大员们对他刮目相看，心中产生畏惧的情绪。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在朝中没有自己的一方势力，如同根基尚浅的芦苇，禁不住风雨的侵袭，难以长久安身。所以，
老狐狸和珅发迹之初，就极其注意培植自己的亲信，为此，他竟达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国泰本是一个纨绔子弟，看上去非常蠢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和珅结识了国泰。在和珅看来，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外表憨厚，实际上却是精明到了极点，国泰一定就是如此，所以，和珅就打算将国泰收为己用。国泰当上总督之后，家资富有，用金钱是很难令他动心而甘愿俯首帖耳尽献忠心的。为了换取国泰的忠心，和珅想到了美人计——把纳兰嫁给了他。自此，国泰就成为和珅的一名忠实的爪牙且深深地安插在了地方上，为朝中的和珅通报消息。
由于和珅能够谨守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原则，向和珅行贿，只要能让他满意，行贿的人大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大批心术不正的官员。他们都巴望着能找个机会，向和珅表明自己的诚意。于是，每到节庆的时候，和府门前手执礼单的人总是排成了长队。各地送来的礼物，更是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除了白花花的银两，更多的是奇珍异宝、珍稀古玩，以致嘉庆帝查抄和珅家产的时候，查出的许多物品竟然比皇宫所藏还要罕见。当和珅的夫人冯氏为他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各地官员闻风而动，抓住机会向和珅大献殷勤，送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拥向京城。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或利益，或美人，或权位，和珅把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笼络到自己的旗下，从而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圈子。和珅深谙这样一个人生哲学，那就是不能吃独食。人活在世，要学会与人分享，这样你才能逢凶化吉，因祸得福。同时，一旦手下人明白与自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和珅深知聚集在他周围的多为贪慕钱财、虚荣的小人，但是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办事，忠于自己，同样就可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