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春节，前所未有的共和新国出现在地平线上，青年邵飘萍登临杭州吴山，“左盼钱江，右顾西湖，一如美人绰约，一如英雄叱咤，可望不可即。”所见所闻更让他百感交集，感到可佩，可敬，可爱，可喜，又可哭，可怜：
可佩的是“国民协济会”的宣讲团，在自己家吃饱了饭，往吴山各处宣讲，“讲的都是共和国最要紧的知识”。听者如堵，几乎把变戏法和西洋镜的生意都夺了过来。
可敬的是“女子策进社”社员的热心，大年初一也到吴山来分发孙中山的演说稿，她们明白多分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知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和政治的阻力就少了一分。
可爱的是“国民协济会”宣讲员张摩诃通慧和尚带来的惠田孤儿院一班学生，他们组织“学生负贩团”，以改良商人的不良习惯、提倡国货为宗旨。那班少年学生个个踊跃活泼，对人恭敬有礼。
当然最可喜的是——“革命一革，把那班大人的绿呢大棺材，同太太、跟班的马弁，都不敢来污辱我吴山。上山觉得便了许多。”
可哭的是几个似士兵非士兵的士兵，不文不武，不死不活，口中都含了讨厌的香烟，在那里同卖香烟的贫苦儿为难。
可怜的是吴山上的乞丐，有无手的，无脚的，有手脚、眼睛都无的，其褴褛之衣、憔悴之容与游人中的粉白樱红湖绉，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的吴山是杭州的一个中心，远比现在热闹，繁华不在西湖之下。飘萍的这则随笔发表在《汉民日报》1912年2月23日，活生生地画出了新旧交替之时的杭州，特别是其中传达出的那种新气象，让我们在近百年后依然有身临其境之感。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一个报人，邵飘萍（那时叫邵振青）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他敏锐的洞察力，这一点，他初登新闻舞台就显示出来了。1911年12月18日，他在杭州《汉民日报》驳斥严复所谓“人民程度未至，不适于共和”的国情论。1912年1月19日，他在时评中说：
袁氏奸人，多诡计，苟闻其能使清帝退位，即信其赞同乎民军，而北上之师缓不进发，且欲认专制魔王为吾国总统，则袁氏将挥北方残虐无理之贼兵，实行以暴易暴之举动。此时共和安在？民国安在？革命成功安在？
1月22日，他的时评说得更直接——“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到2月24日，大局已定，他说：“昔之病袁，非有仇于袁之个人也，为大局也，袁能顾大局，自可受人民之委任以为总统，然苟袁氏今后之举动有稍负人民之委任者，则振青仍当以秃笔诛之，非谓一为总统即神圣不可侵犯也。”
新生的民国舞台上，到处都是让他愤怒和不平的烂事。但他决心以报为媒，不断地报道事实真相，将假共和变为真共和。从西子湖头出发，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邵飘萍（1886—1926）生于浙江东阳，在杭州前后只生活了5年多，但这几年对他的一生来说是关键的。正是在杭州求学的3年，他确立了新闻报国的志向，在《汉民日报》的2年，则是他在新闻舞台上最初的演练。
1906年，他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梁启超的文章曾让他如痴如醉，他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入学不久就开始为上海的报馆做“访事员”（通讯员），常写些杭州或金华的通讯稿。他的浙高同学中后来从事新闻事业有成的还有陈布雷、邵元冲，但只有他一人以新闻事业终一生并以身相殉，其他两人都是中途弃文从政。在同学张任天（后来一起办《汉民日报》）记忆中，他在浙高期间，“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我们都很推崇他。”陈布雷回忆录中提起当年的同窗友好邵飘萍，称誉他“才气横溢”。
大约1908年春天，杭州各公立、私立学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联合举行运动会，在图画教师包蝶仙的指导下，邵飘萍等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正式办报的一个小小前奏曲，张任天回忆说：“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三人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16开蜡纸版油印而成，……分发先生、同窗和社会名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是我们三个人办报生涯的开始。”陈布雷也说这是“练习新闻事业之始”。
早在少年时代，邵飘萍就在金华和革命党人、办过《萃新报》的张恭有过接触，他认同光复河山、创立民国的革命，对秋瑾始终怀有敬意，曾与秋瑾通信，而且很可能在杭州求学期间见过秋瑾。1911年12月31日，民国诞生的前夜，离秋瑾被害已有4年多，他在《汉民日报》发表的随笔中说，当时他翻捡旧物，见到秋瑾昔年写给他的亲笔信，感慨难已：“尝忆接到此书时，距秋女侠之死已半月，初闻之而大惊，继审视邮票上之月日，知为秋女侠被害之前五日所发者，欲寄回书，已无从寄矣。呜呼！”但他对新闻抱有更强烈的兴趣。清末民初的普通社会心理对报纸从业者十分鄙视，被看作“不名誉之职业”，受到官场仇视和社会轻薄。这些邵飘萍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说，社会之所以不重视访员，一半是由于缺乏对新闻事业的重视，一半是由于访员大多数缺乏新闻知识和训练素养，其中有许多不能自重人格的不健全分子。正是从黄远生和邵飘萍开始，真正提升了新闻记者的地位。
邵飘萍在杭州读书时开始为上海老牌大报《申报》撰写通讯，毕业后回故乡金华任教，仍继续撰写通讯，被聘为“特约通讯员”。1911年11月杭州光复，他应老报人杭辛斋的邀请，出任《汉民日报》主笔，1913年初杭辛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由他全面主持《汉民日报》笔政。期间，他为上海《申报》《新闻报》做地方通讯员，1912年1月起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并被推为全省“报界公会”干事长。
《汉民日报》本是浙江军政府的机关报，提出言论宗旨是“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杭辛斋任经理，日出对开两大张，广告、新闻各占四个版。新闻版先后有公告性质的启事、要件、专电，及时评、专电、译电、要电等新闻、读者来稿、副刊等。其中最受人欢迎的是邵飘萍短小的时评、随笔，他为新生的民国歌与呼，自始即对袁世凯表示强烈的不信任，表现了一个报人的敏锐洞察力。他在短评中对孙中山的让位、袁世凯的狡诈、趋炎附势的议员、当地的权贵都有尖锐批评。1912年3月16日，袁世凯刚下了一个禁绝贿赂令，他马上在《汉民日报》来一句“请自大总统始”。他直斥“交通卿”梁士诒是“卖国之贼”，“民政卿”徐世昌“昏庸无知”。
《汉民日报》是邵飘萍进入新闻界的第一个平台，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经出手不凡，因笔锋犀利，“为时人所重”。这一点只要看看这些题目就知道了——《正告财政司长》《今日之灾与他日之灾》《省检事长亦应停职》《不知法律之省法院长》《敬告官厅》《请省检事长自请停职》《为天职报被毁敬告检厅》等。从1911年11月5日至1912年11月30日，他在《汉民日报》发表大约186篇文章，大多是短小精悍、笔法老辣的时评，到1913年春天宋教仁被刺，舆论环境恶化，他的尖锐评论只能在《申报》发表。
当然，他的批评矛头所向主要还是当地的权贵势力。1912年4月11日他就直言：“浙省光复，秩序之安宁为他省所未有。然光复以后，措施无方，百举俱废，财政紊乱，即其一端。府司多滥竽之才，人民有饿死之惨。衙署俱备，不见进行。经费徒耗，国无裨益。前途之危，有岌岌不可终日者。”
他讽刺官吏丑态，“未得委任状以前，东奔西走，到处钻营，政界之消息，亦若甚为留意。及委任状到手，便影子都不见。问之其友，曰：雇长班，凭公馆，接老婆去了。”
1912年3月，浙人与洋人发生莫干山、宝石山风波，邵飘萍批评权贵强占风景名胜之地：“近来以来，各处名胜膏腴之地，类多为豪强所占有。如王省三、盛宣怀、崔永安等，无不各购有广大之地产。”
时任浙江财政司签事的虞廷恺，官虽小，权很重，“种种腐败恶劣行为，久已脍炙人口”，1912年5月8日到12日，邵飘萍秉笔直书、连写多篇时评予以揭发，毫无顾忌。他甚至讽刺浙江当权者朱瑞和袁世凯是“猪”、“猿”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