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美国的精英在教育上是绝对有竞争力的。中国的富家子弟和美国的富家子弟比学业，肯定是比不过。但到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一看就知道，同样是穷人，外国人就明显高出美国人一头。更糟糕的是，这些美国孩子常常自我感觉良好。
这是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第二学期。
“从1502年到1860年，有将近1000万黑奴被从非洲贩运到美洲。这些黑奴主要到了美洲的哪个地区？”我向全班提问。
这不是个很难的问题。因为答案在指定的读物上都写得清清楚楚：41％到了巴西，47％到了加勒比和南美洲北端的地区，只有7％到了美国或现在变成美国的原北美殖民地。我布置这些课前阅读的主要考虑有两点：第一，奴隶制的遗产造就了现代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奴隶制的罪恶在美国也被暴露得最多。但是，这仅仅是黑奴史的很小一部分。第二，黑奴是被用来当劳动力使用的。黑奴的走向，说明了当时美洲经济重心的所在。比如美国建国时，美洲最发达的地区是遍布蔗糖种植园的加勒比诸岛。后来成为美国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在经济上仅仅是一个配角。我以为，这些知识超出一般人的常识，但对于理解美国的建国及其早期历史非常重要，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应该了解的。
然而，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不得不重复我的问题，并想出各种办法刺激学生张嘴。终于有几个人开始试探着发言了：“他们主要都到美国来了。”“他们主要在美国南部。”
这时一个波兰学生走进来。她刚刚做了母亲不久，要照顾孩子，又得在异国读书，自然手忙脚乱，每次上课都晚到。她轻手轻脚地找到座位坐下，同时听着学生七嘴八舌的议论，随口说了一句：“他们主要去了加勒比地区吧？”
“好了好了，我们不必再讨论了。”我不耐烦地叫大家停下来，随后逼问，“你们究竟有几个人上课前完成了指定的阅读？”没有人敢应声。“好了，我们得好好谈谈。”我放弃了再讲下去的计划，决定教训一下这些不成器的孩子。“我知道，在一个美国大学像我这么说话会给自己招来很多麻烦，但我不在乎。我必须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们：为什么总是外国学生表现好？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阅读比你们慢得多。为什么总是这几个外国学生每次都完成了阅读并能回答我的提问？”
这几句话甩出来，就像在课堂里扔了颗炸弹。在美国的大学，有一套“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一大堆雷区，要格外小心。把人归类，说这类人好那类人不行是极其危险的。像我这样公然说美国人比不上外国人的教授，学生们大概还没有见过。所以，话一出来，教室里空气异常紧张，几个白人学生露出激愤的表情。我等着他们骂，和他们辩论。但是他们终于没有说话。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生气，也不是因为他们胆怯，而是因为他们教育水平太低，根本不具备辩论的能力。最后有个男生总算发言了：“如果我到外国去读书，我总得作很多准备才会去。既然作了准备，就自然比没有准备的本地学生好一些。我的意思是，这些外国同学，他们来我们这里，都是有准备的。我们则没有。所以他们好像表现好一些。”
我实在听不懂他的逻辑在哪里，不过立即提醒他：“现在我们不是学外国的历史。我们是在学你们美国的历史。在这个领域，外国学生也比你们好。这正常吗？”那个男生不服：“不管学的是什么，人家有准备呀。我们没有。所以有劣势很自然。”
这时坐在前排的一个女生忍不住了：“我15岁随父母从波斯尼亚来的。家里没有钱。我也不懂英语，对美国一无所知。你怎么能说我的准备比你好？”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反击，美国学生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马上招呼他们：“你们有道理讲嘛。怎么能说外国人比你们有优势？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的经历吧。我在28岁时几乎是从头开始学英文。大部分时间是自学。当时我能找到的英文阅读材料，是半年到一年前的《时代周刊》。而且找到这样的材料还得有点特权才行。我刚刚到美国时，学校里到处能捡到《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而且是一两周以前甚至本周的。我如获至宝，全拿回家，舍不得扔。不久家里的垃圾就堆积起来。这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准备’。你们以为我们都是王子才来美国读书吗？你们如果真看到我们当时的样子，可能还以为我们是叫花子。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成功。你们半年前的《时代周刊》会看吗？这些对你们是垃圾，但在有些国家就是宝贝，也许可以拿到黑市上卖！我知道你们可能来自贫困家庭，生活不容易。但比起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来，你们就是天之骄子！不要总往一面想，觉得自己是弱势。怎么不想想自己幸运的地方？你们好好利用了自己的幸运吗？”
学生被我说得一言不发。有人坐在那里生气，但也有人听了我的话轻轻点头。不过到了期末考试，许多学生的表现还是惨不忍睹，我只好给了一堆“不及格”。
我的课堂，与其说是反映了美国教育的现实，倒不如说反映了美国教育的分化。我在耶鲁读博士时，作为助教也教过课。那里的学生并非个个出色，但每有秀异之士让你惊叹，偶尔还能看到有些学生试图在课堂上证明自己比教授聪明。我现在任教的萨福克大学其实也不算太差，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费，比其主要竞争对手马萨诸塞大学贵得多，没有一定的质量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不过，如今美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已经全民化了，想上大学的基本都能上。中高产阶级从四五岁就训练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子弟常常童子功甚深，出色的都进了常青藤或其他著名学府。而我现在的这些学生，如果在过去的年代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如今则跟着大潮流进了大学。所以他们的表现，更能反映一般美国高中教育的水平。
肯努力的外国学生和这样的学生竞争，就好像“上马”赛“中马”，或“中马”赛“下马”，即使有语言障碍，也很容易取胜。2005年《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刊登了波士顿34所高中应届毕业班的告别致辞人（valedictorian）的照片。美国高中有个惯例，每年毕业典礼，要选出一个最优秀的毕业生代表致告别词。成为致辞人，是高中生在本校的最大荣誉。2005年波士顿这34位致辞人中，竟有20位是外国出生的孩子，其中一位还是非法移民之女，正面临被遣返的命运。如今波士顿虽然五方杂处，但毕竟还是个美国的大城市，外国出生的人和外国人还是占少数，而且这些孩子读书时大多面临严重的语言障碍。可是，毕业班的头名，大多被他们摘取。
波士顿的这个数据只是美国教育现实的一部分。在马萨诸塞州2004年的学区排名中，波士顿在373个学区中仅排353位，几乎是最差的。马萨诸塞州连续两年被评为美国“最聪明的州”，主要就是靠其在义务教育上的领先水平。不过波士顿还是不能避免美国大城市的通病：富人移居郊外，公立学校缺乏资金，日益破败。除了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2005年该校的致辞人是位被哈佛录取的中国女孩——是美国最好的高中之外，其他学校大多是穷孩子上的低水平学校。到了波士顿附近富裕的郊区一看，则完全是另一景观，你能领教美国一流教育的气派。学校资源充沛，家长督促孩子读书不遗余力。一个远郊的高中，2005年一年就送了16位毕业生进常青藤。一个外国孩子要在那里出头，绝非易事。
可以说，美国的精英在教育上是绝对有竞争力的。中国的富家子弟和美国的富家子弟比学业，肯定是比不过。但到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一看就知道，同样是穷人，外国人就明显高出美国人一头。更糟糕的是，这些美国孩子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最近，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主席、前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出版了一本书：《三十亿个新资本家：财富和权力向东方的大转移》（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指出美国在国际竞争中，正在输给即将有30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美国的教育系统实在问题太大。美国12年级的学生（高中毕业班），数学能力在全球属于最差的10％之列，但是他们的自我估价，则是世界第一。也正是这种又无知又傲慢的状态，逼得我不得不停下讲课，和学生有了前面讲述的那么一番交锋。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的书虽然有不少夸大其词之处，但还是讲了许多真话。比如，他说现在一些公司把白领工作外包给印度，并不仅仅是印度人比美国人饿、愿意领低工资，而且还因为人家比美国人训练好。如今美国的精英训练得很严格，绝对有国际竞争力。问题就在于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方面因为自己是美国人就觉得有了些特权、应该过好日子，一方面又没有超出别人的本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劳动力竞争的起跑线越来越接近，他们很快就会被淘汰，成了第一批受害者。而这些人在美国基层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其政治力量极其可观。他们一旦看到自己在竞争中赢不了，看到中国人和印度人比他们过得好，就可能在政治上发难，把美国推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去。
在20世纪，种族主义在美国南部穷困的白人中最为得势。因为这些下层白人一无所有，仅有的一点特权，就是自己是白人，比黑人高。你要黑白平等，就算碰了他们的命根子。所以代表穷人的民主党，本来主宰着南方，可是一出来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就把整个南方送给了共和党。因为那里的下层穷人咽不下这口气。如今的全球化也有类似的现象。中高产阶层的美国人，因为自己训练有素，有信心和任何人竞争。他们不怕全球化，而且认定自己将是全球化的赢家。下层老百姓则不同。他们什么技艺也没有，唯一有的，就是美国历届大选中反复被重复的一句爱国主义豪言壮语：“我们是美国人！”这个“美国人”的身份，使他们感到自己比别人生活得好就是自己的“天赋人权”，根本不觉得自己应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百姓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旦中国、印度崛起，生活水平逼近他们，他们就会先起来抗议。所以，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将来都住在美国。美国教育的分化，是未来贫富分化的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困扰美国，而且贻害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