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自流镇，有两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黄氏，也要为保路会捐款，一位捐龙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据说同志会起初还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作将来购股之用”。简报的编辑总结拔高道：“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
成都学道街刘墨宝去世，还没下葬，其妻徐氏居然也不顾灵柩，先“携银四十两来公司，愿捐作本会经费”，据说这是其夫君的遗愿，而她家里还有三名幼女需要抚养。同志会再三婉拒后，这位新寡妇“恳收再三，始持银含泪而去”。
乐山牛华溪一个姓倪的10岁女学生，找出自己的压岁钱5元，“泣恳其师”代寄成都以作保路经费。
仪陇县有个叫鲜星一的师爷，曾经在德国领事馆担任文案，“因意见不合，投笔归里”，本有终老林泉之志，此次为保路同志会而复出。其妻张氏某，正在娘家探亲，闻讯后立即返家，向丈夫表决心说：“倘有不测，先生以身殉国，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会即妾死所也，虽有遗腹弗恤也。”只是不知夫妻的闺房决心，如何却又传播到报端来了……
最为雷人的，还有位“女同志”写信给保路会，预约自杀。据说，这位名叫“秀参子”的外地女子，和家人“历游”到金堂赵镇，接到丈夫从成都来信，谈及川路的纷扰，认为“近今世界均势政策，外债未尝不可”，该女子对丈夫如此观点大不以为然，不仅回信“规谏”，而且要请保路会告知她代表赴京之日，她已经决定在这一天“北望自刎，以送代表，以拼于代表争死之先。”当然，这个故事昙花一现，没了下文，很像是同志会文牍部的秀才们编的小说段子。
《启智画报》在9月4日刊登一篇《羞死那无志气男儿》，说是崇义桥地方保路同志协会成立后，派人在火神庙演讲动员，听众不少。散会后，同志会的人在神道碑前，看见一个妇人坐在路边放声大哭。问她为何，她说：“我哭的根由有三宗：一为朝出奸臣，卖路于外人；二为本地方少爱国的男子出来争路；三恨自己是个女人，不能担任一切事务。所以哭。”显然，这篇报道就是要刺激下“本地方少爱国的男子”。
照例盛宣怀依然是女同志们的诅咒对象，成为各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卖国卖路，欺君蔽民，乃我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有女诗人写诗痛骂，大大提升了谩骂的技术和艺术含量。最为夸张的，是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写给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报告成立函”，这家故意选在观音娘娘生日这天，在观音阁内成立的女子同志会，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大堆杰出女性后，以说大书般的口吻痛骂盛宣怀，并且问候了盛家男女老幼，充满了怨毒和戾气：
呜呼！盛宣怀！尔真无良心者也；尔真蔑视我先朝之明诏也，尔真欺凌我华胄之子孙也，尔真卖绝我四万万方里之版图也，尔真杀掠我四百兆人民之生命财产也！
呜呼！盛宣怀！尔真死者也；尔真是鬼作祟者也；即割脔尔妻子，肉剥尔父母，掘毁尔祖宗之坟墓，烹醖尔身，以分享吾民，恐犹不足以赎尔罪也！
呜呼！盛国贼！尔岂谓川中无人耶？今者各地同志会之成立，十已八九，全川人民联络一气，誓死进行，认定宗旨，约破而奸谋破，保路而全国保，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路归国有，其如我民之不愿何！众口铄金，聚蚊成雷；泰山虽高，基于土壤；江海虽深，成于细流。堂堂中国，以衣冠礼乐之乡，文明灿烂之地，岂令魑魅魍魉横行，无毫发之忌惮，恣睢不法，为所欲为耶？
这篇鼓词，把“四万万人口”弄拧成了“四万万方里之版图”，而“外款虽多，其如我民之不借何”一句，不仅是活脱脱的街头女子相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架势，而且如同同志会的歌谣里说：“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出租股我们都甘愿，为的是要保四川铁路权。”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老太太发飙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轰轰烈烈成立后，不久就音讯杳无，如同那个年代其他一大堆速生机构一样。那位要同志们为她绣遗像的朱李，似乎也人间蒸发了，此后在史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估计是跟着夫君一起到了重庆，当夫君成了端方的幕僚后，她也就修成正果，顾全大局，不出来混了。
朱李消失了，女同志们的激情仍在，主角换了位老太太——毓秀女学堂校长罗旭芝。
罗老太太是个有文化的女性，干练老辣，组织能力又强。她其实对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并不满意，曾在7月17日致信同志会，从国际大势的天边开始讲，拉回到四川保路的地头，不仅将保路运动上升到了“恐遭印度、朝鲜之祸”的民族存亡高度，而且批评保路同志会光说不练：“日闻诸公之力争，不闻诸公之办法，无办路之条目，以何对付邮传部？试问如此巨款，川中之富户，可以口舌动，当不必议租股，路资已有余储，又何至于涓滴之积，用之如泥沙耶？官办无成，绅办更无成，即使争回路权，满人将何以凭信而出款不惜也？”
她直击要害，比任何男子更深刻地看到了问题：“凡事先有可以自信，然后方能取信于人；动曰要人出款，势必有以取之而人不之疑；否则不过一场文明壳子，吾恐遗笑大方耳。”她因此还向保路同志提交了“九策”，对如何管理提供了相当中肯的意见。
罗旭芝也给川路公司写了信，被退了回来，要她把发给同志会，她很生气：“谓老朽所询保路各节，不应向贵公司言，当函告同志会，以此见责……老朽少所闻见，仅知保路同志会所，设于贵公司；且保路即所以保公司，为同志会之首，宁知其内容，固有秦越之见存耶！老朽不识忌讳，该死！该死！”痛揭了川路公司与同志会的掩耳盗铃。
大概是实在看不惯川路公司的颟顸和同志会的空谈，罗老太太决定自己拉山头单干。就在朱李策划的首家女子同志会开张不到一个月，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启事，罗老太太要成立“四川女界保路同志会”，订于8月2日（农历闰六月初八）开成立大会，地点就在老玉纱街的毓秀女学堂。这样，成都市内就出现了两家女子同志会，当然，朱李开办的那家最后偃旗息鼓了。
谁了没有料到，罗记女同志会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还闹出了不小的动静。8月28日这天，罗老太太甚至决定集体到总督府请愿，真如成行，这就是有史以来中国妇女第一次集体游行示威。
当天上午9点，已经有2000多女子集合于毓秀女学堂，10点钟，堂内已经爆满，“而翩跹而来者，尚络绎不绝”。当地的巡警一看不妙，与罗旭芝商量，一边赶紧关闭学堂大门，将后来者请走，告诉她们今天暂不请愿，各位请回；另一边则请已到的人安坐，说服她们不必集体上访，而只需要推举代表。罗旭芝同意，于是众人选出了以她为首的8位代表。代表们出发后，其余人就在学堂内纷纷演说，不久代表返回，说是总督赵尔丰同意将她们的要求代奏北京。堂堂总督也点头称是，众女子便不免得意，颇有成就感。其实，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大快人心，就是不少平日里的“弱势群体”都在这时扬眉吐气，大有翻身做主人之感。
“小兄弟”的血书
保路同志会发布“破约保路”宣言的第二天（1911年7月6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的总部，接待了几位不速之客——6名小学生。
为首的是年仅11岁的黄学典（学典是其字，其名为季陆），华阳初等小学堂的学生，原籍永定（今泸州叙永县）。他们一开口，就把接待他们的川路公司总务部的袁某吓一跳：这些孩子居然组织了一个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已集合同志三百余人”，但还没有会所，上门来请川路公司提供一间空房办公。
黄学典说，自己等人愤恨“盛(盛宣怀)贼卖国，欺我皇上”，因此结成同志会，“以死争路”。
袁某表示，借房的事情须经干事会议讨论，私人碍难即复，明日午后三钟一定答复。他怕孩子们的积极性受挫，随即请成都著名的大儒、同志会负责人之一蒙公甫和孩子们谈谈心。
蒙公甫询问孩子们成立同志会的宗旨，孩子们说：“破约保路。”
蒙公甫又问：“约不破、路不保当何如?”
孩子们说：“我等愿赴京面见摄政王、邮传部死争。”
蒙公甫被深深感动，说：“君等小豪杰何必死，我等当先死，留君等他日成我等强国之志可矣。”边说边哭，孩子们也跟着哭，直到起身告辞，“犹见其挥泪不已也”。
当晚，保路同志会干事会经讨论决定，不能接受孩子们租借办公场地的要求，并且要婉劝其解散小学生保路同志会。
7月8日下午三时，小学生们又来到了同志会，这次来的代表，增多到了15人。同志会倒也认真对待，颜楷、罗纶、邓孝可等负责人亲自接见，向孩子们通报了保路同志会的决定。
黄学典等为首者“坚执不从，语极肫挚。时旁观者麇集，皆叹息泪下。后经再三以缓急轻重反复譬晓，劝其暂且读书，养成大国民资格，备将来爱国之用。”孩子们还是表示，小学生同志会的报告章程业已发出，不能失信于人。昨天他们就想在海会寺集会，但因故未成，到处寻找会所而不得。
众人被他们的诚意感动，就推翻之前的想法，表示愿意提供会场，供他们做一次演讲。随后，就取了他们的入会名册，却惊异地发现，孩子们居然也有血书签名者。同志会的“喉舌”在报道此事时，感慨道：“嗟呼！为父兄者慎劝其勿再如此。天乎！演出此极端悲惨之剧，罪果在同志会众乎?抑在盛宣怀之荧惑政府耶?”盛宣怀又成了股东孩子们写血书的罪魁……
小学生的演讲，在8月2日正式亮相。这天，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欢迎各州县来省参加股东会的代表，据说到会者有“六七千人”。当小学生同志会的会长黄学典登台时，众人都被这位小男孩老气横秋的“大人话”震撼了：“吾国之不强，由于国民之不爱国。前此老大国民，吾不敢言，吾不忍言！今岁幸从请先辈后，发起小学生同志会，顾自恨能力薄弱，恐终难达破约保路之目的，特以一言为我诸代表先生约：即望先生归里，寄语我少年同志，亦如我少年等之发起斯会，热心爱国，同济艰厄，则此心稍慰。如以我等小儿为不足轻重，匿焉不传，或传焉不尽，则无如先生何，惟有一哭以动之。”这是同志会会议纪要所记录的讲话，但似乎总不像是孩子能说出来的，甚至也不像成人的口语。
总之，小黄会长说完就放声大哭，“众皆大哭”，“盖自开会以来，未有如此之感恸者”。
这位能言善哭的黄学典（黄季陆），从此就成了一位小小政治明星，不断地登台讲演、参加示威游行。长大后，他先后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并成为国民党高级干部，是坚定的反共者，国民党战败赴台后，他担任过内政部长、考选部长、教育部长、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等。
黄学典哭完后，另一李姓小学生登台，倡议在全省各地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且动员孩子们捐款，“初等学堂人日助一钱，高等学堂日助二钱，果全川童子人人一钱，以人数二千万计之，每日可集钱二千万串”。
人人感动之余，蒙公甫冲上台，抱住了这孩子，痛哭着向全场说：“我辈所以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今小兄弟等热诚惨苦有如此，吾辈焉得不痛。”“台下万众无不痛哭失声，在场之兵，在场之巡警，均莫不痛哭。兵中有攘臂且喊曰：‘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尽管痛哭流涕地要孩子们为将来而多保重，四川保路同志会似乎并不想真正取消这个附庸于自己门下的少儿组织。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冲突的不断加剧，在越来越激烈的请愿活动中，小学生们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宣传工具。
8月26日，同志会居然动员了200多名孩子，集体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到总督府门前，集体下跪，放声大哭。在他们提交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代奏中央的信中，虽然总是不断地强调自己“三尺童子”、“髫龄孺子”、“乳臭小儿”等，却通篇都是老道的公文口气，而且文采斐然，开头便是“窃惟钓者何爱鱼儿投饵、猎者何乐兽而设阱、外人何德我儿借款修路，此三尺童子皆知为诱我者，岂堂堂部臣如盛宣怀等，尚不知诱我，而借重以修路耶？殆自私之一念误之耳。”语气分寸拿捏得十分老到，显然绝不可能出自小学生之笔。其后就是同志会的老套路，极言借款修路将亡国灭种，自诩为“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蓄项血以杜奸党之谋”，要求皇上“乾纲独断”。
随即各校宣布罢课，到了9月2日，在同志会的统筹下，成都全体学界成立了同志会，而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学生联合会”成立会议上，学生们有的建议联络学生军，有的建议应当永久罢课，闹哄哄的，很多问题无法议决，能一致通过的就是罢课、退学、还乡。
四川之大，终于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仇恨、不妥协的极端政治的种子，在新一代人的心里扎根、萌芽，并且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