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中央占着法、占着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而地方官员则占着情、占着势，希望能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没有错。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更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淘空。
只是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自己则真正应了中央的批评，“养虎成患”，最终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
2、痞子运动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就演变为痞子运动，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在暗夜的阴影下，不安的气氛在蔓延……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里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期待、紧张与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气顿消，凉爽怡人。大雨也带来了麻烦，设在川汉铁路公司内的“特别股东大会”会场“积水盈寸”，股东大会的开幕式只好延期一天。
口吃雄辩者
四川地方政府对这次股东会予以了高度重视。四川总督赵尔丰亲自带队，省各部门负责人、首府成都府、两个首县成都县与华阳县的领导也列席了会议。
可能因为领导们的莅临，这个会议比三天前四川保路同志会欢迎各州县股东代表的会议，花架子的仪式感似乎还少了些。三天前的那次欢迎大会，不断地演奏军乐：会议开始，奏乐；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奏乐；同志会会员与股东各占一边，先是同志会会员向股东行鞠躬礼，股东们还礼，奏乐；各种报告之后，股东们向同志会鞠躬，同志会还礼，奏乐……尽管繁琐花哨，却令来自州县的股东代表们大大领略了同志会的手段和能量，等于是为今天的股东大会做了精神上的动员。
股东大会宣布开幕，主持人通报，到会股东364人，股东代表237人，共601人。随后介绍到会的省领导，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项议程，就是请省领导赵尔丰训话。赵尔丰的讲话十分低调、诚恳，他表示自己“频年边疆戎马，与诸君别久矣”，现奉命回到成都，下车伊始，正好赶上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良深欣慰”。赵尔丰说，川路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自己在边疆时就已经听说不少，但信息都相互矛盾，现在刚刚到任，还谈不上“训词”，只是想提醒大家：“兹事关系重大，必须慎始图终，在诸君具爱国之热忱，事必期于有济，惟当维护秩序，恪守范围，无事浮夸之议论，力求适当之解决。”这等于说，在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他作为四川总督，并不介意保路运动，只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将“相见以诚、折衷至善”。同时，他也希望川路股东们“毋舍事实以求结果”，把股东大会开成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大会。
领导简短的讲话后，便是股东演说，前面两位无非控告盛宣怀如何卖国而已，老调重弹，大家听得生腻。而第三位登台的股东代表张澜，将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赵尔丰，令会场气氛登时兴奋而紧张起来。
张澜此人时年38岁，南充人氏，曾以廪生资格执教于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并被选送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教育。在日期间，他就热心政治，倡议慈禧太后退朝，被驻日公使押送回国。他于194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在三天前的同志会欢迎大会上，张澜“字字血忱、语语精神”，把破约保路等同于爱国，以是否赞同破约保路来划分是爱国还是卖国，“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吾仇亦亲之；不赞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结果引起会场强烈共鸣，“有狂呼者、有掩泣者”。此时，他又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冲着赵尔丰说：“适才赵大帅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感激的。但是大帅所说，我们股东究有不解之处”。
他接着说：“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为国有亦只言哪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攘去，抵补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
张澜说：“又谓因民间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此回因收路国有而借外债，因借外债而有用人用钱查账悉归外人之约。在朝廷一面不可谓无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股而借外债以为是深恤民艰似矣。然试问：朝廷于租税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常捐输、肉厘、酒捐、油捐、糖捐种种，皆有加无已，何不一恤民艰?独于租股一项要恤民艰?明明夺我们百姓的权利，反以为恤我们百姓的艰难，有此谓吗?”
张澜接着说：“至将修路的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此策我从前曾闻某巨公(指端方)说过：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债，且中国官绅对于公款多半侵蚀虚糜，既借外债，便要把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方免侵蚀虚糜诸蔽。不料今日竟实行其言！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贤者?”
张澜说：“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的不说吗?”这时，会场上开始有人抽泣，接着便一阵号陶大哭。
张澜说：“我们川人是较贫穷，但为修铁路，我们再难也要出钱。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一般官吏不剥克人民，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信用能立，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起的”。
张澜认为川路倒款主要是由总理不得人，“倒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们川人?如使公司总理为我们股东所公推，倒款我们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宜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
张澜说：“我们股东只知道路当保，约当破，纵使将来不幸路款再有亏倒，我们四川的股东宁肯含辛茹苦，再吃倒款的亏，断、断、断断不能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宜怀，来吃亡国民的苦！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心死，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他一着急，又口吃了。
保路同志会报告书中记录下的张澜讲话，其中穿插的“拍掌”、“大拍掌”、“大拍掌，声震屋瓦”等，居然有19次之多。
史料没有记载赵尔丰在场的反应，但张澜实际上将矛头对准的还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宜怀”，对于赵尔丰来说，未必就是刺耳的。实际上，之后赵尔丰对保路运动一直给予很大的宽容。
股东会开幕之前，保路运动其实已经疲软，8月2日的《西顾报》就指责同志会说：“同志会成立之初，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乃曾几何时，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进取，今忽变而为严防暴动，前之力主公开，今忽转而为谨守秘密，前之逐日开会，今又变而为月余始举，观此情形，日缩一日，真有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概。”张澜在股东会上讲话的效果，立即呈现出来：原本已经疲软的保路运动，犹如服下了大补药一般坚挺。第二天的《西顾报》详尽报道开幕情况，印刷了创记录的15000份，依然供不应求。
针锋相对
川路公司的高层，虽然在企业管理和修建铁路等“立”的方面极不在行，但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破”的方面，却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了开好股东会，其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细，不仅精细筹备会议议程及材料，甚至连代表住宿这种细务都考虑周详，指定铁道学堂为“股东招待所”，“如客满时，可推广悦来旅馆暨青石桥各栈”。毫无疑问，这小小地带动了成都的旅游宾馆行业的发展。
一个专门的筹备机构“股东准备会”也在7月30日成立，成为实际上的常委会。几个人拍脑门定下来的东西，在周密的会场操控下，很容易就成为上千人的全体决议，并进而扩展为数千万人的集体行动，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而且还能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股东准备会”为股东大会确定了4条基本议程：一是“遵先朝谕旨，保全商办”；二是“请停常新捐输，以备宽筹款项”，川路公司虽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开场合自然是不会公然反对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创办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1文，仍然是变相的摊派；四是“设立清算机关案”，也就是查账机构。
在筹备机构编印的白话《路事问答》传单中，详细地解说了川路公司的各项主张，无非是大到爱国，小到保产。这份传单强调指出，盛宣怀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未经过资政院（国会）批准，政府落下的这个把柄正是川路公司的最好砝码：如果中央“改换心肠，欲与人民共谋交通”——当然，必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民”，就积极协助筹款、推进建设；如果中央对川路的要求“出以责难手段”，则用此冠冕堂皇的“官话”来对抗；如果依然无效，则上升到“内阁以假立宪欺人民”的高度；再不行，就出以“最终之激烈手段”——传单没有明言什么是“最终之激烈手段”，但也心照不宣。
对于股东大会，中央一直十分关注和担心。在大会之前，负责铁路改制的两位中央大员盛宣怀和端方，一方面不断致电仍在藏边的赵尔丰，催促他立即到任，以便掌控局面；另一方面也连连致电四川省政府班子里比较可靠的藩司尹良，要求他立即取缔各种非法集会，坚信这些“所希图滋事者，年少学生居多”，而“川省正绅”并不反对铁路国有。
盛宣怀在成都的眼线周祖佑也报告说，已经赶到成都的股东，“意在图财者居多、正绅股东少有到者”。端方甚至希望，最好能够阻止股东大会的召开，或设法将会期延后。
在关键时刻，急于建功的端方想了个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闹下去，中央干脆宣布铁路另行改线，绕开工程艰难的川东地区，避免与已经相当成熟的长江航线争夺市场，而改走陕西。这一方案本身当然是两利的，但端方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浇油，给了同志会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强势的端方，迅速地成为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卖国贼”。8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批斗端方成了焦点。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发了一份电报给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东会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会。这本是依法办理，不必再做强调，端方此举有点多余，反而在滚烫的油锅中泼了一瓢水。保路派们如获至宝，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宣读，“顿时会场声如鼎沸，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重庆代表、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讲台，逐字驳斥端方电文，认为它“蛮野诬人”，“众辄狂叫以应之”，随即便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复电。
此时，根据最近中央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