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作代表的罗纶、邓孝可等到达总督府门前，正好碰上谈话出来的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等，四人便又再次入内面见赵尔丰。赵尔丰对罢市的举动很不满意，认为如果为了抗议邮传部而在四川罢市，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如果为了抗议川督而罢市，自问没有对不起川人之事。他说：“四川争路，本很文明，因此王护督和我都帮助致电政府。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还能说文明吗？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旧开市。”代表们也只能表示回去再劝说大家，并且强调罢市毕竟不是暴动，还是要请大帅理解和维持。
离开总督府后，几个领导人便邀请各街道的同志会负责人当晚开会。而根据提法司周善培的回忆，会议其实是由他布置巡警道徐樾与川路公司共同召集的，与会者是各街道的“居委会主任”（街正），先保住秩序不乱，再想法开市。
会议于晚上9点在川路公司召开，来了好几百人。先请藩司尹良讲话，他坚辞了，又请巡警道徐樾讲话，他也怕说错，不肯讲。最后只好周善培代表政府讲话，毕竟街正制度是在他5年前担任巡警道是建立的，街正们一大半都和他相熟。
周善培讲了40多分钟，主要提出罢市会造成民生艰难，罢市本是为了争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机利用，因此维护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议还是要紧紧依靠街正们，再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散会后，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约法五章：一、勿在街市聚众；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这在日后的“革命”史家眼中，成为保路派“革命”不彻底的证据。
在成都将军玉崑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以刻下事论，将来怨久愤深，必有大兵劫可虑。”历史证明了，他又一次判断正确。他认为，川事之所以日益糜烂，首先就是前任川督赵尔巽存了私心，选了不熟悉四川政务的胞弟赵尔丰继任川督；其次是代理川督的王人文为了“见好百姓”，一味纵容，酿成大祸。而赵尔丰虽然精明，但不熟悉川务，而且性格刚毅，有“赵屠户”之称，四川形势绝不乐观。玉崑说，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言者多败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后悔……”
死城微澜
罢市第一天（8月25日），除了在大街上搭建“圣位台”的民众之外，整个成都城仿佛成了死城。
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知府于宗潼等，分别赶到“商业场”和“事务所”等CBD区域进行演说，号召开市，但听者寥寥，店铺基本上完全关闭了。
第二天（8月26日），提法司周善培等政府官员，也分段演说，号召开市，毫无效果。罢市也已经蔓延到了成都下属的16个州县、绵州下属的5县、资州下属3县、眉州下属3县及演讲的嘉定府、叙州府、泸州府、重庆府。
这一天，保路派们甚至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赵尔丰还真地接见了他们，同意将他们的要求代奏中央。有趣的是，这批小学生示威的人数，根据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发给陆军部的报告，约七八十人，而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则说有200多人，陆军的内部报告，毫无缩小数字的必要，但同志会的报道，却绝对有夸大数字的需要。
成都市面虽然萧条，但秩序还算井然，除了物价飞涨之外，交通拥堵成为最大的问题。而堵塞交通的，就是大量跨街搭建的“圣位台”。
这一天午后，打金街正在搭建“圣位台”，忽有某局某科员，乘坐三人拱杆轿子，飞奔而来，街邻喝令其下轿，轿子里的小干部不高兴了：“你们供奉皇帝如是之多，我岂能处处下轿？”众人大怒，喝令拉出轿来，饱以老拳，几个轿夫一听，“回头大吼狂奔而去”。野史也记载，成都县令出门办事，民众呵斥他为何见了光绪皇帝神位不拜，他只好出轿，“一路皆神牌，则一路拜，拜不已，遂逃归不敢复出”。这些林立的“圣位台”，“不光轿马过不得，益且驼牛等类，都过不去”。这成为下层民众最为扬眉吐气的玩具。
打着光绪皇帝的牌子，这一手法显然避开了犯上作乱的敏感，郭沫若认为“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它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
面对“圣位台”，官员们是哭笑不得，赵尔丰被迫在8月26日向中央专电请示，这些“圣位台”已经大大阻碍了交通，“可否敬谨将方岁牌焚化，夺其所恃?”保路同志会也深感不便，出面呼吁民众勿在街心搭建灵台，他们用的理由更有特色：如果下雨淋湿了圣位灵牌，就可能授人以柄。
即使到此时，赵尔丰仍坚决抵制了中央要求坚决镇压的指令，认为罢市毕竟不是暴动，“碍难严究”，只能多多加强警戒，但“争路狂热，深入人心，从前警兵，时有哭泣者。军队中则良莠混杂，且皆系本省之人，默审情形，殊不可测”。
赵尔丰的退让并没有获得对手们的尊重和配合。8月27日的《西顾报》，刊登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公开提出：“吾川人即食政府之肉，寝政府之皮，亦不为过，区区罢市，何忌何疑！”文章希望“各街各市，坚持到底，勿为浮言所动，勿为甘言所诱，则成命或可望收回”，不然就是“同归于尽”。同日，赵尔丰连续致电内阁，认为在目前局势下，四川的兵力根本难以防范大的变乱，“环顾左右，艰窘万分，一发难收，大局不堪设想”，政府不能采取强压的办法，必须变通转圜。
8月28日，赵尔丰和成都将军玉崑联名致电内阁，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电文中再度强调：“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当日，端方则参劾赵尔丰已与王人文“沆瀣一气”，“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中央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另派袁世凯出任四川总督，要求果断行动。
8月29日，端方再度致电内阁，弹劾赵尔丰，要求另派四川总督。同日，湖广总督瑞澂致电盛宣怀，同意派兵入川，要求中央责成赵尔丰采取强硬措施，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
8月30日，中央要求盛宣怀和端方，将川路公司的纠葛情况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众疑，这说明此时中央仍然是希望和平了解，以为只要把中央的方案苦心解释清楚，就能消弭大乱。他们哪里知道，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才可能被传达。
同日，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亲自致电赵尔丰，说明借款收路不便交由资政院的苦衷，已将收路和查款变通处理，希望扭转目前局面，请川人顾全大局。赵尔丰则回电说，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川民认为借款未经议会批准，有违宪法，而且，英国领事也已经表态，川路可以剔除出四国银行贷款的范围之外，由川民自修。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赵尔丰无能，败坏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此时，罢市已经“南至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西顾报》更是将罢市上升到了“吾中国可以不亡”的高度。
局势日益失控，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认为商人们“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
抗粮抗捐
罢市一周后，保路派们见局势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9月1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致电北京，集体请求辞职，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弹劾盛宣怀等，火速寻求救急弭乱办法，“不可由盛宣怀敷衍操纵”。地方班子要求总辞职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抗粮抗捐”，“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并且“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武装保护家园。事态升级了。
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
当天（9月2日），中央命令端方火速带兵入川，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解散。赵尔丰致电内阁，称不可强压，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此时，英国驻成都领事突然拜访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为对四国借款合同不满，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了，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外国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电话给北京英国公使，请他设法劝商人修改。”
周善培大喜，连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点修改意见，并翻译成英文。次日便送达了英国领事。随后，英国领事回函，说已经急送北京使馆，一周内必有答复，希望川路公司“转告成都人民安心暂待，勿过忧虑”。
次日（9月3日），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罢市已经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息的希望，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拖延下去，局势将危险万分。于是，军、督、司、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同时通告英国领事的态度。
吊诡的是，推动抗粮抗捐的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官绅联合维持会”，这其中，除了保路派之外，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根据周善培的回忆，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罗纶就明确说：“罢市太久，想拿罢税、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开了市再想办法。”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罢市已经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政府远在北京，一点也不感觉，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军督（将军与总督）联名两次电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答复。政府从容不迫，可见罢市不是感动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应该想一想，一件武器无效，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个武器呢?”其实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
玉崑在家信中说：“刻下民心固结，已成团体，决意死争，水火之势，两不相下。”商铺依然紧闭，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土匪遍街静听，乘机而起，新军、防军均系本地，难免结心，临事恐难应手”。各种股东会、同志会、协会、维持会等名目繁多，而且都设立严密的机构，发放薪水，各州县解送省藩库的60多万两款项，被阻挡不得入城，“种种形象真如悖逆”，“将来定必决裂”。他自己感叹道：“可叹我到川甫及半年，未尝一日省心，未受一日之福，又蹈庚子景况也……如无福，事出意外，亦是命也！”
至此，川路公司及四川的立宪派们，想把运动控制在“避免暴动”的范围内的努力，彻底失败。
同日（9月4日），赵尔丰、玉崑等终于等到了中央回电，心头一凉：传旨申饬，同时，严令端方带兵入川。此时，同盟会刘安邦等人正在长沙密谋武装暴动，更多的同盟会与四川帮会的人都在加紧准备，大爆炸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