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是20世纪著名的报人、记者和学者。1950年以后在香港、澳门及南洋地区从事报业活动。早在抗战年代，郑子瑜青睐于曹氏的杂感。但是一直未有谋面机遇。50年代中期，香港语文教学研究会慕曹氏大名，邀请他谈语文教学问题。曹聚仁将40年代由叶圣陶、朱自清合编的《国文精读指导》和《国文略读指导》推荐于语文教育界，并将《语文略读指导》重订再版。郑子瑜是海外中国语文教育的专家，曾参与许多中学语文教科书编纂工作，他自己的多篇范文也曾入选其中。50年代末期，新加坡的商务、中华、上海、世界、南洋五大书局，联营教育供应社，出版华文教科书，郑氏应聘任新加坡教科书编审而曹氏应聘任新加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语文与文学科的小组顾问，参与订定课文的编目和校阅选文。当时，郑氏与曹氏不谋而合，出于同样的目的——振兴华文教育，他将《国文精读指导》改订再版。
郑子瑜改订的《国文精读指导》对叶、朱二氏原编有较大改动，只保留欧阳修《泷岗阡表》、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柳宗元《封建论》等四篇，删去胡适《读新诗》、蒋介石《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又将原编鲁迅《药》改选《秋夜》。这本《国文精读指导》的导读“指导大概”是由郑子瑜撰述的。因为两人不约而同从事同一件事，曹氏居香港，而郑氏初抵星洲，于是，他们开始了稀疏的通信。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冯明之，因读过郑氏改编的《国文精读指导》，便开始与郑氏通信，讨论语文课本的编辑问题。郑氏曾赴香港拜访冯明之，并邀其做中介看望曹聚仁，但未能兑愿。在60年代以前，郑氏只与曹氏偶通音信，未谋其面，仅仅神交而已。
1962年春，郑子瑜首途日本讲学。日本汉学界实藤惠秀，增田涉亦是曹氏早年友人。由日本返星洲路过香港时，郑子瑜受到居港文化名人的邀宴，其中便有景仰已久的曹聚仁，还有叶灵凤、李辉英等名家。初次谋面，曹氏等人说，早已读过郑子瑜于196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郑子瑜选集》，惊异于他在新加坡资料难寻的情况下居然能写出《〈秋夜〉精读》这样颇具创见的文章。甚至有人随身携带《郑子瑜选集》，邀其签名。前辈学人提携后学的美德，使郑子瑜感动不已。在郑氏看来，“曹聚仁先生为人诚挚，待人勤恳，交友不分辈分，所以凡是和他交往的人，都很喜欢他”（《我与曹聚仁的交往》，《香港文学》1999年4月），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典范。
1964年，郑子瑜再赴日本从事研究和讲学，会见了“新村主义”的创始人武者小路实笃，是经周作人介绍而去拜见的，周作人更是曹聚仁的知心好友。郑子瑜在日本时，曹编纂过一份简略的《周作人年谱简编》，这件事引起了曹聚仁极度关注，在郑、曹通信中，关于这份年谱简编的日译问题，占了书信的绝大篇幅。周作人晚年颇有史料价值的《知堂回想录》的出版，曹聚仁是催生者。令人感兴趣的是，曹聚仁晚年将《蒋梦麟的两段话》寄给郑子瑜，“是想藉蒋梦麟（原北大校长）的话以证明周作人留在北京，是为了保全北大图书文物，并以此为周作人附日作辩解的”。但郑氏不苟同此说，“我以为当年周作人在北京的出处尺寸，史家自有定评，就是周作人手书给我的《知堂年谱大要》（仅写幼时及抗日战争那几年）也自己承认：‘三十年辛巳一月，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四月往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旋即回京。’”“所以我们也大可不必为他辩护了。”《我和曹聚仁的交往》这便是郑子瑜的品格。80年代，面对一股为周作人附日作辩护之风，郑子瑜又以“龙一程”为笔名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揭文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因与后果，以极其理性的科学态度来历史地评价此事，反对为周作人附逆做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