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开始，品读日本
既然它是我们永不搬家的邻居，那么，让我们从心开始，认知它、品读它，从它的历史、文化深处，试着读懂它。
对哈日族来说，日本远不是那么美轮美奂；对民族主义分子而言，日本也并非如斯卑劣丑恶。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中国都一样，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癫狂……都存在于此，当然，独特性是免不了的。
那么，就让我们用更加理性、平和、客观的心态，好好地认识一下我们这个永远的对手和邻居吧。
一亿总玉碎
日本独特的死亡观念之成因，应当是其自然（岛国、多灾害等）与社会（体制、宗教等）环境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
1944年10月，帝国的黄昏暮色愈浓，在陆海军联席会议上，海军作战部长中泽提出将倾联合舰队之全力，在菲律宾的莱特湾与美军决战。陆军方面认为，联合舰队仍担负着本土防御的责任，不能轻易地孤注一掷。但中泽的一句话让陆军将领流泪了：“请给联合舰队一次机会开出死亡之花，这是海军的真诚请求。”事实上，太平洋战场后期，日本不论陆海军，很多时候几乎全无战法，俨然是为了寻死而去死。这也算是日本文化中死亡观念的一种变相折射。
关于日本人对死亡的独特认知，学者立川昭二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他的《死的风景》、《日本人的死生观》等著作似乎还没有中文版，不能不说是日本研究的一个遗憾。试图理解日本文化的话，生死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我没有深入研究，未敢妄议，但这个问题给我以触动是在1996年。甫一到了海外，便跑到录像带出租店里恶补那些久闻其名却未能谋面的电影。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中，宽美向文清介绍了一首吟咏樱花的日本短歌：“君は思うままに飛び去っていけ、俺もすぐ行くから、皆一緒だ。”短歌作者为明治时期的一位少女，因对青春逝去感到茫然而跳入瀑布自杀。她的绝笔令许多年轻人振奋，“那是个充满热情和气概的时代”。当时，这一幕给我极深的印象，并联想到出国前看的戴季陶《日本论》。戴季陶特别提到：“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戴季陶连用了四个“最”，虽然彼时文风大致都那么慷慨激昂，还是可见他的刻意强调。他又指出，自杀中一类是出于对生存懦弱、绝望的，另一类是具有某种特殊的积极意义。那首短歌作者的轻生便属于后者。
日本独特的死亡观念之成因，应当是其自然（岛国、多灾害等）与社会（体制、宗教等）环境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如果笼统概括，或可说有几个特色：一是对生死没有截然对立，把死看做生的另一种形式，这个冲淡了一般人的乐生畏死观念；二是对死后的追问并不着意，最明显的是道德上的责任，如近年来在靖国神社争论中时常被日方引用的“死后都成神”观点，这个和一些文化对死后天堂地狱的想象有别；三是将死亡和美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主动求死本身赋予了美学追求的意义，这个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轰轰烈烈”（偏重于社会影响的说法），而是着眼于生命的破灭，因为破灭是极致性的，前面说过此乃日本式美学的要旨。
以上综合起来，构成了日本人轻生求死的文化特征（不同于有些文化中主导的宗教因素），严重点说，他们有种自我毁灭的倾向。所以，在战争年代里，“玉碎”这个词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最后差点到了要“一亿总玉碎”的地步。
这种生死观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体现在军队作战上。我们讲甲午中日战争，总是一套慈禧挪用军费、上官腐败无能、广大基层将士浴血奋战也无济于事的陈旧观点，譬如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中说“大部分清军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勇敢顽强”。实际上，清军大多有人数和地利优势，装备也并无太大差距，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军上下暮气已深，普遍性的贪生畏死，战斗意志低下。而日军在面对比自己声势更大的对手时，常常以舍命赴死的精神奠定胜局。说句多余的话，把失败责任动不动尽数推诿于领导层腐败，也算是一项中国特色。
戴季陶的《日本论》虽然是讲日本，但无时无刻不在与中国对照，最终还是要绕到中国身上。这是《日本论》与《菊与刀》等通常的外国人论述日本的著作的最大分别。因此，戴季陶在指出日本人的生死观与民族战斗力的联系之后，又落回中国，认为中国的弱点就在于民族战斗力的孱弱，未能“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谁能引导国人克服这个弱点谁就会成功。这一看法确实触及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大症结，而其转变历程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一样，花了数十年的工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热
中国的基础教育在自然科学科目上比日本更深亦难，可是人文科学科目方面既少且浅，如果说得难听些，几乎有敷衍了事的嫌疑。
曾经和朋友聊天谈及少年儿童的历史知识教育话题，我的观点是我们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水平不怎么样，和日本中小学的历史课本比起来，差距实在悬殊。日本的历史教育问题常常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平心而论，除了那些涉及侵略战争的部分之外，日本现行的教材相当不错，甚至就是其中的中国史部分，也有我们所不及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日本的一册高中世界历史课本中，看到关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发展的论述，提到汉代是郡县制，到了宋代出现州府制和更高级别的路，此后又有行省、省和所谓的大区（如湖广、两江）。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化沿革，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虽然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术任务，是高中生难以完成的，但至少作为一个教材，它超越了简单的年代+事件+思想总结似的教条，提出了具有思考吸引力的论点。再比如，这本教材还指出了两宋奉行的文治主义原则，以及对政权发展命运的影响。在我学过的中国中小学历史课本中，似乎从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宋代落后挨打，就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腐朽没落”，但事实上，陈寅恪先生曾有云：中华文明的登峰造极阶段正是赵宋之世。在亚洲以外的世界史部分，日本教材的信息量与深度也同样超过中国教材，还有主教材和各类参考读物的密切结合。
随便翻了翻日本的中小学课本，我得出一个不知准确与否的结论：我们的基础教育在自然科学科目上比日本更深亦难，可是人文科学科目方面既少且浅，如果说得难听些，几乎有敷衍了事的嫌疑。而作为培养少年儿童的基本素质来讲，后者的重要性要胜于前者。因为，对少年儿童来说，解方程测面积背化学反应公式并不是最根本的。他首先应接受系统的人文教育，学习做一个人。
因为这种“中国特色”，导致曾出现了所谓的“科技大学少年班”，但近20年过去后，那些从小就专攻数理化的天才中间，并没有出现足以和上一代科学家媲美乃至超越他们的重量级人物。纵观中国现代科学史，最优秀的一代自然科学学者大部分是在晚清和民国接受的基础教育，而彼时的基础教育，文史哲才是核心。于是，我们看到，茅以升、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等前辈都能写一手漂亮文章；毛泽东亲口称之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生物学家胡先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享有国际声誉，可这位大师却坚持使用文言文。
日本人的历史知识教育程度，还可以从电视节目中窥见一二。像NHK，就对历史题材节目有着持久的爱好。在以“新选组”为故事主干的新连续剧播映前夕，电视台在街头采访民众，即使是初中生打扮的年青一代，也对“新选组”的人物如数家珍。2010年以来，最红火的历史人物是维新志士坂本龙马。NHK历史剧《龙马传》第一集的收视率为23.2%，在日本电视剧的收视率当中算是一个亮丽的成绩。
电视剧播出后，鹿儿岛的雾岛神宫迎来大批前来参拜的人，仅仅因为雾岛是坂本龙马在度蜜月时曾游览过的地方。《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说，已经有迹象表明，一场“龙马商潮”就要开始了。
坂本龙马是引导明治维新并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英雄人物，在日本人最尊敬的历史人物调查中常常高踞前几位。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作家司马辽太郎以他为主人公创作了《龙马奔走》等小说，掀起所谓“龙马”热潮，代表了一股昂扬前进、意气风发的时代氛围。当下，日本经济处于不景气阶段，NHK推出坂本龙马的故事，是想借历史人物的榜样作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气。
卖水
工作上的负担可以在此间暂时放下，心底的郁闷可以对陌生的异性倾吐，现实里的压抑可以从异性的温柔笑语中缓和……
街头的房产中介公司广告牌上，常常会写着“外国人可”、“水商売可”，前者易懂，后者若从字面来看，“卖水”是什么意思呢？在当下的日语中，“水商売”基本上就是指提供异性接待服务的“风俗”产业（完整地说，同性性服务也应当包括在内）。为何将这个行业称为“卖水”？似乎说法不一。安德鲁·戈登在《二十世纪日本》中说，“水商売”源自女服务员提供的混合饮料，但日本有的词典则指出，这个词原本也包括餐饮、表演等诸多依靠客人喜好来获益的服务产业，因为顾客如流水，热闹时盆盈钵满，冷清时门可罗雀，取“水无常形”之意。但戈登对战后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水商売”文化两大来源的概括大致没错，即战前的舶来新鲜事物咖啡店，加上日本传统的以色笑娱人的艺妓。
“水商売”中的牛郎、同性恋业态，留到别处再议。由女性接待男客的“水商売”，我将其分为情色与色情两大类，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直接提供程度不等的性服务。当然，情色类的诸多酒吧、夜总会里，女子和恩客发展到共享鱼水之欢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但毕竟不同于后者的明码实价。
情色类场所，主要是各种スナック（英语Snack，中文多音译为斯纳库）、クラブ（英语Club）、パブ（英语Pub）和キャバクラ（法语Cabaret和英语Club的混合日语）。前三种之间的区别非常微妙，我问过多位日本友人都没有准确答案。但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キャバクラ和前三者似乎有所分别，一是在于价格相对便宜，二是陪客的女孩普遍年轻。キャバクラ的另一个招揽顾客的噱头是客人来的次数多了，可以和女孩在店外约会，看上去有点“援助交际”的意思。
虽然消费水准和规模千差万别，姑且把斯纳库当做前三类的统称，而这些店铺在都市里几乎是无处不在，也是考察日本两性文化的一个切入点。去情色或色情场所排遣，算得上很多日本男性上班族下班后的常见娱乐：同僚成群结队吃喝一场，再去斯纳库散心。若是为了满足性欲，自有各种色情店铺以供选择；而并无直接性服务的斯纳库等，更大程度上是供男人们寻找情绪上的疏解、精神压力的解消。这么说，仿佛那些店里的女性个个成了心理咨询师，但在某种程度上还真不算夸张到离谱。工作上的负担可以在此间暂时放下，心底的郁闷可以对陌生的异性倾吐，现实里的压抑可以从异性的温柔笑语中缓和……我认识的日本人中，颇有在夜总会里找到未来发妻的例子。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也能在从业女性的年龄上看出来，中年甚至老年妇女都大有人在，虽然有的是所谓“ママさん（音译妈妈桑）”。男客在“妈妈桑”的身上，寻求的是对母亲的依恋（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任性的小时候）、对年长女性智慧与阅历的借鉴。
住处数十米外的商业街附近，三三两两的斯纳库有几十家，经过时偶尔会看到里面的风景。当中有多家，“妈妈桑”等从业女性和男客的年纪都在半百上下，与其说是情色场所，还不如说是老人活动中心。媒体揭露，前首相鸠山49岁时，曾在北海道和一位48岁的クラブ妈妈桑维持了十年的交往，那位女性甚至以鸠山“在当地的妻子”身份公开活动，几年前才宣告分手。
从事“水商売”的女性中，外国人要说几句。新宿车站东口之外就是曾号称亚洲最大红灯区的歌舞伎町，中国台湾导演杨立州、朱诗倩曾在2004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新宿站：东口以东》，通过采访收集并回顾20世纪80年代上万名台湾女性来日陪酒的历史鳞爪。我希望有一天，哪一位中国大陆的有心人也能做类似的尝试，因为二十多年来，曾在日本的情色或色情场所留下生命印迹的中国大陆女性，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万人。我来日本留学那年，学校内的中国女同学大约有三到四分之一是在斯纳库打工，她们的收入较高，日语进步也快，但偶尔不经意地会流露出和我们这些单纯体力劳动的男生不同的倦怠。如今，在日本的“水商売”行业里，中国人和韩国人是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她们对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看法实际上应当很有价值。
情人旅馆
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里，完全私密性的空间与时间是难得而宝贵的，因此衍生出对情人旅馆这种特定私密空间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