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乾坤不变的局势，元璋开始杀人了。这方面他跟刘邦一样，知道做皇帝前不能杀人，做了皇帝后再过瘾也不迟。当然刘邦那个大流氓稍微的有些讲义气，没有元璋杀得多，更没有元璋那种毒辣。赵翼在自己的《二十二史札记》中交待：当时的大明官员每天早上上朝前，都要跟妻儿老小诀别一番。一旦当天居然活着回去了，全家老少要庆贺一番。如此看来，大明官员当是天天过节般的喜庆呢。当然除了杀头之外，还有劳动改造一法。据人统计，单是洪武九年，被弄到凤阳屯田的官吏就有万人之多。看来元璋没有忘本，做了皇上，还不忘振兴家乡经济。
元璋还反贪，不得不承认，元璋反贪，一是为了自家的财产，二是为了小民百姓。只是他反贪的手法太厉害了。有剥皮抽肠剁手等，至于凌迟，据说必须杀他3357刀才行。总之，这样的刑罚，刽子手太累了。
元璋不是读书人，本没有那么多的弯弯肠子，但是偏偏有那识字多的，告诉元璋，没有知识，可能要被文人们骂而自己不知。比如张士诚，原先叫张九四，可他手下人非得给他起名叫士诚，读书人都知道，孟子的文章中有“士，诚小人也”的语句，可怜张士诚，被人骂了一辈子小人却不自知。元璋一听，忽，原来读书人就喜欢骂人啊。从此元璋得了疑心症，看哪个读书人都不像好人，于是，文字狱在大明时期最为发达。据说元璋有一回出去私访，听见一个老婆子说起皇帝来竟是左一个老头子，右一个老头子的。气得元璋把那一带的民家都给抄了。无独有偶，后来老蒋的手下也背地里称他为老头子。老蒋似乎没生过气，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吧。
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和卷二百五，元璋经常挂在口头上的是：“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为了让农民安居乐业，元璋有诸多措施，比如首创身份证（路引），百姓们不得随意离家。一旦离家长期不回，邻居有揭发的义务。但是农民若上京举报贪污，那是大受欢迎的，举报人少者五六十人，多者千人，人数不限，大家可随时上访。由此可见农民领袖的另一面，一定程度上，他还是爱民的。
葛朗台最喜欢听金币的声音，这种爱好是正常的，我也喜欢听，没有金币我就用儿子的储蓄罐，钱币互相碰撞的声音就是美妙。但是在听这些声音的时候，我没有恐惧感，也就是说，我不担心有人夺我的储蓄罐。而元璋就不一样了，守着全天下的财富，每天都是心惊肉跳的，所以晚年就落了心跳病。用吴唅的话来讲“虽然精神失常，但智力并不减退”，这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老头还可以用自己的智力随便杀人。
1398年，71岁的元璋终于撒手归天了。一份厚厚的家当传给了孙子允炆，奈何允炆消受不起，这家当遂传到朱棣手里。老头子泉下有知，也该满意了，毕竟没出朱家手心嘛！
洪秀全
也许是洪秀全没有成功，也许是洪秀全品质比朱元璋高，总之，传统观念对洪秀全评价很高。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杰出的农民领袖，他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他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度，超过了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和康帕内拉。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人才用“人类的幻想也未能形容其伟大”对其作出评价。但我个人认为，洪秀全的个人品质并不比朱元璋高，至少朱元璋勤政，也没有像洪秀全那样花天酒地。与李自成相比，洪秀全也略为逊色一些。至少，他不像李自成那样布衣本色，那样不脱离群众。让人为难的是，如前面所述，马克思认为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而另一个伟人，毛泽东则在1949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看着两位伟人的观点，我左右为难，不知听谁的才好。估计为难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三十年之后，史学界围绕毛泽东的观点展开了百家争鸣，意见有两种，正反两方：一，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二，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不管两派观点谁对谁错，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道理论难关：到底什么是“西方的真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如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那么这个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即使落不到康有为头上，至少应落到孙中山头上吧？如果说“西方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洪秀全1851年发动起义，后者的所有新理念，只来自于一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好像没人给他介绍过《共产党宣言》。而且，即使洪秀全看过《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本人也不会承认他的。所以，所谓的西方真理，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自由化思潮、政治民主制度等。不过按我的推理，即使历史给洪秀全时间了，那么他也推行不了《资政新篇》。道理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更让人为难的是，现在学术自由了，某些人干脆把洪秀的拜上帝会称作邪教，把秀全称作邪教教主。基于以上理由，请原谅我不愿对洪秀全作出过多的评价，我把他的人生经历作一番概述吧。
秀全，广东花县农民。7岁入村塾读书。据说“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从小就是个神童。
中国的神童容易出演悲剧，秀全就是如此。由于是神童，所以乡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认为他“显父母，光宗族”是迟早的事。奈何天不佑神童，1828年，14岁的秀全到广州应考秀才，落榜。无奈，秀全于18岁起做起了教师，边教学边参加应试。奈何没上过黄冈高中，四次考试，四次失败，且失败得很惨。也就是说，从1828年一直考到1843年，从14岁一直考到30岁，愣是考不上一个区区秀才，世界上哪个神童能受得了这种打击啊！那时还没有落榜生心理咨询所，所以，第三次高考失败后，秀全就大病40天，第四次高考失败后，秀全就与上帝约会上了，他读了一本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从此在西方人眼中，变成了一位神秘主义者。中国的农民领袖一般都神秘，但是从没有神秘到秀全这种地步的。
秀全的神秘首先表现在，他把上帝家的户口本给改了，上帝本来只有一个儿子，基督耶稣，但是秀全宣布，他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且以此身份独创了一个宗教，名叫拜上帝教。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不愧有神童背景，经受了长期的应试教育的折磨后，居然还有如此的创新思维，实属不易。
秀全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秀全有了伙伴，就开始革命了。他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村塾中供应的孔子牌位撤去。撤得对，放我也撤。哥们儿敬你这么多年，也不保佑哥们儿“学而优则仕”。是可忍孰不可忍？
秀全他们忍不下去了，可是乡民们也忍不下他们了，结果，秀全与云山同时失去了村塾教师的岗位。下岗之后的秀全与云山干脆跑到广西传教去了。为什么不在本地传呢？据说本地文化素质高，百姓们对秀全上天见天帝的事儿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只好到知识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自己的传教事业。
起事前，也就是1847年，秀全曾找过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但罗认为秀全的思想不纯，不是“合格”教徒，拒绝给秀全洗礼。那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们没有创新思维，所以对于秀全的创新有点不懂。比如秀全说自己上天，不但见到了天妈，还见到了天嫂。西方基督徒从没见过，当然否认了。秀全只好“走自己的天堂路，让别人见鬼去吧”。
1848年，冯云山被捕。冯云山是天弟的同学，天弟的同学都有人敢逮捕，当然有点说不过去，天弟一听同学被逮了，吓得跑回广东了（有学者说秀全跑回老家想法子救云山呢，信不信由你），人心就有点乱。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秀全忙活的当口，欧洲也没闲着，正搞大革命呢。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给了萧朝贵灵感，几个月之后，朝贵就假托天兄下凡了，父子两个轮流下凡，从好处说，群众心理稳定了。从坏处说，革命内部种下了分裂的种子。下凡这事，牵涉到一个革命理论的奠基人问题，这事只能一个人承包，不能搞合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云山是靠秀清救出的，秀全不在的时候，群众之稳定也是靠秀清的，一切OK，秀全回来后，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承认天父天兄等的下凡专利了！
天父天兄下凡的样子，据说比较丰富多彩：浑身发抖，不断晃动，手舞足蹈，时而躺倒，时而站立，两眼闭合、半闭或翻白，声音与平时说话不同，拿腔拿调犹如唱戏，有时力竭声嘶，有时模糊不清，整个过程都是鬼魔附体、不省人事状。当然也还有其他方式，所有这些方式，既有传统因素，也有创新因素，更有个性化因素。
冯云山出狱了，可是跑广州救云山的秀全却仍未回到传教根据地。无奈，云山只好跟到广东找秀全。1849年，两个人重新回到了紫荆山。
紫荆山的动静惊动了清廷，清廷吓了一大跳，早知如此，给秀全一个七品知县做做，肯定没这事了。惊吓之余，清廷想起了云贵总督林则徐，急封其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林公当然是精忠报国，匆匆上路了，奈何天不佑人，林公走到广东就病死了。哎，老天有眼，否则一个堂堂的民族英雄马上就变作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这会让一些史家尴尬的。林公一死，遂有了一个背黑锅的人替补了上来，这人就是曾国藩，曾氏的清廉与忠诚，似乎不在林公之下，可惜就因了镇压洪杨起义这一事，历史清名逊色多了。不过，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评价倒是挺公正的，他在写给“邵西先生阁下”的一封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此话的确真诚，因为后来他治军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纪明显是借鉴了曾氏的《练兵歌》。有意味的是，毛泽东这时还是个年青的学生，尚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写给老师的信中，掩饰不住的竟是对于老乡曾文正“收拾洪杨”之“完满无缺”的满意！历史真是挺有意思的！
1851年，秀全38岁，金田起事，建号太平天国。秀全没有元璋有福气，元璋身边有建议他“广积粮，缓称王”的高级谋士，秀全则没有。起事两个月后，就宣布登基了。哎，毕竟是落第的士子，情有苦衷啊！另外，登基的滋味估计非常美妙，否则袁世凯也不会为此而折腰的。年底，秀全又在永安封王。秀全登基了，总要给兄弟们封王的，这样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比如现在的中国孩子做个班长都兴致高到恨不得把班里的卫生全部承包下来由自己一人打扫。
秀全的军纪是比较严厉的，严厉到不经组织同意，男女不能私下谈恋爱、两口子皆得分住男营女营的地步，这样也能提高战斗力。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
农民们不知道北京比南京更繁华，所以一进南京就不想走了。既不想走了，就开始建设吧。不建设也不行，秀全进南京前，南京居民几十万。秀全打下南京后，南京仅剩三万人了。其余的，可能跑了，也可能被当作清妖或妖民给杀了。革命总是有人牺牲的，所以我们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秀全表面上反儒，可骨子里却摆脱不了儒家那一套——天下一统的大同社会，所以他的建设宗旨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说穿了，还是小农那一套。而且，秀全在这方面很大气，规定“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归圣库”，圣库虽然从理论上讲，是为了方便百姓。不过，秀全等领导人从圣库里拿东西，应该更方便些。
秀全进占南京之前，“所过之处，……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所以从者如云。可是《天朝田亩制度》颁行后，秀清就上奏说：江西安徽有的是粮食，应该让那些良民“照旧交粮纳税”。由此可以看出，秀全并未把富豪家所有的土地剥夺过来分给农民，相反，承认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允许地主收租。当然农民也会自己抗租，比如安徽的大官僚潘锡恩家，拥有两千亩地，但是“自咸丰三年后，籽粒无收”。咸丰三年是1853年，也就是说，此后大约十年之内，潘家再也没有收回一粒粮食。呵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革命一来，地主及其家属就都变作饥民了。由此看来，不管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总有人要饿肚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