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共鸣，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士大夫们胸中装有全天下的气概和胸襟，从背后看，则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仕途进退把握不得的无奈和凄凉！自身进退都把握不得，这种心中装着全天下的气概，未免就有些自作多情的嫌疑了。比如杜甫，壮年时穷到自家孩子都养不活的地步，老年时更惨，连个茅屋都住不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惨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我小的时候，村里几乎家家都还是茅屋，茅屋逢雨就漏，内外皆往下掉泥块，顶上三重茅一般没有被刮下去过，即使刮下去，由于那时的道德风尚较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被顽童们抱走。但是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心理感觉是相通的，一者，屋内漏雨，身上衣薄，身冷心更冷；二者，秋雨浸淫，茅屋易倒，晚上睡觉都做噩梦！不过，与杜工部的共同语言仅止于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我就没有了。也许，这就是圣人（诗圣）与凡人的区别，圣人自己都快冻死了，还在想着天下寒士；凡人就怕自己冻死，所以连一个笑开颜都吝啬。
杜圣的这种境界，后来被范仲淹大而化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这么一大而化之，就完了，大违孟子的初衷，国计民生，天下疾苦于皇上没有什么干系了，全扛到士大夫头上了！
仲淹倒是能吃苦，21岁去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我初中时，师生们经常背后窃笑我的语文老师，据说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们那时候，属于民间常说的“穷得都傻了”的群体，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更不知北大是什么东西，语文老师是打到穷乡的右派，每天面对的是我们这一帮群傻，所以他教书只有一招：从不讲解课文，只要求我们背书！至于他的吃饭方式，倒是与范夫子有得一拼，如果师生想去他房间喝些水，那你得有起码的心理准备，一个干净的饭碗也没有。他是好几天做一回饭，一大锅稀饭里煮众多的窝窝头，窝窝头的个数可能要超过一个班，逼近一个排。他每顿饭一碗稀饭，一个窝窝头，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为止。饭碗更是用一个扔桌上一个，直到把所有的饭碗用完为止。那时的群傻们虽然傻，但还是比较讲究卫生的，所以免不了在背后偷偷地笑他。如今看了仲淹的故事，才算彻底明白我那北大毕业被打到乡下的右派老师，原来是仲淹式的人物。只可惜，他没有像仲淹那样扬名后世，而是默默地终老于我们那乡下中学了。
仲淹后来在宋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南京应天府书院读书，干脆就是个特困生，所幸的是，那时候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实行并轨制，学杂费是没有的，所以，五年苦读之后，仲淹中了进士。
仲淹后来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他对自己的工资特别满意：“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但是仲淹贫能守志，富也不会即安的，他心里装的仍是天下民生，这就注定了他要凄苦一辈子了，进也忧，退也忧，当官忧民，不当官忧君，快乐的日子是永不会有的了。
从道德境界来讲，范杜都是高昂的。但是我觉得这高昂很是没劲儿！君主把全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家畜，把官员当作自己家的牧童。牧童再高昂，无非是轻轻的挥着鞭儿，再轻轻的打下罢了，它改变不了百姓沦为家畜的实质。而牧童本人，在皇君家里，顶多也就一个家奴，你再多情，无非是想得到家畜们一个感恩的眼神儿，又怎么的？仲淹也曾搞过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可是最后还是半途而废了。“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一句话，你倒多情，可惜统治者不领情！
饶有意味的是，仲淹一生为官，三次被贬，愈是被贬，名望愈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安慰说：“此行尤光。”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看来，做下放右派既成了士大夫们的光荣，那么士大夫更无意构筑自身之安全堡垒了，所以，他们的思考永远不会出轨，他们将永远是皇家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他们所谓的改革，也就永远拘于体制内，封建的制度与体制也将永远的风雨不动安如山了。于是，恶制出圣人，昏君出贤臣，士大夫们的忠诚与悲情，就成为百姓们永远的感动了。
敢于说不的丞相们
秦汉时期，中国确立了君主丞相制的政体。其主要特征是皇帝至高无上，但是丞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无形中对“朕即是法律”的皇权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用现代最流行的概念来讲，那就是：丞相也可以说“不”。
例如汉初刘邦想改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为太子，时任副丞相（御史大夫）的周昌虽然是个大结巴子，但是结巴子也可以说不，而且越急，这个“不”说得越坚决。《汉书·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记载，这个结巴子梗着脖子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期”两字，是周昌结巴时多发出来的音节。写史书的文人心存坏意，竟都给人家原字实录下来了。不过也有一个好处，中国至今还有一个形容人说话不利索的专用成语：“期期艾艾”。“艾艾”是刘义庆《世说》里另一个结巴子邓艾创立下来的典故，说话自我称谓时常“艾艾”个不停，据说司马昭曾逗过他：卿云艾艾，到底几个艾？
接着说咱的“期期”丞相，周昌这么一“期期”，还真把刘邦给“期期”回去了，他以后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了。
再比如，汉惠帝死后，其子少帝继位，吕后秉政。丞相陈平等怀疑少帝并非惠帝亲子，于是在吕后死后废少帝，另立文帝。西汉中期，昭帝死后，霍光迎立昌邑王。后来感觉昌邑王有些不成体统，于是废昌邑王，另立宣帝。总之，这些丞相不仅敢说“不”，还敢用实际行动做“不”，令人羡慕啊！
即使从仪式上讲，中国的丞相也挺牛的，特别是秦汉时期。比如：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在朝廷上，丞相甚至有与皇上一起接受百官叩拜的殊荣。皇帝在街上遇见丞相，双方必须下车互相施礼。丞相生病时，皇帝须到相府探视等。但是事情在发生变化，也许正是领教了丞相说“不”的威力，聪明的帝王们就开始制裁丞相们了。唐代时，丞相地位就有所下降，特别是丞相由原来的一二人、三四人增加到七八人，甚至十来个人，这样相权相对被削弱了。但是表面上看，丞相还是很有面子的，仍然有面子与皇帝坐在一起，喝着茶水，讨论着国家时事。这种面子，乃中国士大夫最向往的一种境界：“三公坐而论道”。所谓的三公，乃是秦汉时期形成的一套最高行政官职。一般认为，秦及汉代前期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晚期的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以及东汉的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
中国丞相坐而论道的自在，让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不舒服，于是他玩了个小把戏。有一天，正跟丞相们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头眼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丞相们不知是计，纷纷起身前去，预先安排好的内侍乘机把丞相们的座椅给撤掉了，中国丞相从此是站立起来了，却再也没有了坐下的资格。
站着就站着，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大宋的丞相说起“不”来依然底气十足。比如，赵普就敢跟赵太祖拧脖子，赵普要给一个人升官，赵太祖坚决不批，回宫了，赵普就在后面跟着，站在宫门口不走。当然，大宋不只丞相敢跟皇上拧脖子，就一般的士大夫也敢。因为太祖给后代留下的誓约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王夫之《宋论》）
可恨的是明朝，朱元璋一上任就大搞个人崇拜。中国的君主专制终于从秦汉时期的君主丞相制、隋唐宋元的君主宰辅制过渡为明清时期的绝对君主制。具体做法就是，朱元璋以擅杀枉法罪杀掉宰相李善长、胡惟庸，并以此为借口废除宰相制。元璋自己要亲自处理政事啦。这个农民出身的小农皇帝对于自己的创举非常得意，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设丞相，不旋蹱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所以稳当。”（《明太祖实录》）为了大明江山永远稳当，他下令“以后嗣君，毋得议制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一句话，丞相让元璋给废了。从此，中国再也没了说“不”的丞相，相反，倒是皇上他老人家可以随便说“不”了。
当然，皇上说“不”的时候，总离不开助手的，于是明代出现内阁制度。但是更多的时候，皇上要用宦官理政，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讲，明朝实行的乃是宦官政治。宦官既然上了桌，士大夫就只能屈膝了，他们中的佼佼者，再也没了站着说话的资格，统统跪下了。
“小康”与“大同”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给后人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小康之治与大同之世，中国式乌托邦理想由此诞生。
孔子的大同之世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心目中，尧舜们可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当然那时叫“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不过孔子也不傻，知道这样的“软件”世上难找，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大同不得，小康总行吧？孔子的小康是这样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是孔子也不憨，后来就发现，小康这“硬件”也不好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奔小康。更令人遗憾的是，孔子“不患寡只患不均”的感慨，对后世的农民领袖与各色革命家政治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误导，他们以为，大同与小康，就是一起饿肚一起打光棍。比如洪秀全在自己的天国军营里，设男兵营女兵营，即使两口子也不能一块儿睡，当然，不是两口子也不能乱爱（自由谈恋爱）；其次是“盗窃乱贼不作”了——小偷再傻，也没傻到上赤贫户家偷粮食！如果真有这傻偷，那主人也会学巴尔扎克幽默他一句：“哥们儿，歇会儿吧，我白天挖地三尺也没从老鼠洞里淘出一粒粮食来，黑更半夜的，你以为你能摸出一块馍馍啊！？”
项羽
按我的标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英雄首先应该是项羽。项羽的霸王别姬使得英雄身上平添一层浪漫色彩——男人唱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女人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我更愿意相信，项羽的乌江自刎不仅仅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意气，虞姬的自绝可能也是他心底深处的最痛，只不过男子汉大丈夫，无法言说这种痛罢了。总之，他放弃了求生的机会，力战而死，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相形之下，刘邦那类流氓无赖就很倒我们的胃口了。《史记·项羽本纪》载：楚军追击汉军时，刘邦为了自己的车子跑得快，竟然三次把儿子——未来的孝惠帝和女儿——未来的鲁元公主推下车子！你看这流氓，做儿子时就不是个好儿子，当爹了又不是个好爹，这种流氓除了会当开国皇上，其他啥也不合格！而开国皇上要干的事，无非是变着法子杀开国功臣巩固自己的皇位罢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这种流氓还真不少，史书上教材上到处是他们的身影，你说倒胃不倒胃？
朱熹的反腐倡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