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
先秦时期，居住在中原以东地区的几个部落被总称为东夷。有关东夷与华夏的关系，最著名的当是黄帝大战蚩尤了，战就战呗，部落兄弟间切磋切磋武艺也是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华夏典籍对蚩尤的丑化，那形象，比《西游记》里的牛魔王还要不帅，据说是八肱八趾，铜头铁额；甚至有说他是兽身人语（好歹还是人语，没说是鸟语），食砂石子（好歹没说他专吃少男少女，后来的荷兰人就被大清臣民当做食人番了）；至于蚩尤呼风唤雨，吹烟喷雾的魔鬼本事，则是尽人皆知的。据说蚩尤死后，黄帝还差人画蚩尤像以威天下，我估计那时的娘吓唬夜哭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嘘，别嚎了，再嚎蚩尤就来了！
后来咱们融合了，就不再丑化蚩尤了，可是咱族人好像自古就好这一口，不丑化丑化别人，心里不自在，反映中国人这种心态的最佳著作当是《西游记》了，一出大唐中土，就全是妖魔鬼怪的天下了。有学者说，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思维只能打到爪哇，一越过爪哇，就是“狼徐鬼国”了。所以称外国人为鬼子，那是咱的传统文化。称他们夷，还算客气。比如明清时期的国人把荷兰人叫作红番鬼，听着像是红薯蛋似的。荷兰国小人轻，红薯蛋就红薯蛋吧，无所谓，可英国人就不乐意了，在《南京条约》中特别加上一条款，一律不准叫俺“夷”。
可是中国人就爱这一口，越不叫俺叫，俺越叫。没有办法，后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英方在第五十一条款中再次重申：叫俺大英公民，不可提书叫夷。
英夷上窜下跳的劲儿，惹得我们国人直乐：小样儿，俺们叫夷早叫惯了，想改口，那是不容易的。不独国人叫，皇帝老儿也带头叫。咸丰皇上在自己的手谕中，不但叫英人为夷，而且还要在夷前加个丑字：“丑夷”。这还算客气，民间的爱国义士觉得叫英人为“丑夷”都觉得抬举了他们，干脆直呼其为“畜类”。再后来，中国流行白话文了，夷有点拗口，就统统把外夷叫作鬼子！
学者说，琦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英夷说出“贵国”、“贵特使”等客气话的大清官员。在此之前，我们都直呼人家为“尔”：“尔国”、“尔等”。
我不知道，“尔”换成“贵”，中国朝廷是什么滋味，但我猜，让一个老男人在酒桌上跟他眼中的所谓儿辈行拳，酒过三巡后，他由“爷儿好”，被迫改为“哥俩好”，“爷”心中肯定不是滋味！
更不是滋味的是倭种乱华，乱了还不算，还气爷！试举两例。第一例，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开拔前，老卫就记得把饷银24万两扣它8万汇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与夫书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意思很简单：“亲爱的老公，咱官不小了，早当上卫统帅了。咱家钱也不少了，够咱享福了。咱年龄也不小了，所以打仗的时候要放聪明些，别往前头冲，给我往后缩。”有这么贤慧的妻，卫大统帅当然不含糊了。平壤之战一开，他与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
大清的统帅都特别擅长于田径运动，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恁多百姓累死累活卖儿卖女才能供养出一个帝国官员，这官员当然比较金贵了。可气的是，日本鬼子不这么看，缴获到这封家书后，视为奇闻，把它当作战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书里当反面教材，教育他们的学生去了。至于我们这边的教材，只提他们跑得快，却不提这封价值千金的家书。估计是怕大家发现大清历史的潜规则。
第二例，甲午海战之后，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主力舰被小日本拖到本土，停在一个海港的民用码头上，被当作趸船使用了，小日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永久地侮辱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清帝国和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王树增《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
其实，倭种用不着用这种办法来刺激爷，爷早就受不了了，爷就是个阿Q，如果挨赵太爷一个嘴巴子，心里还不算太窝憋，可是挨小D一个嘴巴子，那心酸就是非同寻常的了：D孙小日本，先前你家可没有阔过的！
打鬼
“夷”字拆开来解，就是“带弓箭的人”，意为狩猎的民族。夷字本身没什么，只是里面包含有中原华夏农业文明对周边部族游牧文明的轻视。轻视也没什么，关键是当另一种全新的文明——海洋文明前来叩关的时候，我们统统把他们叫夷，发现打不过这些夷，遂以为见鬼了。
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找上门来了，不打不行。面对鬼们的鬼战术，咱们也得闹鬼。
先说关天培，英鬼炮艇围住了他的炮台，他演出的鬼计是疑兵计——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玩的那一套：让士兵们围着炮台后的小山转圈儿跑，以造成增兵无数的假相。英鬼子起初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等明白过来，他们哈哈大乐（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
不怪关壮士，可惜英鬼非司马，现代武器，也不怎么需要三国里的计谋来辅助。于是，技术不够道德凑，关天培只有战死。
关天培的死，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他们以小炮代替礼炮，为关天培的尸体送行——“向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
再说广州参赞将军杨芳。杨芳用的是尿桶计——杨芳看到英舰英炮很邪门，认为他们用的可能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什么最邪呢？不知这位被封作“果勇侯”的老名将怎么想的，反正他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中国女人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不是好东西，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谁知道英鬼邪门，并不怕女人的尿桶。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杨芳大败，不但丢了炮台，还可惜了恁多尿盆。时人有诗赞曰：“杨枝无力爱东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大清皇上离战场远，当然没有闻到尿骚味儿。所以，当杨芳虚报战功后，皇上就传谕嘉奖他：“畅晓军务，先声夺人！”我看了直乐，真想替皇上改俩字：“畅晓鬼务，臭声夺人。”
私下里觉得，杨芳这种战术乃是跟寡妇学的。文化学者郑慧生先生在他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中说：解放前夕，中国豫西南还流行一种风俗——抢寡妇！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野男人可以抢她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最后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女人的小裤头，最好是月经带，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忽悠”，那么这武器比原子弹还厉害，中国男人再光棍，再二百五，也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
问题是英国大炮不是咱中国的光棍，不吃这一壶。杨芳将军就这样玩臭了，英法鬼子后来在二战中的“绥靖政策”被我们阵营这边的史家评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不知阵营那边的史家怎么评价杨芳这一招？会不会被称作“掂起尿盆熏自己的脸”？
再说扬威将军奕经，老人家是满族皇族血统，贵族啊，当然不用杨芳那种平民光棍的尿盆战术了。奕经早就听说西湖关帝庙最灵了，作战前就亲自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三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汇集到差不多的时候，奕经又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梦与签与现实合到一块儿测算，最后决定：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1842年，壬寅年；3月为阴历正月，戊寅月；29日为戊寅日；四更时为甲寅时。寅虎寅虎，八卦中寅属虎，所以这个时间便是虎年虎月虎时虎分。战争结束后，英鬼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也就是说，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我们的士兵，干脆被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虎吃羊（洋）嘛！
最后说义和团，义和团团员们从小到大所读过的科普著作，不外是《封神榜》+《聊斋志异》+《西游记》。所以他们的打鬼术也没什么新花样：遁地啦，刀枪不入啦，闭住枪炮啦，呼风唤雨啦，飞檐走壁啦，意念灭火啦。比如张德成就喜欢玩悟空那一套。悟空会分身术，经常丢下躯壳，自己就跑十万八千里。张德成也会，据他自己说，能跑到洋人的阵地上偷大炮零件，让人家的大炮哑掉。悟空让自己的师傅蹲地上，然后在师父身边划个圈圈，各路妖魔鬼怪自然走进不得。这一手张德成更会。他带一批人在镇外绕行三圈，用杖画地，自言一圈是土城，一圈是铁城，一圈是铜城。有了这三圈，洋人来了，无法穿过。
看他的样子，应该比悟空本事还要大些。至于手持红灯的那些女“义员”们，更是有赛过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扇，就把自己扇到天上啦，变作了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烧洋人的房屋。当然义和团也不缺饥饿后遗症之类的幻想：一个馒头会生诸多馒头啦，一个砂锅永远吃不完啦。至于打鬼，根本不用我们操心，各路神仙都在上面排队等候呢，一咋唬就都请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癫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问题是天上十万兵碰上了洋鬼子这样的“洋法海”，有些失效罢了！
张德成最后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呗，国人向来同情失败者，问题是这些失败的“民族英雄”还趁乱揩油：张德成携带巨款逃走了。行至某地，要求一王姓盐商招待他。盐商派了两人抬的轿子迎接他，他大怒：“我在天津坐的都是总督级别的八抬大轿，你派两人抬的轿子来，是亵渎神灵！”盐商不得已，只好把关帝庙作为关帝代步工具的八抬轿借来。张德成到了之后，盐商设盛宴款待，张德成竟然说：“饭菜太差，无法下筷子。”盐商忍无可忍，与村民共谋抓住了张德成。
张大师一旦被抓了，本性就露出来了，“叩头乞饶”，众人抽刀出来，说：“试其能避刀剑否？……”咱这位英雄就这样被几个商人玩完了。至于朱红灯，死的也不怎么光彩，内部分赃不均，被团员们扭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会送他上天——与尔的上级领导各路神仙会合去吧！袁世凯到山东后，曾给一些义和团的首领下了请帖，让他们来巡营表演“法术”，等他们表演到口吐白沫时，袁世凯非常绅士地问站在一旁的义和团首领：他俩鬼神附体了吗？那头领点头称是。袁世凯又绅士地问：“鬼神附体后就刀枪不入了吗？”那头领依然点头。袁世凯继续问：“那我可以开枪了吗？”首领点头了，袁世凯用鬼子的枪当场验证，两声枪响后，两个大师应声而倒。
罗伯特·赫德的尴尬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用这句话来描写赫德，最恰当不过了。
赫德，1835出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外交部一个雇员的名额落到了赫德头上。对于赫德来讲，去伦敦都有陈奂生进城的嫌疑，更别说去遥远的中国了。但是赫德的父亲，深受资本的熏陶，当然比詹天佑的父亲具有远见卓识——天佑出洋留学，除了官方给予一切费用外，促使天佑父亲真正动心的，还有有人把自己的闺女预支给了天佑做媳妇儿。如果不是这个附带条件，大清最优秀的铁路工程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总之，赫德全家支持赫德前来中国，赫德的父亲拿出50英镑给儿子做路费，50英镑，不少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德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分别是211英镑和133英镑，英国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326英镑。此时的英国女王是维多利亚，其父亲在女儿没做国王时，好歹是王子——乔治三世的儿子，这王子曾几次向名噪一时的社会主义空想家大资本家欧文借过钱，但借来借去，总共也就借到几百英镑。也就是说，赫德的父亲对儿子前去中国，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