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来选去，近亲宗王中最“合适”的只有晋王也孙铁木儿。这位晋王的父亲，是把帝位“让”与元成宗的太子真金长子甘麻剌，所以，从血亲上讲，晋王也孙铁木儿乃忽必烈的嫡长曾孙，且“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威与翊戴之谋，有盟书焉”，他手下有大军数万，威镇漠北，凭常人思维，他本人一定会“惦记”帝位。
果不其然，晋王也孙铁木儿确实心中有小算盘。他手下的王府内史倒剌沙知道王爷心事，派儿子哈散给丞相拜住当手下，并得任宫廷禁卫军官，“常伺侦朝廷事机”。探得内情后，哈散回报父亲拜住与铁失二人水火不容之势，倒剌沙马上把此情告知晋王。南坡事发的前五个月，铁失之党探忒以宣徽使身份来漠北，密告倒剌沙说“皇帝不放心晋王”，要他“提醒”王爷“小心”。其实，种种迹象表明，晋王也孙铁木儿也是行弑阴谋的间接参与者与知情者之一。
行弑前两天，铁失密派心腹斡罗思来告晋王，表示说即将拥立晋王为皇帝。晋王也孙铁木儿拿捏不准，不知铁失一伙人事成与否，就一面把斡罗思软禁，一面派出亲信别列迷失驰往上都“告变”——实际是去探听虚实。“未至，英宗遇弑。”也就是说，晋王为自己打了双保险，如果铁失等人“失手”，他手下别列迷失会“及时”赶到元英宗处“报告”，说明铁失等人煽动自己谋反的“阴谋”，以便能把自己撇清。
成功杀掉元英宗后，铁失派宗王按梯不花和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此人与晋王名字一字之差）奉皇帝玺绶予晋王。大事已定，这位王爷也不客气，就近在龙居河（今克鲁伦河）继位，宣布自己为帝，是为泰定帝。他的即位诏书很好玩，当时由蒙古文翻译成汉文的诏书半文半白，很有嚼头：
薛禅皇帝（忽必烈）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指死后被追封的太子真金）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俺爹甘麻剌）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元成宗铁木儿）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元武宗）、普颜笃皇帝（元仁宗），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们），众百姓每（们），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驾崩），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元英宗死后），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诏书絮絮叨叨，从他亲爹忽必烈嫡孙甘麻剌讲起，慎终追远，最终绕到他自己乃“薛禅皇帝（忽必烈）嫡系，坐上帝位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说，泰定帝这顶大皇冠，自己没费一刀一枪，被铁失等人大老远地送过来，几乎就等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
元朝诏敕，一般有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颁发时使用至少两种文字，基本上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蒙古文起草后，要经历汉语翻译过程。有时汉文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同宋朝和前代汉族王朝不同，那时候“王言”体系非常，“翰林”手笔近乎文学创作，词臣们都是大文豪，其地位和文采备受称羡。元朝乃大王朝，出身朔漠，注重实际。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其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更为复杂，为此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写作“风格”上，元朝的诏敕趋于简单、朴实。
《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收录了许多这类文件的汉译文，从中可以看出，不少都是按照蒙古语的句法、词法，机械地套译为汉文，很像现在用翻译软件翻译成的东西，即所谓的“蒙文直译体”，没有刻意提炼、润饰，虽然拗口，却较多地保留了文件的原始形态。当然，元朝诏敕也有不少汉文吏牍体。这些文件对蒙古语法结构、词序等进行了调整，使译文大体符合汉语习惯，但也不乏白话俗语。除了特别重要的诏书外，一般文件风格与前朝那些大文豪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诏书大相径庭。当然，汉族文人对于蒙古的“俚语”诏书也有讽刺。蒙古诏书皇帝的“怎生、奏呵、那般者”等等蒙文直译体套语用得太多，所以，至元三十一年，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告发。还好，元朝不像满清，动辄因文字砍人脑袋，老黄在文字中拿皇帝“找乐”，只把他免职而已。
泰定帝的诏书写成如此模样，大概是因为他在漠北仓促即位，身边缺乏擅长文章的汉族词臣，写不出华丽的文言诏书，只能用蒙古语起草，再被直译为汉文，草草了事。画蛇添足的是，清乾隆时代重印殿本《二十四史》，奴才文人们将此诏用文言重写，真真费事不讨好，还不如原先看似蹩脚的蒙古汉文直译来的痛快。
泰定帝继承帝位后，先任命给自己送玺绶带的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让阿难答儿子月鲁铁木儿袭封其被杀父亲安西王王爵，任命“功臣”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同时又任命自己王府中的心腹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把倒剌沙的哥哥马某沙也弄一个同铁失一样的官职，巧妙地把枢密院实权把握于自己人之手。所以，泰定帝所有的“人事安排”，都是在他往大都方向行进的过程中进行的。
一路顺利。看到诸宗王和几个汗国也无反对自己的声音，为了摘除自己与铁失等弑帝党人有串通的嫌疑，泰定帝先把向自己通风报信并已经获得封赏的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等人忽然趁酒宴间捆绑起来，宣以谋逆大罪，当众诛杀。同时，他密诏“自己人”旭迈杰为中书右丞相，与通政院使纽泽一起，急驰入大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正沉浸于保拥新帝之功美梦中的铁失和失秃儿等人抓起来，根本不经鞠审，立时杀头，“并戮其子孙，籍入家产。”
铁失的妹妹元英宗皇后速哥八剌虽未涉案被杀，但心情忧悲至极——不仅老公被弑，娘家人转眼又被杀个溜光。可怜的皇后，几年后即抑郁而死。
泰定帝入大都后，把月鲁铁木儿、按梯不花等参与政变的五个蒙古宗王流放于海南、云南等偏远之地，以此向宗亲和各个汗国表示自己的“清白”。同时，泰定帝追封自己的生父甘麻剌为显宗皇帝。其实，泰定帝对于铁失等人的弑帝行动，不仅事先得知，而且还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否则，铁失等人不会那么心中有底做出如此“大事”。
泰定帝在位五年，没有干过什么大坏事，也没干什么好事。当然，他下诏处理了一批铁木迭儿奸党，为被杀的杨朵儿只、萧拜住两个人平反，并且重用张弘范的儿子张珪，派人翻译《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儒家典籍、史书。事实上，泰定帝时代并无任何向“汉化”实质性的迈进。
泰定帝时期的财政状况，仍旧没有任何起色，入不敷出，已经成为元政府的“常态”。由于泰定帝本人常年在漠北生活，他身边的重臣倒剌沙是回回人，这自然会一直左右皇帝本人的政治倾向。进入大都诛杀铁失等人后，泰定帝马上升任倒剌沙为中丞相，由于不久后右丞相阳迈杰病死，所以中书大权皆握于倒剌沙之手。同味相吸，日后进入中书省的重臣，好几个都是回回人。其中有马思忽（同知枢密院事）、马某沙（倒剌沙之兄，也为同知枢密院事）、兀伯都剌（中书平章）、伯颜察儿（中书平章），甚至包括参加铁失行弑元英宗的枢密副使阿散（御史中丞）。泰定帝几乎把弑帝党人杀个干净（除宗王以外），惟独这位阿散因其回回人身份得到庇护，不仅没被杀，反而得到重用。所以说，泰定帝时代的中央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回回集团手中，元朝的回回人地位此时处于最鼎盛时代，他们不仅被赋予特别多的特权，还享有特别多的商业赋税方面的豁免权。
在把国家权柄交予回回大臣的同时，泰定帝与其皇后八不罕特别尊崇密宗佛教，相继受戒，广做佛事，滥施无度。五年之内，虽然政治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元朝境内水旱蝗灾特别多，这使得财政方面更加捉襟见肘。
总体来讲，泰定帝大的坏事没有做过，“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
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夏，泰定帝在上都病死，时年三十六。
泰定帝一死，元朝“两都制”的弊端在关键时刻显现出来。当时身在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大都，“实掌枢密符印”，有调动天下军队的大权。由于他本人是从前元武宗的心腹，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趁泰定帝崩后政治真空之际，谋立武宗皇帝的儿子为帝。于是，他们胁迫大都百官，申明要立元武宗之子为帝，执捕了中书省主要官员，派人去江陵就近迎接元武宗二儿子时为怀王的图贴睦尔。
正在上都的丞相倒剌沙与皇后八不罕闻大都变起，赶紧立泰定帝的儿子、年方九岁的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在此之前，图贴睦尔走得快，已在大都称帝，是为元文宗。
二都两个“皇帝”的军队各有诸王支持。打了一个多月，上都方面不敌，回回丞相倒剌沙“肉袒奉皇帝宝（印）请死”，出城投降。政治斗争失败者不会得到宽恕，倒剌沙一家人及其同伙很快被全部处决，一个不剩。至于泰定帝的儿子天顺帝，小孩子被俘后连同母亲一道，均被秘密杀害。
泰定帝、天顺帝父子死后均未得到元文宗兄弟承认，所以他们既无庙号也无谥号，后世只能以他们的年号来称呼这父子两人。虽然天上掉下来一顶大皇冠，父子的遭遇，尤其是天顺帝这个小孩子的悲惨下场，很让后人深思：皇权，只要与之发生联系，摆在后面的即是不测的深渊。
元英宗遇弑，泰定帝捡个“便宜”，其子天顺帝当了一个多月“皇帝”就被杀，而后，元武宗的两个儿子，元明宗和元文宗兄弟，又上演了手足相残的悲剧。元朝的气数，可以想见。
元英宗被弑前，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发生，即他刚刚下诏“赐死”了南宋末帝宋恭帝赵。
宋恭帝与祖母谢太后在临安向伯颜的元军投降，被北迁大都。忽必烈当时没有杀掉这个小孩子，还封他为“瀛国公”。1282年，他又被元人迁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青年时代，为避免被害，赵自求为僧，往吐蕃习学佛法，终成一代高僧，修订翻译了《百法明门论》等不少佛经。元英宗至治三年，思宋亡国旧事，赵（时法名合尊）一时感慨，作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结果，有人持诗上告元廷。恰恰元英宗、拜住君臣汉语都是过八级的程度，认为赵诗中含有复国招贤之意，于是下诏把他赐死，时年五十二。宋朝以文教而兴，以文过于武而亡。可叹的是，其末帝之死，也缘于一首诗，真让人扼腕低回，思索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