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别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包银。在官府催逼下，汉族人民畏于杀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贷“斡脱钱”。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真正宰人，一锭银子，十年内可向上滚积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家破人亡仍旧交还不起银子，大量汉人只能选择逃亡一路，田亩荒废，良家失散，四处流离。幸亏忽必烈是蒙哥汗的亲弟，他在汉人儒士建议下，得到关中、河南等中原汉地作为封地，开府求治，使广大地区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的龙冈兴建开平新城，雄心勃勃地准备放手经营中原。
树大招风。蒙古贵族以及色目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眼红忽必烈手中的财权，纷纷在蒙哥汗面前说他的坏话，指他有不臣之念，并诬称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权为奸利事”。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权的同时，派出亲信阿兰答儿等人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展开“清污”运动，想验明忽必烈是否有罪。这群人如狼似虎，大兴案狱，严刑逼供，当地官员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数十名之多。汹汹逞威之外，他们还随意向当地官吏敲诈勒索，得不到钱就把人关进监狱弄死。
为了在中土树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于漠北的蒙哥汗亲征南宋，一方面想彰显他的无上威权，一方面想以灭亡南宋的胜利重新树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响力。已经丧失军权的忽必烈幸亏有汉人儒士替他出主意，送妻女至兄皇处为人质以示自己无“异图”。毕竟手足情深，二人会面后，误会暂时消除，蒙哥汗也下令停止对中原一带钱谷财赋的“钩考”。
1258年，进攻南宋的塔察儿一部蒙军遭挫，蒙哥汗命令忽必烈重新率军征宋。转年夏天，亲征四川的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被一块炮石击死。他不仅没有能灭亡南宋，自己倒死在了酷热潮湿的蜀地。喜大于忧，忽必烈终于得喘一口大气，纵马飞奔，飞也似回到草原，去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
中国的古代政治，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一变，思维也随之产生变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宝位，随着国土的扩大和战争的继续，昔日对于横征暴敛的反感，逐渐为对黄金白银的喜爱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钱财了。
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元史》中对他早年叙述不详。从中亚、西亚的史籍研究中发现，此人是花剌子模国费纳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时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成为皇后斡耳朵下属侍臣。忽必烈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开始得到重用，“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掌管财赋之务。忽必烈以“龙兴之地”开平为上都，任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
进入忽必烈视野后，阿合马很有一番作为，“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由于敛财收赋干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事。又过两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全国财权皆集于他一人之手。
官升得快，阿合马主意也越来越多，他以屎中捡豆的认真劲儿，一会儿上奏改铸金银，一会出主意禁止太原当地人煮盐贩卖得利，苍蝇脸上剥肉，蝴蝶翅上刮粉，很得忽必烈欢心，又以他为“平章尚书省事”。
阿合马并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人咸称其能”。此外，阿合马有口辩，常在廷议时与丞相安童等人争论时占尽上风，口舌如簧，滔滔不绝，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并向忽必烈表示：“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择”，忽必烈允诺。这样一来，阿合马把人事大权又抓于己手。
至元九年，元廷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又被任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设的中书省是当时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担任，但只是名誉头衔，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中书省主管，类似今天的国务总理和首相。元朝的尚书省原先的名字是“国使使司”，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忽必烈曾把“中书六部”改为“尚书六部”，正是想突出“财臣”的重要性。阿合马倒是挺“举贤不避亲”，转年，就把儿子忽辛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由于行事太过擅权，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进言，皆无效用。阿合马蹬鼻子上脸，又派枢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佥枢密院事”，想让他兼任“国防部长”。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使”，也是真金太子挂名，所以，如果忽辛得任“同佥枢密院事”，等于阿合马让儿子掌握了元朝的军权，那样一来，忽必烈、真金父子的“家天下”，就会成为阿合马、忽辛父子的“家天下”了。
忽必烈这次没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驳回，因为老皇帝深知阿合马的草包儿子担当不了如此重任，说：“忽辛连贾胡作生意的事情都不清楚，怎能负责机要大事！”（原文是“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不少研究者望文生义或不看原文，以为忽必烈说忽辛是个“贾胡”，纵使“彼贾胡”断句，后面也连不上说不通）。
此后，阿合马有所收敛。随着江南收为元朝所有，阿合马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旧境行盐钞之法，禁止官员私自买卖药材。为了最大限度征利，他又帮忽必烈设置诸路转运司，征利颇丰。高兴之余，每遇财政问题，忽必烈都会说：“此财务事，其与阿合马议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对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涯、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可见，当时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马名列群臣中的第一。
大权独揽之下，阿合马“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桢、耿仁，骤升同烈，阴谋交通……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贴木儿不买自己账，阿合马便奏称这二人擅支钱粮，很快以贪黩罪杀掉二人。
元朝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最早是中统年间忽必烈为了方便统治而设立的10个临时机构，当时叫“宣抚司”。行省架构是中书省的“具体而微”，正是中书省向全国的权力延伸，下辖路、府、州、县，近乎封建，权力很大。现在的“省”，正是由当年忽必烈的“行中书省”转变而来。
元廷宿卫中级军校秦长卿深知阿合马奸谋，“慨然上书发其奸”，被阿合马立即下令逮捕入狱，酷刑折磨而死。秦长卿上告信中有两句写得特别好：“现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
纵观阿合马搜刮手段和内容，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滥发交钞。忽必烈继位后，所颁定的中统交钞是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1261年底，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一千文钱（一贯）相当于一两交钞。南宋灭亡后，元朝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会子、交子，使币制达成统一。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阿合马大权在握后，为了敛财，滥发钞币，自1276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都是大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如此，势必造成“物重钞轻”，最终使得“公私俱弊”，使元朝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其二，阿合马大兴“理算”（又称“打勘”、“拘刷”），以检查清理政府财政收入为名实现敛财目的。其实，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理算理算，越理越乱。理算之法使得元朝各级官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吃大亏的还是基层官员和平民百姓。其三，阿合马大搞官卖垄断，对银、铁、盐等实行垄断权，又命官府括民铸造农器，使得农器品质相当粗劣又价格昂贵。同时，他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目，任意提高税金，甚至连死人也要收丧葬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无后来者。
阿合马致怨满天下，竭力排毁汉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与太子真金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只要老皇帝忽必烈在位一天，真金太子不敢拿他怎样，最多是“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有逸史讲真金太子曾在朝上当面殴打阿合马，似乎不是实情。真金自幼受儒家教育，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在父皇面前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
对于阿合马被杀的过程，《元史奸臣传》中这样写：
十九年三月，世祖（忽必烈）在上都，皇太子（真金）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王）著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王）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张）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王）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王著徒众）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王）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自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请囚。
《元史》的《裕宗传》中也记载：“盗（指王著一伙人）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种种记载，都讲真金太子与阿合马被杀案无牵涉。但是，“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其实，杀阿合马的真正幕后指挥者，肯定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高级幕僚，否则，张易那么一个枢密副使级的高官不会参加此事（虽然《元史》称其是被“矫旨”所骗）；王著一个千户，也没那么大能耐熟门熟路计划周详地杀掉当朝宰相。
真金太子之所以下决心杀阿合马，也与这位权臣先前诬杀御史中丞汉人崔斌有关。崔御史曾上章弹劾阿合马，阿合马很恼怒，便公报私仇，把崔斌排挤出中央后，仍然捕风捉影寻个罪名置崔御史于死地，使得太子及其手下诸臣忍无可忍。所以，王著等人挺身而出，杀阿合马事成或不成，均不会真正把真金牵入案中。
大都乱起，中丞也先帖木儿跳上马，“驰奏世祖”。当时忽必烈正驻跸于察察脑儿，距上都不远。听闻自己手下“财神”宠臣阿合马被杀，“闻之震怒”，即日回到上都宫城，下令枢密副使孛罗等人率兵飞奔大都，“讨为乱者”。
阿合马已死，王著被擒，剩下的高和尚等人本来就是棋子，很快被悉数擒获。此时，忽必烈并没有意识到阿合马之死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幕僚策划，还令太子名义上主持会审王著案件。当然，太子本人不办案，实际的主审官是孛罗。
孛罗不傻，自然不会跟“储君”真金过不去，加上他自己也憎恶阿合马的跋扈，心中对这位回回人的死亡，只有暗喜而已。
案件迅速得以审结，“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醢之”，即把尸体剁成肉酱，此诏肯定是忽必烈亲自指示，可见当时他对宠臣被杀一事的悲愤。而且，张易是否主动有预谋参加杀阿合马行动，并无确凿实据，杀掉如此高级别官员，实是老皇帝震怒下的诏令。
王著临刑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要仁得仁，可见王义士事前早已作好舍生取义的心理准备。王著被杀时，还不到三十岁。
阿合马死，忽必烈“犹不深知其奸”，估计只是知道这位宠臣贪污多，念其旧功，下令中书省不要深究他的家人。待孛罗面见汇报工作，忽必烈询问案件详情。孛罗对王著、高和尚等人之事简略带过，倒大谈起审案间“讯得”的阿合马罪状情实。所谓“墙倒众人推”，阿合马已死，孛罗在推审中又深刻感觉到太子真金的倾向性，自然把阿合马多年来的所为“实话实说”。这可不得了，听完整件事情后，忽必烈激恼无比，拍案大怒：“王著杀掉他，干得好啊！”
于是，忽必烈下诏严审阿合马案，一定要把阿合马党人都从朝中清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