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谈到想象的任务只在于把现实事物的内在的理性化为具体形象和个别现实事物去认识时指出：“在这种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会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在黑格尔看来，要成就一位像歌德那样的具有“深广的心灵”的艺术家，首先必须具有掌握现实及其现象的敏感，这就需要具备一种能够使内在心灵显现于外在形象的现实界的理性把握的能力。黑格尔并不主张以纯粹的哲学思考的形式去掌握形成宗教、哲学和艺术基础的那一些事物中的真实的东西，但他要求艺术家应具有把握住通过记忆吸收来的外在界各种图象的理性能力，即“常醒的理解力”。
黑格尔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理论启示在于：作家的记忆能力同样是既需要有“常醒的理解力”，又需要有“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的。前者是“有意记忆”，而后者则是“无意记忆”。以有意记忆来说，它作为作家记忆功能的重要形态之一，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思考、分辨、理解外在世界中现实形象的全部真实性及其意蕴，即所谓“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是将知觉有选择地指向外在世界中某一对象或某一属性，而不注意其他方面，即所谓知觉的集中定向。
记忆作为最早而又最经常使用的认知模式之一，在心理学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以来对于记忆的诠释基本上趋于固定化，即记忆乃是人脑所具有的能够储存各种信息痕迹的特性。于是，这种诠释便形成了这么一种观念：在相当的程度上，记忆的全部功能取决于它对过去经验的痕迹的保留和积淀。这几乎构筑为一种传统的形而上的记忆模式，从而涵盖着所有有关记忆的内容和形式。当然，从心理学意义来说，上述模式无疑代表着记忆的本质，要想彻底地动摇它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面对着丰富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感知，这种模式未免显得狭隘。不少研究艺术心理学的文章和论著，在对于作家记忆功能的描述和探讨中，都无一例外地服从上述那种模式，并且，把作家的全部记忆形态以及丰富的记忆活动，用“情绪记忆”作为突出方面加以统摄。从表面上看，作家的情绪记忆确实是他的全部记忆活动的重点，已有的那些探索当然也是很有成就的。然而，传统的心理学观念对于传统的记忆模式的支持，在艺术心理学中似乎越来越显得不够自如和得心应手。尽管这个问题目前并未到了令人感到惊奇、不安和惶惑的地步，但我觉得在理论上对它做一些探索，还是有必要的。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确实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对它作出一针见血的判断。但我想，既然人们已经确认不能把记忆说成是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或者是一个印象的纯粹复制，那么，记忆对于过去经验的痕迹的保留和积淀，以及借助想象的力量加以整理、定位和重新组合，这就不仅仅是空间结构的问题，它还有时间的连续性问题。也就是说，以前的印象在不仅被重复而且被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它们还被归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上。如果不是把时间看作是一个包含了所有个别事件的连续的次序，这样的组合就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记忆的过程问题，以及艺术感觉对于记忆过程的把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之所谓记忆包含着一个认知和识别的过程，包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观念化过程。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尽管耶克斯在研究黑猩猩时，认为黑猩猩也具有认出先前的经验，并能以此为基础预期未来的记忆能力，但耶克斯仍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与动物中的观念化过程的问题。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与动物（即便是像黑猩猩之类的较高级动物）相比，人的记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念化的过程，即人不仅能记起、想起、认出先前的经验，而且能够预期、盼望、想象，并以此为基础为未来的事件作准备。因此，人的记忆形态对于人类特性的充分表现就在这里：记忆包含着一个创造性和构造性的过程。
恩斯特·卡西尔的看法并非胡诌。事实上，在我们的认识界中，如果把记忆活动如实地作为一个活动过程来看，它就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它还有对目前的体现和对未来事物的预示。虽然，这后二者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与记忆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由记忆所引起的它们的整个活动秩序则是存在的。英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在谈到十八世纪的科学观念时说：
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跟它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这就是说：一个事件把跟它同时发生的事件的样态作为现时达成态的展示而反映在本身之中。事件也有过去。这就是说该事件在自身中把先行事件的样态反映出来，并作为记忆混入自身的内容中去。事件还有未来。这就是说，这一事件在自身中反映出未来向现在反射回来的那些位态。换句话说，它反映出由现在决定的那些位态。因此，事件便有预示作用……艺术的感受和认知方式同样如此。任何一种艺术把握的方式，既根源于人们对于现实的感受和认知，也根源于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人的心灵断然不是毫无连续性的，相反，它的感受和认知方式、记忆方式总是按照某种特定意义而有序化。丹纳在谈到莎士比亚构造人物的天赋时指出：
仔细研究他的每个角色，你随时会发觉在一个字眼，一个手势，思想的一个触机，一个破绽，说话的一种方式之间，自有一种呼应，一种征兆，泄露人物的全部内心，全部的过去与未来。这是人物的“感情”。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感情”，实际上反映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感情”。这种“感情”所显示的，是人的心灵在回忆过去、体现目前以及预示未来的过程中的某种整合性和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有意记忆正是体现了这种特性。
作家的有意记忆在整合知觉经验的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了从前经验痕迹的空间构成，另一方面则在不同的时间次序上，以认知以前的印象为基础，使记忆不断地向目前及未来的趋势演化，酝酿生发未来事件的契机。因此，有意记忆总是促使作家的心理活动中每一当前的经验要素与以往的经验要素发生联结，引起联想，从而使记忆中始终具有向前流动的活泼趋势。一旦作家滞留或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而不及其余，就将影响到记忆过程的重新组合和建构，最终只能流于对以前经验痕迹的简单复制。歌德写《葛兹·冯·伯利欣根》时才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这部作品在描绘上的真实使歌德在十年之后还感到惊讶。虽然，歌德并没有见过或经历过这部剧本的人物情节，但是他在搜寻过去的记忆时，是通过对于未知世界的猜测（歌德称之为“预感”）才认识到剧中丰富多彩的人物情境的。显然，企图以准确无误的记忆力去对世界作纪实性的描绘，是达不到歌德笔下的艺术世界的。歌德的成功完全在于他的记忆过程的重新组合和建构，使他能够在回忆、思考、分辨、理解外在世界现实形象的全部真实性及其意蕴的同时，展开来对于未知世界的揭示，从而将记忆内容的所有底蕴融化在这一揭示之中。
这确实需要具备一种如黑格尔所说的“常醒的理解力”。理解力在这里所显示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心理学中那种以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理解记忆，因为它更多的是运用作家的自觉的意识，对由记忆所领略而保存的外在世界的形象进行综合。关于这一点，意大利文艺理论家慕拉多利在《论意大利最完美的诗》中写道：“想象力领略而又保存着许多人的形象，理解力看到了这些现象，把它们综合归纳，从低等领略所搜集的若干个别现象里提炼出一个尚未存在的普遍现象。”这里的“想象力”其实说的就是记忆力。因为在慕拉多利看来，“想象力”是领会和认识具体事物形象的功能，它的职责是去玄想曾经接触过的事物，并从自己的仓库里向理解力提供事物的形象或影象。这当然是具备了记忆的功能。作家记忆过程中的“常醒的理解力”，除了思考、分辨和理解外在世界现实形象的全部真实性及其意蕴，揭示出记忆内容的本来意义外，还在于自觉地调整浮现在作家意识表层的记忆。有意记忆是有限的，因为它只认知，回忆“意”（即目的）以内的知觉信息；并且，这些知觉信息在并未完全被整合、建构成为新的观念化过程之前，它们的波形往往是不规则的，只是泛泛地浮动在作家意识的表层。因此，及时地调整这些记忆，使它们迅速导向一个目标，无疑必须依赖作家的“常醒的理解力”。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记忆的积累不是杂乱无章的。有一种规律——联想的规律”，能够“把全部混乱的回忆，照其相似或时间和空间方面相近进行分类”，从而概括起来。在这里，作家的“常醒的理解力”的作用，在于把那些波形不规则的、混乱的记忆调整成为合规律性的、合目的性的记忆积累。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训练能够促使作家从特定的意义出发感受和认知对于过去的回忆，并按照这种意义使感受和认知有序化，从而使所有的记忆内容都能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属于未来意义的底蕴。海明威在谈到作家怎样训练自己时说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如果我们遇到一条鱼，你看准了，看每个人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在鱼跳的时候兴奋起来，你就回想一下，使你产生这种感情的确切的动作是什么。是钓丝从水面上浮起来，是它像琴弦似的绷紧，水开始滴下来，还是它跳的时候猛撞泼水的动作。回忆当时的声响，说了些什么话。找到当时产生感情的东西，找到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下来，要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作家如此训练自己，实际上是对自身的“常醒的理解力”的考验。理解并不意味着对从前的记忆痕迹作出解释，它意味着作家的记忆能够导向某一目的。有意记忆要求作家的回忆具有目的性，否则，记忆就成为一般性的回忆了。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真正表现人类特性的记忆形态，是必须将经过组织和综合后的回忆汇总到思想的一个焦点之中。这个观念体现了有意记忆的要求。从心理学上来说，有意记忆是作家的知觉对特殊对象或特殊属性的集中定向。所谓集中定向，就是有选择地指向某一对象或某一属性，而不注意其他方面。
人脑的生理现象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我们对一个事件的回忆，实际上是从事件的一个片断开始的。譬如，我们看到一幅熟悉的画，常常会引起对于最初看到这幅画时的情景的回忆。这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不可能在一瞬间把许多事物都浮现出来。脑的记录粒子对一个局部的记录往往比较细致，但这需要知觉集中在一个局部上。由这一个局部去“顺藤摸瓜”，就可能从一个片断的追忆开始，回忆起更大的场面或更早以前发生的事件。因此，有意记忆在作家的记忆功能中，是通过知觉的集中定向，有效地控制记忆的某些混乱状态，从而使记忆沿着某种特定的意义走向有序化。屠格涅夫创作《阿霞》时的经过，对于说明这个问题是有启发的。作家在一个美妙的夜晚泛舟莱茵河上，当小船从一个不大的火砾场边经过——
火砾场的一旁有座两层楼的小屋。一个老太婆从下层屋的窗子里朝外张望，上层楼的窗子里探出来一个标致的姑娘的头颅。这时我忽然被某种特别的情绪控制住了。我开始思索，我想着，这个姑娘是谁，她是怎样一个人，她为什么在这个小屋里，她跟老太婆是什么关系——就这样，我在小船里就立即构思好了短篇小说的整个情节。我想，屠格涅夫的思索很可能不仅仅限于对眼前景象的思考，这时候他的知觉由于被“某种特别的情绪”控制而对眼前景象显示出某种特定意义的集中定向。因此，屠格涅夫除了思索外，他肯定还在沿着知觉的集中定向的轨迹去追忆起他所曾经见到过的所有姑娘的情景。这种有意记忆的方式在大多数作家身上都有过实践，事实上它就像拉起链条的一环可以把整条链子拉起来一样，由事物的一个局部可以追忆出全部的事物。当然，从屠格涅夫的情形来看，他还依赖着一个重要手段——想象。正是想象激活了作为展开联想锁链的“记忆结”，使作家心理活动中在不同时间层次上形成的经验要素发生联结，引起联想，从而使记忆沿着某种特定的意义得到新的组合。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意记忆毕竟是有限的。由于它的记忆范围往往被某种特定的“意”（即目的）所限制，对此“意”之外的更丰富的属性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由此形成心理学上说的“定势效应”。这样就将妨碍作家记忆中所有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一个作家仅仅使用有意记忆是不够的，他势必继续调动他的无意记忆，打开记忆的所有闸门，使得记忆的建构过程进一步趋于完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