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由展江博士主编的《新闻与正义》杀青之前，嘱我写几个字，我爽快地同意了。在我看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普利策的名字冠称的新闻奖作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多数新闻界人士来说，普利策其人其事并不陌生。这位被尊为美国现代报业之父的报业主，年幼时虽家境贫困，仍受过良好教育。他当过兵，干过杂工，21岁起步入记者行当，不久即成为报纸合伙人。他办的另一份报纸，以“真理的喉舌”作为办报方针，倡导社会改革，但又以耸人听闻、煽情报道和展现暴力来扩大发行。1883年，他买下作为他报业活动里程碑的《世界报》，四年后又出版《世界晚报》。《世界报》使普利策大出风头。这份报纸不仅令他赚钱，还使他有了一块改革试验的样板田。
普利策对《世界报》的经营与编排在许多方面是独树一帜的。他宣称《世界报》是独立的报纸，为市民服务。他强调报纸要揭露贪污腐败，鼓吹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他主张报纸发表的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还要花力气写好社论。他的报纸，对于当年美国的政治演变与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报业的进步和报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普利策本人由于这一系列成就而被后人誉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事业”的开创人。
普利策的魅力百年不衰，正是由于他在遗嘱里指定拨出200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赠款设立“普利策新闻奖”。这个人实在聪明。他赠款设置此奖，不仅使他着意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每年评选一次，宣扬一番，也是对他英名与业绩的怀念。“普利策奖”含文学、历史、音乐等奖，以新闻奖的比例为最大。新闻奖颁给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媒体与新闻从业者，获奖作品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的。1917年授奖时只有5项，以后不断增加至14项。其中，公众服务奖授予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单位，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其他单项则以现金作奖。
在富裕的美国，一枚金质奖章，单项奖每人5000美金最初为每项1000美元，1988年增加到3000美元，1997年提高到5000美元，2003年提高到10000美元。对不少人来说实在是“区区”小数。但人们不这样看。在美国经常评选的各种新闻奖中，“普利策新闻奖”向来为业者与社会所看重。究其缘由，恐怕同它是“学院奖”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机构为普利策奖金评选委员会，该委员会固定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奖金设立者之孙小普利策，每年春天，经这个评委会评出的新闻奖，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颁发。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决定了这个奖种，同纯粹由各传媒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学院奖”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有助于张扬普利策新闻奖的权威地位，因此人们对其另眼相看。
多少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界一些人士，如甘惜分教授，有感于中国若干新闻奖项评选中的种种弊端，几次提出由几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合作设立“学院新闻奖”。呼号奔走经年竟一事无成，原因之一，找不到普利策一类的有识之士；原因之二，乃是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实务界的影响甚微；原因之三，学术界脱离实际搞象牙塔式的研究之风远没有克服，一些人对实际工作关心甚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套书的问世，对上述各种障碍有所冲击，至少有点触动或反思。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项目前已增至十余个，但老传统不变，即每个奖项只表彰一人（有时并立二人）或一个媒体，所以每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十余人。以新闻大国闻名的美国，一年下来获此大奖的只十余人，自然凤毛麟角，十分耀眼。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作为我们的“攻错之石”。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结果如过眼烟云，没能留下太深的印象。有人曾为此举辩护，说中国乃举世无双之大国，不多评几个摆不平、“难得平衡”。对照一下真正的新闻大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以及每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布之后的热烈反响，这种辩护也许是不必要的，抑或是无力的。
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作者不是仅仅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靠一味的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借助嘲笑挖苦等方法，以达到消祛毒瘤和缺陷的目的，使美国社会不断走向健康和兴旺。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注目的、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题材。这种“指挥棒”的引航作用，在全党反对腐败，社会整肃民风的中国，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中国新闻界同仁中，包括年轻的新闻学子中，有人对新闻科学的客观性表示怀疑。他们说，新闻选择和好新闻的评选有什么规律？领导意志就是“科学”，就是“好新闻”的入选标准。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回顾近20年的新闻评奖，此种例证确有不少。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出几例新闻评奖搞唯意志论，唯领导点头论的，完全可以理解。相反，如果没有这类低俗的评奖，在一个“不唯实只唯上只唯书”尚有影响的中国，在新闻科学尚未普及、更不为人尊重的今天，倒是一桩奇怪的事。但是，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邓小平理论引导和邓小平唯实主义作风的感召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奉新闻规律为圭臬，视新闻科学为治世之剑；许多起初不为某些人欢迎的报纸专栏和广电节目，也在公众的压力下（实际是新闻科学的力量）鼓起掌来。可以和应该相信，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向，科学所向。这种良性变动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传播历史条件和人文情景下出版普利策新闻奖作品文集，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新闻兴旺的助燃剂。我们要感谢主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这一辛勤之举、适时之作。让我们以新闻科学的名义欢迎这套译作的问世，以新闻科学的名义借鉴书中的宝贵财富，以营养我们自己的新闻实务与新闻评奖活动。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对于外国人的精神产品，要有所吸收，有所扬弃，好比吃一条鱼，吞下鱼肉，吐掉鱼刺。诚如列宁所言，泼洗澡水时，千万留下盆中的白胖小子。学者借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也要采用这种方法。我想，无论是这本书的译者还是读者，都会这样做，也是这样做的。一番絮语，且作小序，乞编者、译者和读者指正。
草于1997、1998年新旧交替之际，北京塔院迎春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