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局长，龚少雄不是只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而是多下基层摸情况，办实事，把同志们的冷暖挂在心头。初上任，他来到了离城５０多公里、全局最偏远的四分局，这里缺水、缺电、缺住房。龚少雄被四分局的同志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仍兢兢业业工作的精神感动了，和大家一起喝包谷酒，拉家常，酒过三巡，分局党支部书记田奇权抹起了眼泪，向局长倒苦水：来到分局忙了半个月，给妻子打个电话想问个好，不料电话那头甩出一句：“你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老田委屈啊，得不到家里的理解，心里难受。龚少雄回到城里后，便和副局长武明跃一起，拎了一袋水果、饮料去家访。老田的妻子刚开始很冷淡，听到两位局长介绍了老田的工作和心情后，听着听着便抽泣起来：“自己身体多病，动了三次手术，两个小孩未成年，需要丈夫的照顾，可是……”“丈夫的工作要干好需要你理解，家里的事情只好请你多担待，有困难以后再考虑解决，我代表局里表示慰问！”龚少雄的话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使整个屋子变得温暖起来。
龚少雄常说：“没有广大纳税户的支持，税务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龚少雄的爱心不仅奉献给本局职工，也奉献给了社会上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群众。教字垭镇有一位叫张本猛的纳税人，身患绝症，仅靠一个小店维持全家５口人的生计，当税务人员上门征收税款时，守店的小孙子请求缓交。躺在病床上的张本猛一下子坐了起来“天干地开裂，皇粮国税少不得，我就是不打针吃药，也要交税”，他打发家人借钱交清了税款。龚少雄听到这一情况后，深受感动，个人拿出２００元钱，派人送给张本猛，还发动全局共青团员为张本猛奉献爱心，送去捐款和礼品。局里的建整点教字垭镇丫角山村，也是龚少雄牵挂在心头的地方，三年扶贫，区地税局为建整村作了多少实事，好事数不清，有一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全村人均收入由扶贫前的５４０元增加到１１５０元。淳朴的村民为了感谢龚少雄，悄悄地送来了土特产、烟酒。龚少雄还是老办法，充公，烟酒款变成扶贫款退回到了村里。
有付出就有回报：两年多来，永定区地税局在龚少雄和一班人领导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１９９９年，全局组织各项税收３６２７．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６％，超额完成年计划，净增税款５０１万元；２０００年，完成税收收入３９４３．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７％。区地税局１９９５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全省“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称号，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被评为全区“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综合评比成绩名列前茅。荣誉和鲜花也向龚少雄个人扑来：１９９９年度全市“十佳青年岗位能手”，２０００年全市“十大杰出青年”等。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少帅”龚少雄不会在现有成绩和荣誉面前止步，正当年轻的他满怀豪情，为他痴心的地税事业书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一个老人和一个林场的故事
“你去吧，那地方景致好，将来有出息！”，这是１９５８年，当时的大庸县委书记对刘开林说的话，时任县林业局股长的他被县委选中去创办张家界林场。他去了，去得爽快，去得坚决！他爱上了那个地方，爱得痴心，从此演绎了２０年的大山之恋！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刘绍发”变成了“刘开林”；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他带领林场工人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头发白在张家界，牙齿掉在张家界，死了埋在张家界！”
县委选中他担任张家界林场场长亦非偶然，１９５１年刚解放时，刘开林在那一带搞过土改，开展过“反霸”活动，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张家界林场地处几县交界之地，边界纠纷复杂，听说刘开林要去办林场，龙尾巴村（当时属慈利县管辖）的人便放出狠话，要让他吃“啄子货！（一种土制的猎枪，编者注）”。刘开林毫不畏惧，抛下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打着铺盖卷儿，背着一支“快慢机”（驳壳枪），带者一名死活要跟着他干的技术员黄重陶，整整走了一天的山路，爬上了张家界。
创业之初，缺少工人，面对莽莽大山，刘开林想出了一个“巧借东风”的办法：他发动周边中湖、兴隆等邻近乡村的农民到张家界林场“砍火挲”，开荒种地不仅不要租金，每开出一亩地还补助几元钱，在那种年代此等好事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老百姓蜂拥上山开荒种玉米，刘开林却咧嘴笑了，他带领技术员和几名工人在庄稼地里栽上松树、柏树苗，两年时间开荒造林６００多亩，一炮打响，１９６０年刚刚创办的张家界林场便被评为“湘西自治州林业战线红旗单位”。
林场场长其实就是生产队长，工作可不是在办公室喝喝茶打打电话的轻松活儿，而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挥舞锄头的体力劳动。刘开林总是一马当先，每天踩着露水上山，踏着月光收工，他以苦为乐，以场为家，二十年来走出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１年，张家界林场以每年平均造林１８００亩的速度推进，总计造林１８２２５亩，至此林场造林任务基本完成，荒山披上了绿装，绿化率达到了９５％。同时，林场建起了１０８亩种子园、１２９亩茶园、１２０亩果园，累积开辟了８３公里森林防火线。
造林任务完成后，刘开林可不是从此躺着睡大觉。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从１９７２年开始，他鼓捣起了“科学治林”，组织林业技术力量，进行森林普查科研。在他的带领下，林业技术人员考察出林场有木本植物９３科５１７种，其中乔木１９１种，还识别了２００多个主要树种。特别是经过三年实验，终于使有中国植物活化石之称的珙桐（鸽子花）种子发了芽，树苗培育成功，为开发珍稀树木打下了基础。
１９７８年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春风也吹进了偏僻的张家界林场。随着着名画家吴冠中的一篇《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章及画作的发表，张家界林场一时名声大嘈，成为新兴的旅游景区，正印了老县委书记的那句话：“那地方景致好，将来有出息！”１９８２年，经国务院批准，张家界林场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刘开林作为办林场的功臣，调进公园管理处担任副处长，主抓规划基建工作。他带领６０多名职工，披荆斩棘，日夜操劳，３８天抢建了９栋面积达２７０平方米的木板房，可解决５００游客的住宿，还修建了一座３００平方米的电影院。１９８３年，他又带领职工修建了张家界最早的两座招待所：林场招待所和金鞭岩饭店，改善了来张家界旅游的游客们的接待条件。为了改善旅游地的交通状况，他顶风冒雪，在永定区各乡镇的支援下，带领七八千人上工地，在一个月内拉通了大庸至张家界的公路。随后又修建了黄石寨、金鞭溪、砂刀沟、夫妻岩等景区游道，建设了宾馆、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
当记者问起他创办林场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最难的事，刘开林爽朗地回答：没有最难的事！其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的时候，林场钱粮断绝，他带领职工挖蕨打葛，吃野菜度过了难关；文革开始后，刘开林被定为“走资派”拉到城里批斗，仍没有摧毁他坚强的意志，回到林场后他仍然带领职工们上山栽树，以至于林场在乱世中仍年年超额完成造林任务！
这就是一个老人和一个林场的故事。刘开林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造林事业，兑现了自己“头发白在张家界”的誓言！他先后多次被授予省、州、县三级“劳动模范”称号，获得了全国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绿化奖章；今年，他又获得了一项崇高的荣誉：对张家界有突出贡献的功臣。他无愧于这项称号，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０００５１号班车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定云
是巧合，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他开的车车牌就是０００５１号；是必然，只要看看他留下的一串串闪光的足印，就会对他获得这枚奖章心生折服。仿佛是命中注定，陈定云这一辈子要和车打交道，和路结缘。从１９６８年入伍起，他就干上这一行了。他学开车的劲头是十足的，侦察兵吗，１８般武艺都得会。于是白天跟教练学，晚上睡觉也在想，也在被窝里打手势操练。为了弄清机械构造，一得空便找到教练，问这问那，他不敢劳驾教练和他一起到车上去，他从车上把零件拆下来，搬到教练的住处，弄清后又送到车上装好。他就是这种劲头，这种态度，师训队结业时，他的成绩数一数二。总之，他爱上了开车这一行。
二十多年来，车在他手上开得够多了：在部队他开过苏式嘎斯５１货车、嘎斯６９货车、解放牌１０货车、解放牌３０牵引车；在地方他开过美式中卡运兵车、德国小依法货车、日本大日野货车等等不下十几种。
路在他脚下延伸得够长了：２２年来，他累计安全行车１１０万车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２７圈。他开车翻越过红军长征经过的六盘山，闯荡过号称天险的湖北宣恩县的鬼门关；既在宽阔的北京至广州的１０７国道上奔驰过，也在狭窄的通往甘肃长庆油田的简易公路上爬行过……
荣誉在他的履历表中一栏栏延伸：在部队，他３次被评为“五好战士”，９次获得各项嘉奖；到地方，他１３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８次获得“优秀党员”称号，２次记功……
而使他倍受称赞、倍受注目，使他出名的，是他最后开的这辆旧车——解放牌大客车，他现在还天天跑的路——张家界市永定区蜿蜒崎岖的山道。
一辆旧车和一串数字
“发现陈定云这个人，是在‘甩手承包’以后”，公司老书记李景贵对我说。
１９８８年９月，大庸（现张家界，编者注）客运公司遵照当时湘州公司的指示，采取了一项大胆的改革措施：在全公司实行资金抵押承包，将客车承包给司机，只认营运收入，以包代管，每位承包司机交抵押金１０００元。
就在这个时候，陈定云辞去干了多年的分队长职务，主动要求分了一辆车，成了主车司机。
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呢？车身油漆剥落不堪，座椅活摇活动，有几排还扑倒了，窗户也没有几扇好的；油门一打开，喇叭响，其余也都响……这是一辆行驶了近７０万车公里的旧车，论理，早该报废了，但公司穷，买不起新车，只好凑合着用。承包后谁都想要一辆好车，闹闹嚷嚷的，大院内几天不平静。陈定云是共产党员，多年的先进，他还能和别人去争吗？结果，他最后一个捡了一辆谁都不要的旧车——当时划分为四类公认最差的解放牌客车。
他就开着这样一辆不起眼的旧车上路了。
但陈定云有陈定云的办法。
开车之余，他从废品仓库里，领来了报废的发电机，和一大堆旧零件，在他那间不足１０平方米的斗室，摆开了架势：拆这件，补那件，东拼西凑，叮叮当当，硬是先后组装了两台完整的发电机，以及化油器、分电盘等。他很少去领新零件，而实际上他是最有资格这样做的，但他不，他要节约，他要尽可能降低成本。几年来，光废物利用一项，就节约资金４０００余元。
他还自制了两件“宝贝”，量油尺和防盗锁。量油尺是竹制的，上面标满了刻度，防盗锁是特制的，挂在邮箱上，十分保险。就靠这两样，承包三年多来，累计节油５４４２公升，折资金４３５６．６元。这又是一笔使人叹服的数字，本应最耗油的车，成了最节油的车。
“甩手承包”只搞了半年，便流产了。因为许多司机交不出钱来，全公司累计拖欠１３万多元，欠账最多的司机达１万多元。只有陈定云等少数司机没有欠账，他超额完成了任务，五个月实实在在的上缴了营运收入３５０００多元，利润５０００元。
从１９８９年３月起，公司停止了“甩手承包”，改为“三挂钩承包”，即营运收入与司机的工资、奖金、补助挂钩，钱不直接经过司机，由公司统一上收。方案变了，没有以前那样对司机有油水了，但陈定云还是陈定云，他的车照样节油、省料，照样效益好。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３年时间，他共计上缴利润５３５００元，年均完成计划的２３０%，这在全公司，都是首屈一指的。同行的又是纳闷又是佩服，这陈定云是怎么干的？……
他怎么干的？从１９８８年起，他４年只休息了２０天，只请了５天病假，累计加班２０３天，４年多干了７个月的活。陈定云就是这么干的，他用一辆最差的车，跑出了最好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