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苍白美丽的诗行
或许和我们人类一样，一本书自它诞生之日开始就应该接受一种命运。当我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一天，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薄薄的诗集《索德格朗诗选》时，我突然感受到了来自一本书的那种强烈的宿命感，它令我久久地陷入失眠状态，即便白天也是如此。白天里的失眠状态，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
这本北岛翻译的《索德格朗诗选》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进入了它漂流的命运之中。而我只不过是在等待。当我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相遇的时候，距它问世的那一年--一九八七年已有十五年之久。我知道，这本诗集一直在漂流，我不是它第一个读者。我花了一块钱买下了它，一块钱，包含着一种象征意义，几乎就是一种简朴而又庄重的仪式，我接了它回来。
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百首索德格朗的诗回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读《索德格朗诗选》，一个形象渐渐明晰，挥之不去。读《索德格朗诗选》时，我经常想象一个面色潮红的女结核病人坐在黄昏的窗前，整理自己那些起了很多褶皱的旧衣服。--这个人就是索德格朗，一个用瑞典语写作的芬兰女诗人。这是个女肺结核病人写的诗集，然而它的封面是如此简洁而干净：一幅钢笔画，线条流畅地画着几片落叶和一个头发飘零的女人的面孔，它们都在风中。
是的，在风中，我几乎是在风中读着这些苍白而美丽的诗：“窗里立着一枝蜡烛/慢慢地燃烧/诉说某个在这里死去的人/几棵云杉无声地立在/一条突然止于雾中墓地的/道路周围/一只鸟尖叫--/谁在那里？”（《窗里立着一枝蜡烛》）灰冷的调子始终伴随着热烈而又不失沉静的叙述，我知道在我面前站立着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所有伟大的抒情诗都有一种独特而高傲的语调，似乎从云中而来，那种在云中散步的轻。读索德格朗的诗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恬适，同时伴随着淡淡的忧虑。
有时我想，肺结核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在扼住一个人的呼吸的同时，会制造出一些怎样的病征？那种黄昏时分出现在病人脸庞上的潮红有着一种怎样凄艳的美？在索德格朗的诗歌中，我寻找着那一丝丝潮红：“在灰色的岩石中/平放你白色的躯体，为/逝去的日子而悲伤/你在童年听过的那些故事/正在你的心里哭泣/寂静没有回声/孤独没有镜子/淡蓝的空气透过所有的裂缝。”（《岸诗两首》）我有时甚至固执地认为，索德格朗的诗是可以使人对结核病产生好感的诗。然而，在我的内心有一个我在高声地反对说：不，不，不！
在北岛为《索德格朗诗选》所写的译者序中，我接受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七年她的祖母和他们家收养的一个姐妹相继去世，死亡来自她父亲的肺结核病；翌年，她的父亲也离开了人间。不久，索德格朗被发现也染上了肺结核，那年她才十六岁。”故此，索德格朗写诗的生涯也是和肺结核病作斗争的生涯，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默默地焚烧旧衣服、消毒的生涯。那是个结核病肆虐的年代。
而一切病征即是诗征，伟大的疾病造就了伟大的诗人。在索德格朗的诗歌里，结核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焦躁、忧郁、虚脱、绝望尽显无遗：“秋天苍白的湖/沉重的梦，梦见/那沉入海中的/一个春天雪白的岛//秋天苍白的湖/你的波纹如何隐藏/你的镜子如何忘记/那逝去的日子//秋天苍白的湖/轻柔而无声地承受高空/如同生如死的一瞬间/在昏睡的浪头吻另一浪头之中。”（《秋天苍白的湖》）索德格朗的个人命运似乎正是沉浸在这种“在昏睡的浪头吻另一浪头之中”的眩晕之中，这种狂躁必然地给她带来了“和一个已婚男人转瞬即逝的罗曼史”。（见北岛《译者序》）在诗中，索德格朗痛苦地写道：“我曾爱过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相信……/他带着空虚的眼睛而来/一个沉重的日子，他带着丧失记忆的眉毛而去/如果我没有孩子，那是他的……”（《我们女人》）“空虚的眼睛”和“丧失记忆的眉毛”拼成的是一个空洞的面孔，那是一个结核病流行时期的典型面孔吗？
而索德格朗的诗一直在漂流中，如一截湿而黑的树枝，绽放着病态的白色花朵。在索德格朗的诗歌中，很多诗句呈现出不言或者静置的状态，这些诗句游离在那种高而轻的忧郁语调里，从而使索德格朗的诗歌既有别于又胜于其他同时代的抒情诗人所写的诗歌，成为“北欧诗歌的新趋向”。（北岛《译者序》）而这种诗歌创作的品质一定来自于诗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在《词》这首诗中索德格朗不经意地透露了自己写作的秘密：“热烈的词，美妙的词，深奥的词……/它们像谁也看不见的/夜里的花香/空白潜藏于它们背后……/也许它们是缭绕的烟雾/来自爱的温暖的炉边？”索德格朗的这些把“空白”藏在“背后”的诗歌如健康的肺叶上的新鲜肺泡，在语言的躯体中自在地呼吸：“我带给你开满单瓣花朵的枝条/来自春天的大森林/你沉默不语，你垂下目光/你那因病深陷的眼睛/在看水晶花瓶上的光影。”（《病人来访》）
“空白”又“芬芳”，这是索德格朗的诗歌不可忽视的一个气质。即便在一首仅有三行的题为《小老头》的小诗中索德格朗也能做到如此：“小老头坐着数鸡蛋/每回数都少一个/别向他显示你的黄金我的朋友。”短小而又值得回味的诗歌似乎更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是对所有妄想以鸿篇巨制打败时间的诗人的启示。
不幸的索德格朗最终在她年仅三十一岁时被肺结核勒令停止呼吸和写作。而她的杰出的不同凡响的诗歌留了下来，当这本初次出版于一九八七年的汉译诗集传到我的手中时，时间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世纪喧嚣而躁动，仿佛一个肺结核病人。现在看来，这本小册子式的装帧极其简朴的诗集显得有些寒酸，就像一本在民间流传很久的地下刊物，但它找到了真正的读者。
被简略的回忆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阿赫玛托娃以一种极其轻描淡写的语调向我们叙述了她的一生，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使得阿赫玛托娃的散文既显得年轻又尽现苍凉。一生是可以概括的吗？作为俄罗斯伟大的抒情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似乎突然感觉到了文字的苍白无力，在她告别世界的前一年用一种特别的“语调”书写了她一生所经历的重要事件。这种清淡的语调在阿赫玛托娃的散文《简略的自述》中游丝一般地飘荡。诗歌的抒情在阿赫玛托娃的散文中得以冷静和克制，女诗人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被筛选和荡涤，像秋天的清泉一样冷冽但不彻骨。
“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一日，我在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出世。那时家父是退伍的海军机械工程师。我还是周岁的婴儿时，被带到北方--皇村去了。我在那儿住到十六岁。”--《简略的自述》这篇自传性质的散文一开头便开始了其在时间轨道上的变速之旅，从“出世”直接跨越到了“十六岁”，这种跨越中肯定省略了什么，但又重视了什么。“周岁的婴儿”被带到“皇村”这一事实在段落中突兀，而“我在那儿住到十六岁”犹如一声叹息，在空气中戛然而止。这变速之旅同时也是一种迂回的、徘徊在时间迷宫中的摸索之旅。作者依靠着《简略的自述》开头所造成的句式和语调沉浸在回忆所特有的那种黑暗中，摸索着返回到过去。但这种过去，照阿赫玛托娃看来已经成了有限的过去。在《简略的自述》中，呈现着一些异常简约的、干净的句子，这些句子有一种出奇的安详和冷静：“我十一岁写成第一首诗。我接触诗不是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始，而是从杰尔查文《贺皇族少年生日诗》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诗，我母亲都能背诵。”长句子和短句子互相交替，造成一种起伏跌宕的叙述效果。短句子总是欲言又止，而长句子像是一种气息的波动。在“这些诗，我母亲都能背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往日生活的温情。越是简洁越是需要我们细细体会，一个词一个词地去咀嚼。
概括一生，可以用一本书，也可以用一个词。而阿赫玛托娃选择了用片段和句子，并且她命令这些片段和句子在接受阅读时自动地进行划分，直至分解成一个个包含深意的短语。这是一个诗人的写作癖好吗？习惯了书写分行文字的阿赫玛托娃是如何将文字连接成散文样式的呢？我们在阅读这篇仅仅数千字的散文时却能够明显地区分出这不是“诗歌”而是诗歌化的“散文”。在《简略的自述》中，阿赫玛托娃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一个自述者，并在自述中获得了一种与时间相悦的满足。她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的事件，用她那在散文中惯有的轻描淡写的语调区别了她那些主观色彩浓烈的抒情诗歌：“1910年（俄历4月25日）我与尼·斯·古米廖夫结婚，我们去巴黎度蜜月。……诗--无人问津，诗集只因印有名声大小不等的美术家们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我那时已明白：巴黎的美术吃掉了法国的诗歌。”这是一种真正自我满足的自述，但不自我陶醉和忘形，“结婚”这样的个人重大事件被“我们去巴黎度蜜月”这样的短语所轻轻带过，同时“我们去巴黎度蜜月”这样的叙述也是轻快的、愉悦的，“我们去巴黎度蜜月”有一种甜美的回忆的余味。也仅仅是余味，就到一个句号为止了。
正是这种冷静而客观的自述，使得我们在阅读阿赫玛托娃《简略的自述》时感受到了比她的抒情诗歌还要强烈的抒情意味。但这种抒情意味不是外向的，而是内敛的，在语言的内部开花，外面包着坚硬而冰冷的石头。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沉浸在自我约束中的自述者，她不为往日的痛苦和哀愁所动，没有了灵魂的那种战栗，一切归于巨大的安详和平静：“1911年春我是在巴黎度过的，亲眼看到了俄罗斯芭蕾舞获得的最早的辉煌胜利。1912年我遍游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美术与建筑给我的印象极深，它像一个终生难忘的梦境。”而诗意并不来自于“它像一个终生难忘的梦境”这样的一个使用了明喻的句子，诗意有时不发自句子本身，诗意产生于句子与句子的断裂和转折中，我们阅读句群犹如滑过雪地，感受那起伏的坡度和地势。
阿赫玛托娃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太多了，在《简略的自述》中，她巧妙地通过侧面叙述而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我”：“1914年3月第二本《念珠》问世。它的生存时间只有六周左右。彼得堡从5月初开始转入消沉，人们分批疏散。这次与彼得堡的告别为永久的告别。我们回来时它已经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从19世纪一下子跨入了20世纪。”这个努力保持不被销蚀的“自我”，也通过突破历史事件的“围困”而实现个体存在的那种轻盈：“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列宁格勒。9月底，已是围困时期，我搭飞机去了莫斯科。我在塔什干住到1944年5月，贪婪地打听有关列宁格勒和前线的消息。和其他诗人一样，我经常到军医院去为伤病员们朗诵诗作。我在塔什干初次理解什么是炎热中的树阴凉和流水声。我还理解了什么是人的善良：我在塔什干经常患病，而且病势很重。”米兰·昆德拉认为，历史的残酷性正在于它忽略了个人的历史。而阿赫玛托娃这种简略的自述保持了“自我”，也创造了一个简洁而富有诗意的个人简史。甚至当阿赫玛托娃在叙述历史事件的时候也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她时时刻刻地在强调：这是我的，我在说，这是属于我的，一切在我之中。
与那些冗长的个人自传相比，阿赫玛托娃的这篇看似随意的散文《简略的自述》却以极少量的文字获得了巨大的容量，在文章中张力和松弛并存，而这是我们在她的诗歌中鲜见的。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伟大的抒情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却对散文写作充满了敬畏与好奇，在《简略的自述》中她写道：“我一向觉得散文既神秘莫测又诱人试探。我从小熟悉的全部是诗，而对于散文从来是一无所知。”散文写作在诗人阿赫玛托娃那里得到了尊重，而正因为阿赫玛托娃对散文写作的敬畏与好奇，使得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阿赫玛托娃写出了与她的诗歌风格迥异的优秀散文作品。苏珊·桑塔格认为诗人的散文主要是挽歌式的，回顾式的，但我认为阿赫玛托娃的散文是默片，被剪辑，被拼接，而且是黑白的，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无声地放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