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我去参加一家股份制银行的面试。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家里有什么资源呢？”，没有任何寒暄和伪饰，就是这么直接。当我被步步追问，将亲戚朋友的家底都交待得一干二净之后，他们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三个月，要完成一个亿的存款任务，你怎么办？”
我和同学一起回学校，雨下得很急，挤在高跟鞋里的脚和心情一样尴尬。她看向我的美丽眼睛里蒙上了一层雾气，也许是我的眼里也起了雾。
其实作为金融专业的学生，更何况报的岗位还是对公客户经理，我们非常清楚甚至理解银行的选择。互联网金融的席卷式冲击，让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持续的钱荒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更是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银行当然也想要能带来潜在资源的应届生。
可冷静过后，我仍然无法忘记高贵华丽的面试间里那一瞬间的失意和颤动，于是在淋雨过后的头痛中写了《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
我爸看了我的几篇文章，说我全凭一时冲动和一腔热血，他说你若是再等三天，恐怕就会更冷静和平淡。是啊，我甚至没有见过真正的苦难，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也不过是没考上心仪的学校、专业不大喜欢、课程听不太懂、未来不知何去何从、找工作经历了一点儿小挫折而已，好像实在不适合畅谈人生感悟。
后来，我看到加缪说“没有火就没有光”，司汤达则说“我的灵魂若不熊熊燃烧，必将永经磨难”。在加缪和我一样的年纪里，他写下了一些散文，多年之后，集结成文集《反与正》。在自序里他说：“这些笨拙的篇章比以后的一切篇章里，都有着更多真正的爱。”
我看了深感触动，虽不敢引用大师的原话，但也觉得在我的这些篇章里，或许有着最多的热烈和真挚，连同疼痛后近乎偏执的自我鼓舞，和最为幼稚却无处不在的坚定。
更何况，我并不觉得这些微弱的阵痛没有意义。因为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微弱的阵痛，因为年轻人的成长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是一个重大甚至宏大的命题。生存还是生活，面包还是梦想，英雄主义还是犬儒之道。精神导师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以指导一时，却永远无法指导一世。
考研，国考大军，最难就业季，休学辞职去旅行的热潮，从逃离北上广到回归北上广，每一个冰冷的新闻词汇背后，都是一个个滚烫的灵魂，孤独地寻找着自我救赎和成全之道。
个人的选择在壮阔的宇宙和时间的洪流中好似微不足道，但对于个人而言，每一个微小的步伐都可能引发天翻地覆的巨变。没有混乱就没有疼痛，没有冲击就没有反省，没有抗争就没有进步。我知道我身边每一张看似风平浪静的年轻面孔之下其实都暗流汹涌。推翻，重建。再推翻，再重建，才最终形成一个人的价值观。
罗曼·罗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我很难说自己已经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但是无比确定我仍然热爱生活。
虽然我对一系列高级经济学的课程连皮毛都没有学会，但是那些妙语连珠的老师带给我的财富远远超越了听不懂课的痛苦。
那个教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老师不仅会用几个小时来推导一个定理，他还会说：“课堂上没有真理，只有前人的智慧和有依据的判断。我的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真理的讨论。”他甚至还说“革命没有浪漫，只有暴力、血腥”或者“看《红楼梦》，能在荣华富贵中看到恐惧，在吃喝玩乐中看到悲伤”等颇具深意的话语。
而我的另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存不存在客观概率？如果不存在，那计量经济学可就坍塌了。”一个同学补充：“那再问一句，存不存在上帝呢？”
他们都在最意气风发的年纪，目光灼灼、思绪翻涌，那一瞬间的思辨竟让我觉察出一丝古希腊苏格拉底式坐天论道的哲学意味。
我也庆幸自己在路途中遇见的所有朋友。我们身居斗室，仍然在谈论自由，谈论个人意志，谈论孤独的内涵和死亡的隐喻，研究户籍制度，研究幸福指数和民众信任。尽管很多意义被磨灭，很多意识被忽略，急功近利的浮躁像浪潮一样催促着我们的脚步，可那些形而上的东西仍然和几个世纪前一样，足以让很多年轻的瞳孔在深夜里闪闪发亮。
之于社会对八零后和九零后的诟病，其实我只相信一切人类思想的灵魂不会在这一代人中覆灭，反而会在这一代人中升华，因为混乱中分崩离析的只会是不堪一击者，而残留和光大的必将像利刃一般无住不前。
我们年轻、贫穷、一无所有，但一切好像还是充满了希望，世事尽可期待。
我甚至仍然信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句偶尔觉得有些矫情的诗句。
幼时读曹文轩的《草房子》，觉得小主人公桑桑的故乡才是故乡应有的模样——乌篷船驶过曼妙柔软的水草，连带着乡愁都变得又轻又柔，最适合入梦。
可当我站在因重工业污染而时刻灰蒙蒙的故乡的苍穹之下，运煤车轰隆轰隆地驶过，散落的煤渣让鞋子蒙上难堪的黑色。远处煤矿被挖空，地表在下陷，每逢下雨便成了伤口似的黑色的湖。近处一群小学生正玩命地奔跑，菜市场上此起彼伏的声音响在耳畔，人世间仍然生机勃勃。
那一瞬间，我竟觉得也许就是它——就是它的粗糙和暴烈变成了我心底里最坚硬的内核。而在我另一个故乡，白杨树在干涸的河流边像卫兵一样耸立，每逢风吹过便哗啦哗啦作响。没有路灯的村庄夜晚深陷黑暗，女孩们早早辍学嫁人生子。农业机械的进步并没有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模式，他们仍像千百年来所有的祖辈一样，躬耕田亩，循着寒来暑往的自然规则，和原野上被冬雪覆盖的麦苗一样等待希望。
而我，还是想继续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
趁我还年轻，趁泪腺还滚烫，面容依旧炙热。
有父如此，女复何求
自十六岁离家外出读书，我独自跟世界厮杀时从无畏惧，深夜里的泪痕从不留到黎明。是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得多远，还是能在脆弱至极的那一刻，卸下所有在陌生人面前佯装镇定的伪装与彻头彻尾的狼狈，走到他面前放声大哭。
01
我出生的时候他28岁，婴儿时候的我很胖，脸蛋、胳膊和腿都无一例外的滚圆。我想象不出那么瘦的他抱我时是什么样子，家里居然没有一张一岁前的我与他的合影。
但是我看过我出生前他与妈妈在泰山山顶拍的照片。剧烈的山风吹过头发，他戴黑色边框的眼镜，微微地笑，细长的手指交握着扣在膝盖上，像一个文弱的书生，难免让人想起柏桦的诗：“小竹楼，白衬衫，你是不是正当年？”
他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从小给我唱的歌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民谣，既能将一手楷书写得端正有力，也能在下班后的晚上端坐在书桌前读一本欧·亨利的小说集。直到现在，我给他讲我读的书，他也能从谍战剧和警匪片中抽身，听得津津有味。
彼时他还是中学老师，能写一黑板漂亮的板书，然后轻轻地拂掉落在衣袖上的粉笔屑。他数理化样样精通，可惜这些天赋都没有遗传给我。
我初中的化学老师当年也是他的化学老师，他毕业之后回校教书，他们便成了同事。初三刚开了化学课，我拿着不及格的试卷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室里等着挨训，那位胡子已经略白的化学老师摘下老花镜，恨铁不成钢地摇头叹气：“你说说，你爸爸的化学这么好，你怎么就……唉……”。
我能记得三岁时被奶奶牵着走街串巷唠家常，也记得坐在妈妈当老师的小学教室里被一群哥哥、姐姐围着看，尽管他陪伴我的时间最多，但对他最早的记忆却莫名其妙的模糊。
关于他的最早的记忆来自四岁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爬上奶奶家的房顶看夕阳。他问我要不要去上幼儿园啊，我说好。初秋，幼儿园开学了，他骑自行车送我，沿途路过苍翠的田野和安静的村庄。
第一天上学，我一改之前说好的“听话”，他一走我就放声大哭，他无奈，只好在窗外站了一天陪我，直等到教室朝西的灰木窗框被傍晚的斜阳照成柔柔的粉色。
第二天，他一走我还是哭，于是他只好指着停在院子里的自行车跟我商量：“我站着太累了，我去你们老师的办公室坐着吧，我保证不走，你看我自行车在这儿呢。自行车在这儿，我走不了，对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上课的时候一直监视着那辆自行车。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自行车一直放在那里，但他却偷偷地溜走坐了公交车去上班。不小心说出真相的时候，他不顾我的愤怒，幸灾乐祸地笑我：“小孩子真好骗啊。”
妹妹出生之后，妈妈常常走不开，所以总是他接我放学。有时候他下班晚了，我只好坐在幼儿园门口高大的梧桐树下等他。北方小镇的街道，车辆路过时，尘土在阳光投射下的阴影里飞扬。
旁边有白发的老奶奶摆摊卖凉粉，还有灰色的鸽子拍着翅膀飞过天空。我把脚边的小石子踢来踢去，把所有路过的蚂蚁数了一遍，才看到他骑着那辆老式的黑色自行车，按着铃铛来了。
他给了我最好的童年时光。他给我买足球鞋，在少年宫的小操场上教我踢足球。也帮我选连衣裙和绣着粉红色花朵的小皮鞋，还有琴键雪白的电子琴。
春天他带我去看漫山桃花，走过长长的田垄找一大片空地放风筝。
夏天去看荷田，我顶着一片荷叶坐在水塘边，光脚在水里晃来晃去，被突然跳出来的小青蛙吓一跳，溅一身的水花，然后两个人一起哈哈大笑。
秋天来了，他每天早晨把我一头睡得凌乱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系上围巾之后再走远几步左右端详一番，满意地笑一下，然后看我出门上学。
他没遗传给我理科天赋，但却教会了我写作文。小学时准备《国旗下讲话》，我很早就会写“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飘扬在共和国上空的鲜红旗帜”，上大学交思想品德课的作业，还是这样写，被他嘲笑“居然没有一点儿进步”。
初中开始学物理、化学之后，我渐渐开始读得吃力，又因为上学早，一夜之间便告别了原本无忧无虑的时光，不快乐的日子越来越多。有一次期中考试之后开家长会，班主任给家长们布置了个作业，让给自己的孩子写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