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学校的长廊上，兀自享受着午后冬阳的温蔼时刻，我的学生戴健笑吟吟向我走来。
“老师，请吃糖。”她从黄色的纸袋内取出一条小巧、包裹精美的糖，轻轻放在我掌心上。
“是有……？”我调侃着且也开怀地笑问。
起先是轻度的错愕，随即浅浅笑开：“不是啦！你们才讲那一套。这是我们美国小孩子吃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尝尝吧？”她接着告诉我，是为了要破开一张二十元大钞，才去书店内的糖果部想出这个解决办法。
我望着掌心上的糖，跟阿斯匹灵药片大小几乎一样。白、黄、粉、绿、青、红间隔着，十二片一叠紧紧地包在亮丽的玻璃纸里。戴健眯起那对湛碧美好的眼睛，仿佛一个五六岁小女孩热切地对单纯的期待试探着。却又改了口：“不是考试，您下次告诉我喜欢不喜欢吧！”
我正拟解开糖衣，待要说什么，她已然道了再见，调皮地学小女孩挥手，便朝长廊另一端走去了。阳光自廊柱间的拱门如春天的细雨般飘洒进来，被柱影斜切成的一方方地面，仿佛迤逦的油菜田夺目地铺展在我眼前。我取了一片浅绿色的糖放在舌尖上，淡淡香甜混和着清爽的酸味，好像婴儿把带有轻微奶酸的手指探入我口里，幽幽缓缓地漫散开了。
在战时的贵州，我的童年几乎是无糖的日子。我说无糖，是指没有今天各式精致包裹好赏心悦目的糖果。在安顺县城里，连洁净干爽的白砂糖都没有。日常调味用的是湿湿黏黏的红糖，带着原始的苦涩。小孩子吃的糖有两种，其一是把红糖熬化凝铸的“瓦儿糖”，圆圆的如柿饼厚薄大小，粗糙坚硬，颜色似巧克力，状似瓦片而得名。我们通常买了放入荷包，要吃的时候就敲下一块含着或索性嚼碎。另一种比较“高级”的，是贩子在街边摊上用糖浆画成的人形或小动物，比“瓦儿糖”亮丽许多。当卖糖的从草把子上取下递到你手中时，多有一分温暖而神游思驰的幸福感受。因此，常是不忍吃食的。
抗战后期入川，住在巴县穷乡的山窝子里。附近只得民房数家，日用品必须到三十里外的场集去采购。当然，连“瓦儿糖”也看不见，真是名副其实的无糖岁月了。那年父亲因公务去渝，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兄弟四人些许包裹精美的花生奶糖。糖衣颜色不同，上面印有“奴家糖”(nugget)字样。我们每人分到数粒，如获至宝。我是用了多久把糖吃完的已不复记忆。但我每吃一粒，都极为小心地剥下糖纸，在享受幸福美感的同时，把完整的糖纸摊平在桌上，细细抚压，再夹放在书页里。三年之后辗转到了台湾，仍然珍惜地保存着。
渐长之后，对于吃糖果的兴味便慢慢减退，而终至完全消失了，这时已跨入青年。我想，孩童对于糖果的嗜爱，恐怕正因为甜味总带给人积极、兴奋、美好的幻想快意使然。无论穷富，不分地域种族，古往今来，孩童都是愚无邪的。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世上一切都亲切、圆融、可爱。是这种人之初真善的本性，使得孩童们要去偏爱最足以代表如此感觉的甜味吧！大约那甜味便是想象中幸福的代言了。即使实存环境并不美好，甚至可怕，当一个孩童尝到一粒糖果的一刹那，我相信一定即刻会被幸福的快感拥抱住。我自己童年的印象经验便正复如是。而且，越是实存环境不尽如意，这样的感受也越是强烈。
一九八一年春，我随友访问大陆。几度飞行，机上乘务员小姐都笑脸迎人地用托盘放了纸包的糖果，供客人取用。自西安飞往成都那次，我们乘坐的是又旧又小的俄制螺旋桨飞机。客舱与驾驶舱之间只隔了一条厚厚的帷幔。途中当飞机越过秦岭之后，乘务员小姐用托盘盛了满盘的糖果自幔后走出来，轻启朱唇道：“请各位吃点糖果。成都快要到了。”
我拿了两粒糖。在把其一糖衣剥下的同时，自窗口向下看望，秧田和菜花田黄绿棋布在大平原上，我看到了吃“瓦儿糖”的童年。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指竟也似孩童时一般把糖衣小心翼翼完整地脱下，摊平在腿上，左右正反以指尖轻抚缓熨。解识春风无限恨，白发星星旧时情。当年父亲自渝返巴散给我们“奴家糖”的往事，竟与眼前的景象忽然重叠起来了。我没有吃那粒剥下包纸的糖，怔痴望着，突然之间，一阵酸楚，心口紧塞，竟然热泪盈眶了。
那次旅行回来以后，每当在超级市场行经糖果摊架时，总难免驻足投目良久。童年和那年的回忆便会浮现。尤其是到了万圣节的晚上，欢乐的儿童沿街逐户“索取”糖果的时候，我就会深沉地感到，即使在迥异的环境中，对孩子们来说，糖果在他们单纯心眼里，可能永远象征着幸福、快乐、亲切和可爱的一切。永远期盼着，幻想着，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感觉也大概就是如此，于是在甜甜的期盼和幻想中不知不觉地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