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乌大致看了这期的报道，也听张若邻把经过说了个七七八八。老乌说：“真能赔到188万么？”张若邻说：“188万是个噱头，但赔上几十万大概不成问题。现在的老板真他妈黑心，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孩，断了条胳膊，这一生就毁了，六万块就想把人打发，这种人，就得好好治治。”老乌说：“李钟是在做好事哩。”张若邻说：“还是那句话，各取所需，我们杂志抓到好选题，李钟作为陈涛的代理人，免费为陈涛打官司，这场官司打下来，知名度自会大大提高，而打工妹陈涛，也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是最好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得各方面努力配合才行。这个李钟，在这方面确实很有头脑。你可能不知道，索赔的金额越高，法庭审理的费用也就越高，开庭审理的费用都是李钟垫付的，加上专门为陈涛租了个单间，还要管她的一日三餐，李钟算是赌上这一把了。”
两人正说着，张若邻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接了电话，张若邻喜道：“好了，没事了。电台领导没有批评南北，只是说，对孙志刚事件，电台暂时不要介入，要视事态发展而定。不过，南北对你意见很大。”老乌说：“我明白，我也正不想做这节目了。”张若邻说：“不做也行，现在差不多也达到了预期效果。前几天，电视台“他乡故事”的主编姜维，还问起你的情况，说是想找时间给你拍一期“他乡故事”。我的意思，不要这么早做，做事情要掌握火候，等到十月份，那时正好要进行每年一度的十佳外来工评选。老乌说：“张主编您对我真是太好了。”张若邻说：“你不要这么说，这也是缘分。可是你这个人哪，有点不开窍。李钟倒比你聪明，不过我觉得他有些过于聪明，过于聪明就是精明，是小聪明了。”老乌说：“子虚这人也不错的。”张若邻说：“子虚有才华，但心眼小了点，有些欠磊落。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其实子虚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在中国，一个作家被关注，不仅仅在于你写了一篇好小说，而是在于，一个合适的人，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写出了一篇合适的小说。比方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写早了，不行，发表不出来，写晚了，也不行，跟在别人后面跑。子虚现在的写作，就是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写出恰当的作品。而他自己却看不到这一点，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是大师，可以拿诺奖。我从你的身上却看到一种少有的优秀品质，因此想把你当典型树起来，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听张若邻如是一说，老乌心里又升起希望，或可说，面临了新的人生机遇。但老乌这人，在机遇面前，大抵都是被动的，不象李钟，有着顺势而为或逆流而上的勇气，老乌只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且那馅饼正好落在嘴里，才会有所斩获。因此内心虽被张若邻点燃了一星灯火，却也只是守株待兔，每日里依旧是看书习字，也看看都市报，周报，参考消息之类，也关注一些热点焦点冰点的话题。不去电台做节目了，倒觉身心都轻松不少。
孙志刚案，自然成了老乌所关注的焦点。
孙志刚案的发展，却大大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先是有八教授上书中央，直指收容制度不合理，吁请废除，又有中央领导对该案处理作出批示，很快，孙志刚案的元凶受到了法律制裁。又有专家学者，公开争论对孙志刚案凶手的审理是否有违人权，区广播电台也跟进展开了讨论。讨论还涉及到收容制度、暂住证是否合理等等。各色人等在公开场合公开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有人大声呼吁要废除暂住证，但也有人提出，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会给本来就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雪上加霜。是时，一位抗击非典的英雄，工程院某院士的手提电脑被抢，于是他发言提出，收容制度不能废。他的言论，首先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互联网让从前没有话语权的普通民众找到了发声渠道。那位院士在互联网上受到网民讨伐，区电台的“人在他乡”栏目自然不甘落后，早就加入了这一轮大讨论，不过参加讨论的多是本区的学者名流。作为本区首个公开对此发表看法的老乌，却再无机会去电台发言。不过，这种公开的讨论方式，还是让老乌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比从前更宽容，开放，自由的时代已然到来。很快，由来已久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很快，老乌又听到本区政法委书记，在电台里历数了现在警力不足，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并指出，治安形势之所以如此严峻，追根溯源，皆因取消了收容制度和暂住证所致。这位书记说，本区常住人口八十万，流动人口多达五百万，警力却是按八十万配备，过去本区一年暂住证的收费为十二个亿，他们用这笔钱聘请协警、治安员扩充治安队伍，这才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现在没了这笔收入，国家又未把聘用协警、治安员的费用列入财政，政府只好解散治安员队伍，从而带来了治安恶化的恶果。此位书记还呼吁，要重新恢复办理暂住证。这位政法委书记的言论，旋即在互联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如此君相类似的声音渐渐有所抬头。有报纸报道，某些地区已经开始重新恢复办理暂住证。接着，老乌所在的城市，又发生了一起轰动性大案，有三个民工，说是去找老乡，结果错敲派出所所长的家门，所长家里只有所长的老父老母，从猫眼儿里看到三个陌生人，吓得关了门不敢开，随即就给当所长的儿子打电话。很快，这三人被火速赶来的民警抓个正着，自然是一顿好打，先揍他个鼻青脸肿，然后整夜吊铐在派出所门外。结果此事被媒体曝光，各路媒体，因前面孙志刚案被都市报占了先机出尽风头，此时只恐落后，自然闻风而动，一时间，差不多是狂轰滥炸。网络上又引发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那派出所所长的老父母说，当时这三个人，分明是想往屋里闯，有抢劫的意图。然而三位民工说，他们只是去找老乡找错了门，刚下楼，还没走出院子，就被赶来的民警抓住了。案发第三日，市委书记亲切接见了三位被打民工，表示政府一定会严肃处理。果然，这位派出所所长被撤职，动手打人的几位民警，也都受到相应处分。那三位民工，也得到了相应赔偿，此事方告一段落。不想一个月后，那三位民工，在外省某市入室抢劫落网，交代原是流窜惯犯。自然，本市新闻媒体得知此事后未敢声张。同年十月，四川农妇熊德明，因为面对温总理说了句大实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总理亲自为农妇讨薪，长期被忽视的农民工问题顿时成为社会热点。对农民工问题的讨论再次升级。论题千奇百怪，林林总总。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政客、官员、学者、记者、作家一类嗅觉敏锐者，最先捕捉到新时代来临的消息，一个巨大的，新的话语资源即将诞生。农民工的称谓，由过去的打工仔，盲流，社会不安定因素，变成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破天荒地变成了时代主流。子虚这类过去被忽略的打工作家，突然走上前台，被披上了某种暧昧色彩。一场新的造星运动即将开始，新的打工明星即将诞生。而未来几年，中国的作家们，将突然如梦初醒，变得人道与博爱起来，一夜间对底层民众皆怀有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一块巨大的话语蛋糕新鲜出炉，各色人等或虎视眈眈或急不可待，渴望能从中分一杯羹。一台大戏，生旦净丑，或唱腔高昂，或小丑跳梁，无非都为稻粱谋。而老乌曾经的工友们，是时却在工厂流水线上，依然如同机器上的某个零部件机械运转。他们与她们，如何知道是年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将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被共和国的历史记录在案。打工者，也终于发现了生活的不同，时代的变化。后来更有学者，以孙志刚事件为分水岭，将打工时代分为前打工时代和后打工时代。当然，打工者的生存环境，也的确有了变化，最为直接的，是街上穿迷彩服的治安少了，打工者亦随之少了一份提心吊胆。毕竟，如果遇到歹徒，尚可奋力一搏，遇见了治安，特别是阿昌之类的治安，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轻轻松松把你合法收治。也就是说，李钟曾经的悲剧，将不再发生。与此同时，那些收保护费、打架、抢劫的事，自然多有发生。老乌对面一家餐馆，因拒交保护费，店被砸个稀烂，报了警，警方说警力有限。那家餐馆老板，于是印了条幅，上面写着警匪一家之类的话。很快有人报料给报社，第二天，这家餐馆的照片就上了报纸。要在过去，这餐馆老板，给他十个胆，也不敢印这样的标语挂出来，如今，他印了，挂了。警察非但没有打击报复他，还把他的餐馆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于是，老乌经常看到，在这家餐馆门口，坐着一个协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