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浙江是一个资源缺乏的省份，浙西、浙中都是山区，人口较多，但还是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与浙江生意人的勤劳智慧是分不开的。国外许多国家都有很多奋斗中的浙江生意人，他们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但是他们敢闯敢拼，最终还是打出了一片天下。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在全国众多“商帮”中，同处长三角的苏商和浙商彼此最为较劲。不仅学术界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的争论持续了近20年，就连苏商和浙商也很较真，经常会拿自己与对方做一番比较。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异军突起。当时，苏锡常熟等地的农村依靠紧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苏南模式”同时起步的“温州模式”逐渐红火，而苏南模式则进入调整期，外向型、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然而，进入21世纪后，虽然这种较劲仍在进行，但胜负已然明了，苏商落后于浙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翻开“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位浙商占了7席，而苏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仅列第41位。近年来，浙商锐意开拓，仅浙东一带就约有35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相比之下，苏商缺乏创业激情，画地为牢，今日苏南腹地，反而成了台商和浙商的天下。
一、“温州模式”扬弃“苏州模式”
苏州与温州之争，并不是两千年前吴越之战的延续，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却未可小视。对于苏州来说，输出官员，特别是从苏州走出去的省长们将苏州经验带到中国各地；而温州更多地输出商人和资本，正在中国及全球不停步地征伐。谁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谁为中国提供更好的选择？议论声中，“贫困”的苏州在外界质疑下转型，而“落伍”的温州正在政府强力下转身。它们又将走向何处？与主政官员接踵升迁相应，苏州模式似乎更能得到官方的青睐。苏州和温州一直就是外界比较品评的对象，但学界与官方有着不同的视角，老板与老百姓也同样有自己的评判标准。20世纪80年代至今，苏南模式演变为苏州模式，温州模式也在应时而变，而两种路径的比较或者竞争，一直在延续。
1.苏浙商人的差别
中国增长到底还有多大潜力，这种增长如何能转化为民众的现实利益而不是数字财富？这是理论界和决策者仍在探索的问题。而苏州和温州，作为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的两颗明星，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探路的望远镜。苏温之争，在焦新望看来，涉及的是中国下一步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
为此，苏浙商人有何差别，先来看看苏商、浙商，以及专家对苏浙模式的看法：
苏商周海江：吴越文化是相通的。吴文化的内涵是水文化，是移民文化，也是开放的文化。千百年以来，吴越远离皇权中心，使得吴越并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从现状来看，苏商、浙商有着明显的不同。浙江是先市场后工厂，而江苏则是先工厂后市场。两者的产权制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苏商、浙商最终将会殊途同归，都将走上股份制、国际化的道路。
苏商陈弈熙：浙商比苏商更像商人。苏商很想做儒商，既想赚钱，又想要面子，还很想要做事的感觉。而浙商则更接近做生意的本质，效率更高。苏商做事规范，品质好，但相对保守，浙商更感性，创新精神更强。
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总结说：浙商比较“外露”，经常在浙江以外的地方闯荡，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苏商比较稳，也相对保守，主要在江苏省内做国际化的对话。
苏商周海江：浙商和苏商没有很大的差别，都是吴越文化的产物。吴越文化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性格温和；二是移民文化；三是开放文化。在改革开放后，江苏的选择偏重于工业，浙江的选择偏重于贸易。到了目前过剩经济时代，浙江稍稍领先，原因在于原先浙商的基本格局：先市场后工厂的前店后厂式，使市场导向的经营模式得以建立；一开始体制上就是民营的，比较先进。
专家保育钧：苏商可以说大多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来，这就决定了苏商的思维方式里，或多或少地带了些官本位的思想。就一个项目来说，苏商考虑更多的是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否支持。而浙商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然后争取政府认可。
专家刘志彪认为苏浙商人的差异应该这样看：浙商都是原生型的民营企业，苏商则大多为改制而来，属于次生型。浙商偏重于轻工业，从事较多的服务业，更多的是走出去的外向型经济。而苏商重工业的优势明显，制造业发达，走出去较少，更多的是实施请进来的战略，接受了不少的国际订单。
浙商夏建统：浙商的危机感很强，这是有文化基因的，春秋的勾践就是例子。通过国际范围的观察发现，其实浙商因为文化上的危机感强而创造商业成就的例子，与犹太人很相像。世界各民族中，犹太人的危机感、苦难感是最强的，而他们的商业成就也是最辉煌的。
2.苏州模式仅仅是一种“高分低能”的经济模式
研究苏州模式，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就是苏州的招商引资，随着浙江经济的崛起，现在苏州经济发展已经明显放缓，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展初期，外资大量涌入，经济起飞，民族企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被忽视，随着外资投入的减少，经济发展就开始减速，并且这些年来江苏的科技创新成果也被其他地区远远甩在身后，发展后劲没有了。而浙江的发展模式就截然不同，它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创新意识也比较强，发展后劲非常强，并且它创造的财富基本都在政府和民间，没有被外人拿走，因此全国只有浙江能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浙江资本和浙商，应该说浙江模式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如何解决苏州模式发展中的瓶颈呢？
业内专家指出，苏州模式要解决自身的发展瓶颈，必须要加大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投资力度，尽量摆脱因外资投资减少而减缓的现象。特别是在近两年，苏浙商人、地方政府领导、专家教授评论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可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别，说到GDP苏州人沾沾自喜，说到民间资本，温州人当仁不让。两者孰优孰劣呢？
第一，从GDP的发展来看，由于苏州这几年发展很快，GDP已位列全国前列，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苏州的品牌影响力却并没有与GDP排名成正比，如果不拿出数据，全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苏州模式具有强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浙江省的温州可就不一样了，尽管许多人都不知道温州的GDP是多少，但一提起温州，人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富得流油的地方，如闻名全国的炒房团、炒煤团、炒国企团，可以说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充斥着温州资本，温州每年的外溢资本均位列全国之首，而苏州却是靠大量的外来资本输入维持着GDP的增长。从苏州和温州在民间资本的流出和流入来看，业内专家指出，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苏州大。
第二，尽管苏州在表面上有着数额庞大的GDP，但真正转化为财政收入和民族资本的能力却不高，因此在苏州你看不到一个大城市应有的繁华，城市面貌也远远比不上杭州。究其原因，外来资本虽然给苏州带来了表面上的风光，可外来资本也带走了所有的利润，留给苏州的仅仅是税收和雇员的薪水，并且直到现在，苏州仍然不是一个创新型城市，这种依赖式的经济模式，使苏州丧失了民族企业发展壮大的能力，科技成果和民间资本也少得可怜，除了不断输出官员和产品，它什么也输出不了。苏州人虽然得到了较高的工资收入，维持着较大的中产阶级群，却远远称不上富裕。因此，苏州模式仅仅是个特例，根本没有在全国推广的条件和价值。如果全国都学苏州，拼命去吸引外来资本，而不去大力扶持民族企业和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那么中国的经济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呢？而现在中国已经遇到了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偌大一个中国其科技创新能力甚至还比不上韩国。就拿国产手机来说，前几年也风光一阵，可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不注重研发，现在已节节败退，市场份额已如高台跳水般直落而下，大多数手机生产企业已面临倒闭的危险，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这还不够我们警醒吗？再来说说温州模式，尽管温州的GDP表面上不如苏州，但是温州由于民营企业发达，它的影子GDP却远远超过苏州，大量财富也都集聚在民间，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也可看到大量温州人的名字。这种情况在整个浙江都非常普遍，因此有人说浙江其实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远超江苏。现在，只有浙江是全国资本外溢的唯一省份，而温州更是首当其冲，可以说温州模式是一种具备很强自身造血功能的经济模式，并且它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它和苏州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在苏州强大的光环背后，我们不难看出，苏州模式仅仅是一种“高分低能”的经济模式。事实证明，苏州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想象中的巨大财富，这也是整个中国表面上看GDP还可以，可转化为财政收入的比例却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现在苏州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外资虽然可以带来暂时的繁荣，但外资也给苏州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在苏州出口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外资或合资企业占了绝大部分，而苏州民营企业出口的基本都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并且在全世界到处面临着反倾销诉讼（包括非洲），简直就像过街老鼠。因此，如何提升苏州民营企业在苏州经济中的比重，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样也成为苏州转型所必须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
为此，业内专家提醒，千万别再提倡苏州模式了，因为苏州模式最终带给中国的只能是虚假的繁荣。我们现在应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提高全民的创新意识，中央财政和国有银行都应该向这方面倾斜，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3.“省长的摇篮”让苏州模式迅速崛起
在中国的地级市中，一个耀眼的城市不得不提，这个城市就是苏州，因为这个城市是培养省长的沃土，其连续三位前任市委书记先后升任江苏、陕西、吉林等省省长，媒体评价说，他们被寄望于将苏州模式带向全国。在目前的考核指标体系下，苏州较温州，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其主政官员的命运也颇不相同。温州相应官员虽也多获升迁，但却未如这般显赫。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自前任书记李强起，温州市委书记不再拥有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担任的浙江省委常委之职。
尽管苏州面临诸多质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官方的认可程度，而前往苏州取经的全国官员更是络绎不绝。但学界和民间并不完全以此来判断苏州和温州两座城市和两种模式的优劣成败。
确实，在苏南经济的飞速发展中，特别是随着辖下昆山、张家港等地的飞速崛起，苏州模式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其中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招商引资是重要的发展动力。对此，经济学家焦新望在《苏南模式的终结》一书中将苏州模式形容为“飞来式经济”，他说，上海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正好填补了因苏南模式衰落而带来的增长空白。但是，对于苏州的这种“飞来式经济”，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认为，对一个地区来讲，很难避免空洞化的毛病，无法和当地的经济浑然一体，且很容易在成本攀升时随时迁移。
当然，苏州的发展也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特别是GDP作为干部考核制度和“任期制”的存在，苏州政府发现，最快发展经济的捷径不是发动群众、培育民营企业，而是在短期内制定优惠政策快速吸引外资，实现数字上的发展。并且现存税收体制，主要是增值税，客观上是逼迫政府官员去追求GDP的。这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在这样的看法下，当王建满来到温州力倡引进外资时，受到的最大指责就是“政绩冲动”。
焦新望则对苏州模式评判说，这是“倾全市之力，结外资之欢心”，“民营经济在苏州政府主导经济的环境中遭到最彻底的排斥和最无情的扼杀”。温州下辖瑞安市的一位官员向媒体表示：那会扭曲资源市场，从而造成不公平竞争。为此，2006年，《财经文摘》编发了一组文章来反映苏州的状况，其中一篇就是《贫穷的苏州》。“苏州的经济就是一个‘打工经济’，”焦新望总结说。“而温州，那是真正的‘老板经济’。”他对苏州经济的另一个称呼是“房东经济”，即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让外商来发展。劳动者以打工为主，拿到的只是“辛苦钱”，苏州不仅拿不到“优势利润”，而且政府税收还得几免几减。《财经文摘》引用一位在苏州的打工者的慨叹说，“GDP与我无关，GDP涨有什么用，也没见我的工资同步增长。”而媒体引用的数据称，苏州企业一般员工的年收入为1.5万～1.8万元（这与其他地方并不会有太大差别），但是普通公职人员的年薪则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达到6万～8万元，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
“从历史到现在，”焦新望说，“苏州不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却存在严重的干群二元结构。”而从历史上讲，苏州也历来就是强政府弱社会。这一点与温州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焦新望说，温州是典型的由民众自发产生民营经济而发展起来的，苏州则更多是政府主导形成的结果。“苏温模式比较，实际就是官民模式的比较，”“要是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是可以做出优劣判断的。”
身兼经济学家身份的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对苏州的质疑即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与福利？焦新望表示，苏州只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神话”，真实的苏州的状况是：普通市民收入增长缓慢，土地资源减少，民族品牌逐渐淡出，“世界工厂”身份越来越强。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介绍，温州历来是“藏富于民”。官方数据也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
“当前官方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是偏低的，一方面，温州95%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在报产值利润时自然地会报低不报高。另一方面，温州本地人的收入很多并不从工作中来，而是从红利、股份中来，有的要素收入要远远大于其工资收入，而这是难以纳入统计的。”洪振宁说。
而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官员卢立称，目前苏州绝大多数城市人口仍是依靠工资收入。关于温州藏富于民的特点，刚离任的市长刘奇曾有过列举：温州百姓每百户拥有汽车13.5辆、电脑64台、移动电话（含小灵通）185.8部、钢琴6架……
刘奇还介绍说：“这些生活消费品的拥有比例远高于全国许多城市，它反映了温州民众真实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但是，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那些不在温州境内由温州人创造的生产总值，是不在考评之列的。
不过，对苏州与温州各项指标的比较，无论怎样都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就像卢立指出的那样，苏州的城市建设要远远好于温州，民众受教育程度也要高出温州一截，贫富差距也较温州为小。
而这或许应归因于2004年苏州的财政收入是温州的2.3倍（虽然其人口比温州还少），使得它开始有财力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民众间接受益。而在温州，由于政府掌控的财力有限，一些路桥等基础设施，甚至是政府大楼的修建，也需借民资之力。
在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看来，苏州GDP高但部分人群收入低，至多说明分配上存在问题，不能说苏州搞的是“房东经济”。至于“GDP增长不关我们的事”则纯粹是错觉，他反问道：“难道政府的收入不会通过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间接变成市民的消费？”因此，赵晓说，“苏州的真相依然深藏雾中。”
二、苏商为何落后于浙商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正是苏商“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就了苏商，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害了苏商。江苏省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谈起如今苏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已远远落后于浙商时颇为感慨：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赚暴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沈文荣的话多少反映了当前苏商面临的难堪境地：在全国众多商帮中，苏商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领先于全国，并创立了“离土不离乡”的兴办乡镇企业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兴起于“离土”，领先于“离土”的苏商，却因一味固守“不离乡”，其结果使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如今已明显落后于浙商。
1.“守土”阻碍苏商发展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品牌，有相当的利润都进入了国际资本的腰包。在初期，我们只能走这条道路，就是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中国不能老是走这条路，如果始终这样，再大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空壳。”王一鸣的这番话不仅说明了苏州正在走向没落，而且，苏州大量引入外资的模式同样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商的落后？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是“苏南模式”自身弊端如产权不够明晰、封闭式经济等原因阻碍了苏商的发展。
不过，在无锡举行的第二届“苏商高层论坛”上，部分媒体认为苏商长久以来固守的“本土情结”与浙商“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是苏商落后浙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观点遭到了与会经济学者和苏商的强烈反对。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认为，正是苏商“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就了苏商，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害了苏商。
对于“守土”阻碍苏商发展这个问题，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认为，苏商的“本土情结”太过浓厚，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画一个圈，只在这个圈内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成长空间，错失了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
南京国鸿集团董事长陈奕熙说：“苏商缺乏合作精神，大都单打独斗，宁可独吞一条狗，不愿合吞一头牛。”对于浙商，陈奕熙十分赞赏其开拓精神：“浙商四海为家积极开拓，只要有一个浙商到一个新地方开辟了新市场，亲戚朋友很快就会跟过来，对当地商人逐渐形成包围之势，慢慢地当地市场就被浙商占领了。”
江苏省中油泰富石油集团的胡玉兴的话具有可借鉴性，他说：“苏商遇到困难，更多地依赖政府和政策，考虑的是政府允许不允许，如果政府不同意，就干不了。浙商首先考虑市场，考虑发展和创新，即便政府不同意，也敢于冲破体制束缚，在发展中谋求政府改变决策。而浙商是有小钱当小老板，有大钱当大老板，没有钱借钱当老板，借不到钱梦想当老板。”
对于苏商目前的困境，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认为，新苏商要找回业已失去的优势，必须抓住“城市化”这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结，竞合争道，才能走出发展瓶颈。
当然，要突破苏商的瓶颈，成志明教授强调，苏商首先要改变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坚定地“走出去”，要改变苏商以往单兵作战而相互间的合作甚少，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心理，学习浙商群起而动、抱成团、集成块的做法来提高竞争力。同时，苏商也须认识到，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政府运作的规范化、透明化，政策机会将越来越少，并且政策机会获取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如果自己的资源和能力依然建立在政策基础上是危险的。
2.“政策洼地”型招商导致“外资依赖”
苏温之争在当前引人注目，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04年，中国GDP跃居全球第六，外汇储备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外贸依存度，据中国社科院张宇燕研究员披露的数据，已经达到80%。但是，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是中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现实，是环境问题和一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或者说，中国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的问题。为此，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很多学者看来，这实际上是在校正中国的发展航向。从这个转变来看，苏商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否定。
对于苏州模式，有人评价为“只长骨头不长肉”的经济模式，特别是苏州模式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赞誉声中，这种评价或许是对苏州模式或苏州经验最刻薄也最引争议的评价，也是对苏州模式的“盛世危言”，虽然这种评论对于苏州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但当此话出自拥有经济学家头衔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之口，分量或许不轻。
对于苏州为“只长骨头不长肉”的经济模式的评价，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南问题专家单强博士说：“这其实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03年就已经炒过一阵儿。”
苏州模式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然而一场草根的争论引起了全国人民对苏州模式的强烈关注，起因是2003年年初，一位名叫龚坚的网友在对苏州和成都的GDP、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私家车拥有量等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除GDP、进出口总额等数字苏州大大超过成都外，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处于东部最发达地区的苏州，还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的成都。于是，龚坚得出了“苏州人不如成都人富裕”的结论。此言一出即在网络上引起波澜，对于这座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国各城市第四，工业总产值居第二，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居首的城市来说，此类非议或许几近侮辱。
而经常语出惊人的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更是给争论“火上浇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黄奇帆的论据来自于苏州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庞大的GDP规模极不相称。按照国际经验，如果剔除信贷消费因素，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应为前者的75%。但实际上，苏州2004年的数据中，后者仅为前者的25%。
研究苏州模式就不难理解，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实惠，老百姓未能同步享受。其原因则被归结为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投资500万元以上者可享受“超国民待遇”，拥有交通违规免予处罚等特权；以极低的土地出让价吸引外资，有时甚至是“零地价”……这些都是各地官员在“参观学习”时曾学到的“重要内容”。在浙江北部的一个县，政府将各种外资来源定向分派给县里的各个部门，如民政局负责吸引韩资、农业局负责吸引美资等。“长三角企业以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中国科技大学讯飞信息有限公司总裁刘庆峰说：“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胜过‘千军万马’，抽走一大半的血汗钱。”这并非耸人听闻，在家电、汽车、电子等诸多行业，长三角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政策导向严重压制了本地企业，特别是民企的发展。
为此，苏州市经济委员会官员杜文忠在《“苏州模式”：反思与肯定》一文中分析了原因：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但许多工厂其实只是跨国企业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即使一些IT产业，实际上也与研发、设计无缘，工人多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这种廉价的“打工经济”自然“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世南认为，“苏州的问题不能归结到苏州，苏州的问题全国都有。”
对于在苏州投资500万元以上者可享受“超国民待遇”，拥有交通违规免予处罚等特权；以极低的土地出让价吸引外资，有时甚至是“零地价”……这些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乡镇企业遭遇困境后，苏州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迅速转向引进外资和产权改革的道路，由此步入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阶段。苏州的地方官员们并不欣赏所谓“苏州模式”的提法。“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因此讲苏州之路更合适。”苏州大学苏南研究院院长任平说。
苏州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卢立则更多地从“实践者”的角度分析问题。在卢立看来，乡镇工业恰恰为随后外向型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也继而在外企的带动下，有了今日苏州民营企业的初具规模。“这正是苏州的优势所在。即使外地学苏州的招商引资也学不来。”
2003年，以外向型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州模式再度嬗变。在同年召开的苏州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
2004年，苏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民营经济腾飞计划”。随后一年的一号文件则是《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决定》，提出5年内使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翻两番。
“规模经济的核心是自主创新。”任平认为，继乡镇企业、开放型经济之后，苏州目前正处于从第二波模式向第三波模式的转化，即创新增长的第三阶段，其核心特征就是“从苏州制造变为苏州创造。”
“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是比较圆满的。”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旭章说，“不过，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王旭章认为，通过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目前苏州引进外资仍是通过“开发区”形式的政府为主导，而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地区GDP总量增长和财税收入，虽然客观上也包含着吸收引进再创新，但由于它不是市场主体，创新难以落到实处。王旭章抛出了问题：“谁来自主创新？”从王旭章提出的问题不难看到，苏州模式正遭遇专家和学者的诸多质疑。
三、新旧苏南模式比较与振兴
苏南新旧模式的变迁离不开吴文化这一背景，吴文化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重格物致志，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在吴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苏商善于学习、模仿，但缺乏创新和领跑意识；做事稳健、规范，但冒险精神不足；坐地为商，缺少闯劲；为人精细但缺乏开阔的视野；个体意识强而团队精神弱；有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作为最求稳妥、最讲平和、最具耐性的商人群体，苏商以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为背景，显示出温文尔雅的行商风格。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往往稳健而行，稳中有进，经过一定的经验积累和实力打造后，又往往不乏长驱直入。每一位苏商的创业和经营都显得内涵丰富、风情独具，较少看到弥漫于国内商界的浮躁气。与其他地区先掘金而后反思建规则的做法不同，传统文化的濡染使苏商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中规中矩、正道行商的路线。他们绝少投机，而是以诚信为本，以尽可能优质的服务为做大的法则。由于信守商规谋事的本则，苏商的经营往往有其表面看来的保守性，纵然是创造力的勃发，也并不违背商业的原轨。苏商中多的是以商为文的行家，做事据而有道、条理分明是苏商的共性，这也形成了一个商群显而易见的独特性。
（一）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更重要的是苏南地区的农民与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源地。早在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地区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资金。
为此，在谈新旧苏南模式比较与振兴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苏南模式？所谓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
研究发现，苏南模式有以下三个特征：
（1）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
（2）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
（3）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研究苏南模式就不难发现，苏南地区主要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主要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尽管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但苏南地区的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还是给苏南模式带来一定的影响力。比如，1958年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集体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集体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集体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
另外，苏南地区的发展还得利于其地理优势，历史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度假，这种无心插柳式的技术传播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当时的短缺经济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至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为此，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研究苏南模式得出结论后认为，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
对于苏南模式在当时的可行性，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重点谈到，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重点谈到，这样做有以下五个好处：第一，乡镇企业可以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会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誉，为企业取得计划外的原料，促进产品销售和处理商务纠纷，并帮助管理人员规避来自于财产转移和国家政策歧视方面的风险，这也是许多私营企业宁愿放弃部分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争当集体企业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第四，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人们的产权意识、竞争观念比较淡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此时兴办社区成员名义所有、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第五，政企关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但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
对于苏南模式的局限性，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指出由于政府主导企业的这种模式给苏南模式带来的长期结果是：集体资源实质上成为政府的资源，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市场活力长期受到压制。又由于在苏南地区，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它和温州模式截然不同，温州模式是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而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这就要求苏南模式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事实证明，苏南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苏南模式在本质上就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曾经有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把苏南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尽管苏南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但笔者还是肯定苏南模式在20世纪，特别是在改革初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过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府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二）新旧苏南模式的比较
在前面已经谈过，旧苏南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苏南模式在本质上就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为此，对于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旧苏南模式，摆在苏南地区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新苏南模式，那么，什么样的模式才是苏南模式的最佳版本呢？业内专家认为，“新苏南模式”是对“苏南模式”的传承和创新。在传统“苏南模式”“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的基础上，“新苏南模式”实现了新的突破，呈现出“一个目标、两手并举、三创精神、四大超越”等特征，从而使苏南地区重新崛起。
1.旧苏南模式
事实证明，苏南地区主要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的旧苏南模式，如果我们摆脱某种刻意的褒扬与贬斥的心态，其实不难发现，那是由自然、历史、经济、文化等多种条件所决定的特定道路，对于中国农民，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苏南曾经的道路无可非议，它别无选择。苏南发展的路子，是通过公社集体经济的积累，有足够资金后一步到位地把工业引进农村，借着农村体制改革的机遇，快速地发展起乡镇企业。但具备苏南这样条件的地区并不多，那些在公社的集体经济实体解散后再要办工业的地方，就得从其他渠道取得兴办工业的启动资金了。确实，在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熟、镇江、南通等地的乡镇企业早期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同的，它们的前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工业，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工业。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是集体经济的实体，它有权动用社员劳动所得中积累的一部分资金，用来兴办集体公有的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苏南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在改制过程中，乡和村级人民政府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管理这份集体经济，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形成所谓的旧苏南模式。
毋庸置疑，相比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经济，旧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在用人、分配激励、市场销售、经营管理方面机制要灵活得多，能更好地利用市场配置资源、调动并发挥要素投入积极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解放了生产力。苏南集体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中期空前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集体经济与当地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
1996～1997 年，正在人们给“苏南模式”赋予更多政治色彩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苏南经济似乎已停滞不前，如乡镇企业在江苏省工业总产值及税收中的比重呈直线下降之势，增长速度明显减缓，经济效益不断下降，企业亏损面逐步扩大，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顾介康对“苏南模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优势相伴而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暴露出来的不足和问题主要归纳为七个方面：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2.新苏南模式
随着旧苏南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没落，为了解决旧苏南模式的诸多问题，新苏南模式在传统“苏南模式”“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其中以苏州、昆山为代表选择了外生式的发展道路，而以江阴为代表则继续探索内生式民营经济发展之路。
（1）“新苏南模式”的特点。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指出，“新苏南模式”是对“苏南模式”的传承和创新。为此，“新苏南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理念上，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指出，苏南的实践表明：在区域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不是一对悖论。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并在实践中使之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实践，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为此，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重点指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注意防止两极分化，是苏南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苏南人认识到，效率与公平密不可分，分配不公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从而损害效率的提高。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苏南各地加大政府对分配的调控力度，同时为百姓特别是农民构筑低保、养老、医保、征地补偿、动迁补偿等多重保障，实现了社会保障城乡全覆盖。“业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贫有所济”的梦想，在苏南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近五年来，苏南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比全国高1.6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全国高1.7个百分点。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3：1，苏南仅为2.06：1，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苏南的城乡差距在全国最小，基本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收入结构。为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两极分化，实现坚持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尽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但是苏南人民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致力探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是坚持效率优先，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从新旧苏南模式的转变中，我们不难看出，实现共同富裕才是苏南的首要经验。苏南人认识到：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积累。只有千方百计做大蛋糕，才能为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基础。为此，苏南人首先是致力于率先发展，在率先发展中抓住发展的先机。其次是大力支持能人先富，以先富带动共富。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效率促进公平，大力实施富民工程。在对旧“苏南模式”的反思中，苏南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百姓不富，农民不富，我们的GDP数字再高，也没有意义。”只有追求共同富裕，才是苏南的重要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苏南各地都把富民强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定位、总目标，把富民优先作为发展的第一导向。大力实施以创业富民、产业富民、就业富民、物业富民、投资富民、保障富民、帮扶富民为中心内容的富民工程。富民工程的实施，惠及苏南的全体百姓，提高了百姓的富裕水平。
第二，发展手段上，坚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苏南的实践表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由于政府干预有力、方向正确，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十分明显。苏南的实践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在中国现实国情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政府干预要力求正确有效，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政府干预要做那些市场做不到也做不好的事。
业内专家建议，实行两手并举，市场与政府协调有力才是新苏商的发展途径。那么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呢？苏南人民以其成功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缺一不可；市场与政府两手都要强而有力，又要协调一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人口众多且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十分突出，尤其是在苏南这样一个进入中期工业化的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扮演一个自己的角色，这对新苏商长远的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苏南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在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进程中，苏南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由苏南政府推动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各地政府主动退出直接的市场活动和企业经营，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苏南政府致力营造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顺畅流通。现在，苏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全国最前列的地区之一，这与苏南政府的作为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社会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是苏南政府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方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苏南各地政府致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首先，抓住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机会，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设计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其次，大力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致力构建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在城乡全覆盖。最后，面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苏南政府致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致力生态重建保护环境，创造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三，发展动力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苏南模式一方面注重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努力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力量，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又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在传承历史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苏南人民形成了以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和争先创优为核心内涵的“三创精神”。业内专家强调，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发展动力上，弘扬三创精神，致力率先发展。苏南的实践表明：“三创”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体现，是“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苏南的实践生动证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的理论课题，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尤其是强大的精神动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又要充分调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
“三创”精神是苏南充满发展生机的活力之源。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就突破了固有发展模式，创造性地兴办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20世纪80年代，苏南又创造性地把承包制引入乡镇企业，实施“一包三改”。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率天下之先对集体企业进行大面积改制。当人们还在争论“苏南模式”是否“历史终结”时，苏南人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外资、民资双轮驱动，“亲商、安商、富商”与“亲民、安民、富民”双管齐下，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在对外开放中牢牢保持先发优势。“三创”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支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才、资金、资源、环境、市场等约束和挑战一个个扑面而来。苏南人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创业求发展，以创新谋突破，以争先鼓士气，百折不回，艰辛探索，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超越。正是凭着“三创”精神，昆山走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前列。
第四，发展路径上，实现产权结构、产业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格局等方面四大超越，与时俱进推进科学发展。确实，“新苏南模式”的产权结构、产业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格局四位一体发展，充分印证了江苏省委李源潮书记所指出的：苏南在全国不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但相对来说，却是全国发展比较协调、全面、可持续的地区。苏南的发展说明，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质量，工业化也可以有好生态，加快城市化可以有城乡统筹，率先发展可以和科学发展相统一。事实证明，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曾是“苏南模式”最大的优势和亮点。当乡镇企业风光不再、桂冠失落，苏南人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南下取经，向浙江、广东学习，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后来居上，在产权结构、产业发展、社会结构、发展格局等方面实现“四大超越”，再次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
一是产权结构的超越。苏南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当今中国的发展阶段，所有制结构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也不可能有适应所有地区、所有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新所有制结构。为此，新苏南模式主要以扬弃集体经济为主，实现三足鼎立竞相发展。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苏南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和自身区位特点，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创新。首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为主的产权结构得到升华；其次，坚持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外资经济的优势不断扩大；再次，大力实施“民营赶超”战略，民营经济发展后来居上。
二是产业发展的超越。为了解决产业发展的超越，苏南各类产业园区的建立是“新苏南模式”吸引国际资本和产业提升的最具特色的创举；产业发展与园区发展互相促进；发展园区经济，促进了低散粗放的产业向产业园区集中集聚发展，从而提升了苏南的产业结构，根本上增强了苏南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又保护了耕地，使高科技农业与高科技工业同时得到发展；它既解决了发展工业的用地问题，又保护了苏南人民的美好生活家园。为此，新苏南模式抛弃低散、粗放的生产方式，实现园区集中集聚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提升阶段，普遍面临着怎样升级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解决发展工业化与保护耕地、高新技术的工业与高科技农业发展齐头并进的难题。
三是社会结构的超越。为了解决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新苏南模式”中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即用“三化”带动“三农”，并以现代化带动城市化、经济国际化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优化城市化，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此，新苏南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苏南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的实践，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使得苏南地区缩小城乡差距在全国领先。
四是发展格局的超越。为了解决发展格局的问题，新苏南模式在发展格局上超越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局限，实现了逐步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转变，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共进、全面进步。为此，新苏南模式摈弃了片面经济增长，实现四位一体全面发展。
（2）新苏南内外生模式。从“旧苏南模式”发展到“新苏南模式”，既是对原苏南模式的历史传承，一脉相承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既是经济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的例证，又是率先发展、科学发展的结果。因此，“新苏南模式”是以昆山等一批苏南县（市）为典型、以科学发展为特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区域发展模式。它是苏南广大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破解一个又一个地区乃至具有世界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的成功实践。新苏南模式的形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第一，苏州模式——外生式。在苏南模式中，外生式主要以苏州模式为代表，其典型的特点就是引进发展型，主要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目前，苏州拥有的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9个省级开发区，基本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设的，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如今，苏州工业园区几乎与苏州园林一样有名。这个中新两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经过10多年开发，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苏州市1993年水平，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新苏州。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州经济的新亮点。
前面已谈过，苏南模式就是政府经济的一个重要体现，政府在这种外生式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形成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的理念进行类公司化的运作，这个公司以土地、税收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资为客户，以增加投资为拉动增长的主要手段，以GDP为自己的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10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坚持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相配套，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高地，它以不到苏州3%的土地、3.5%的人口和5%的工业用电量，创造了全市14%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6%的工业总产值、17%的固定资产投资、20%的实际利用外资、31%的外贸总额。同时，每万元GDP耗水5.9吨、耗能0.22吨标准煤，每千瓦时电产生GDP相当于24.3元、工业产值78元，达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开辟了一条高产出、低能耗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成为国内开发速度较快、协调发展较好、竞争力较强的开发区之一。
苏州经济的特点就是外“长”内“短”，强大的外向型经济一方面客观需要大量的配套企业，另一方面为民营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同时搭建起一个国际化运作平台和竞争环境。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苏州模式的不足之处就显现出来，搞的是来料加工，产业链条短，对外资依赖程度大，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相互内斗，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转移，老百姓并不十分富裕，苏州的外商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加工制造的配角地位，而苏州为之配套的民营企业又沦为配角的配角。
在苏州模式中，昆山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区域，如今已经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集中地。迄今为止，昆山共有台资企业1000多家，其中有30多家是台湾的上市公司。昆山利用台资的总量，约占全国的1/9.在昆山的台商究竟有几万人，现在谁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在这座小城已经投资了1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上海地区的总和，上海市政府几年来源源不断地派人到昆山学习招商经验，并把昆山当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多年以来，昆山全市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两税的60%以上、工业销售的70%以上、工业投资的80%以上、出口总额的90%以上均来自台资以及日本等外企。2005年被评为中国县城经济百强之首。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县，昆山工业基础薄弱，综合经济实力在苏州地区8个县中长期排在第六名上下。在旧苏南模式中，昆山似乎是一个落伍者，但昆山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积极推行外商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
第二，江阴模式——内生式。所谓“江阴模式”就是“科技创新 + 资本经营 + 上市公司”的发展方式，“江阴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资本为纽带，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最佳组合：资本经营作保证，科技创新为先导，提升了产业层次，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江阴的可取之处在于，当“苏南模式”面临困境之时，并没有完全否定苏南模式的可行性，而是着力于在原有基础上做大做强。旧苏南模式时代的江阴，已有全国最著名的行政村——华西村，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精毛纺企业——阳光集团和三毛集团，毛纺织工业总量占全国的1/4.另外，还有全国最大的软塑包装基地申达集团，全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企业澄星集团，全国最大的模具塑料生产企业江阴模塑集团，全国最大的金属制品企业法尔胜集团。这些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居龙头老大地位，业绩可圈可点。
乡镇企业进行资本运营对于旧“苏南模式”时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恰恰是“江阴模式”最典型之处。乡镇企业加传统产业，似乎是注定走向衰败的公式，然而江阴做出了新的求解。其实江阴的矿产资源非常贫乏，按照我们多年一贯的因地制宜思路，江阴并不具备“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条件，并没有将乡镇企业做大的物质基础。江阴没有任何铁矿，却生产出了优质钢材；江阴也没有石油资源，但照样培育出高新化工产业。当地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物质资源的依赖，而能够充分积聚和培育其他资源优势，比如社会资本。
目前，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经过改制，逾越了过去那种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社区集体所有制”阶段，只是多数地方没有像江阴那样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和各种形式培育上市公司，再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江阴乡镇企业在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变革的“二次创业”基础上，先知先觉地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在国内证券市场上，“江阴板块”是股市中的一个新亮点。作为一个县级市，江阴拥有华西村、江苏阳光、法尔胜、四环生物、模塑科技、澄星股份、凯诺科技、中国化建等15家上市公司，从股市募集资金80多亿元。“江阴模式”这种内生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爆发出极大的潜力。
（三）“新苏南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苏南的发展虽有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紧邻上海之便，但苏南的成功不能仅仅归结于地域和区位优势。我们认为，成功无定式，但发展有规律，苏南长盛不衰的偶然中有必然。“新苏南模式”内含着引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对于江苏其他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示范意义。
1.“新苏南模式”的示范意义
“新苏南模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答案：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变革自己，敢于否定自己，从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这是我们总结“新苏南模式”的成功实践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也是“新苏南模式”对于江苏乃至全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践进程具有示范意义的价值所在。
（1）抢抓机遇。机遇赋予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位领导者的机会都是平等的。走进苏南，不能不佩服苏南人抢抓机遇的意识与本领。苏南人在环境宽松时抢抓先机、乘势而上；在环境趋紧时，寻找契机、迎难而上；坚持有效益的速度不能慢，有竞争力的投入不能停，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不能让；能快则快，能超则超，能先则先。正是因为抢抓机遇，才有了今天苏南的辉煌。确实，苏南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关键在于苏南人民在发展中不固守某种定式，而是善于捕捉机遇。机遇就是出路，机遇就是新的发展路径入口处，机遇成就了“苏南模式”从一个台阶向更高更新台阶的攀升。这一经验对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都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2）制度创新。坚持制度创新，最大限度运用制度的力量，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苏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值得其他地区学习的重要经验。苏南能够实现率先发展，另一个经验是敢为人先、大胆创新，特别是强化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为苏南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在实践中，苏南始终坚持探索率先发展的机制，并把其中有效的机制用制度设计积累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各县（市）的领导干部走了一任又一任，但是发展的理念没有变、发展的思路没有变、发展的动力没有变！由于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和根本性且不因人而异的特点，确保了苏南的持续发展。那么，如何避免发展的大起大落，保持发展的连续性，特别是改变换一任领导就换一个发展思路的人治环境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困扰各地政府的普遍性问题。苏南的实践给出了答案，即建立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机制。通过决策咨询、公开听证、决策公示等制度，把政府的施政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3）组织保障。面对着当今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现实，能不能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2.“新苏南模式”的前瞻分析
无论新老苏南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随着历史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它仍然需要不断地吸取其他模式的长处，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地发展、创新和提升。对此，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黄文虎、王庆五、孔陆泉、布成良、彭安玉、蒋海益、杜贵阳在《“新苏南模式”：科学发展引领下的全面小康之路》一文中指出，在新苏南模式的发展中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1）“新苏南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新苏南模式的发展中，以下四个问题仍然不可小觑。
第一，经济高度外向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外向型经济是“新苏南模式”的成功基石，也是苏南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如何保持现有经济国际化成果，把握好经济国际化的度，并在推进经济国际化的同时，切实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是“新苏南模式”面临的首要课题。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任务紧迫。苏南地区目前经济结构存在着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第三产业比重和拥有核心技术的现代制造业比重仍然偏低，与本地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相适应。二是内、外源经济比例结构上，与强大的外资经济相比，内源经济显得势单力薄，势必导致其技术、产品、市场的开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任务仍很艰巨。
第三，土地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剧。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发展，使苏南面临的土地、资源、环境约束将更加突出。随着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苏南已经面临着无地可批的窘境。还应当看到，经济实力增强以后，做到生态环境方面的治理和美化、绿化，创建国家级生态城市并不太难，而要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却绝非易事。现在苏南水稻种植面积急剧减少所带来的影响，绝不只是一个粮食能不能自给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区域内水环境和气候变异的问题。
第四，经济发展与富民优先的矛盾仍需进一步解决。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不断发展，必然带来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使得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与国内外先进地区相比，与人民群众不断要求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比，苏南群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
总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苏南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巩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成果，力争在江苏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面临的任务更重，老百姓的期望更高，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将会更多。这就更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刻认识自身的不足和将要面临的新挑战，不断提升“新苏南模式”的发展水平。
（2）“新苏南模式”的展望。科学发展观引领了“新苏南模式”的成功，“新苏南模式”的进一步完善仍然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提升“新苏南模式”的发展水平，必须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总目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全面发展、突出可持续发展、突出和谐发展、突出改善民生。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坚信：苏南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当前改革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困难，把苏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向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新苏南模式”一定能够引领江苏乃至全国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