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盛唐，是一种摆脱一元论精神控制后的心灵自由，是马背上英雄主义的创造性欢乐，是具有极高审美水准的艺术聚会，更是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融、安全保存。
凡此种种，并不完全出于朝廷的政策，而是出于一种全民心态。全民心态，就是“集体无意识”，源于深刻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我们国内有好多城市，都在争取成为“国际名城”，口气很大。从面积、人口、GDP等数据来看，都很像样。具体的硬件更是国际化，例如设计是法国的，木材是巴西的，钢材是德国的，好像这样就是国际大都市了。从市长到市民，都有这个误会。
我认为，国际大都市当然需要有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吸引力。它需要有一种特殊的集体心态。
这种心态，简单说来，就是对美好的一切有一种吸纳的热情、保护的敏感，不管它们来自何处。不像我们以前，只有提防和批判的敏感。除了吸纳和保护美好的事物外，对于那些一时还不能立即辨别美好还是不美好的事物，也给予存在的权利。特别是对于在外面受到迫害而濒临消亡的事物，更应加以保护，尽管自己还没有鉴赏它们的能力。
不仅是罗马的医术，拜占庭式的建筑、阿拉伯的面食，西域各地的音乐舞蹈，都大受唐朝人欢迎，而且还欢迎来自境外的各色人等。外国来的商人、留学生、外交官、宗教人员随处可见，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
王牧笛：唐朝的开放还体现在一点上：唐朝允许外国人当官。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我不能想象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会允许留学生参加。
余秋雨：这在唐代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连皇帝也会特别关心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关心得很具体。几年前，在西安出土了一个方形的墓碑，上面刻有墓志铭。墓主是一个十九岁的日本遣唐使，他在长安去世了，中国的皇帝居然亲自给这个外国留学生写了墓志铭，而且其中提到“日本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出现“日本”两字，2006年我去东京的时候，他们正在纪念这件事，我也参加了隆重的仪式。外国留学生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选拔官吏，因此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很正常。
唐代让我特别佩服的是，收容了不少在自己本土已经被毁灭的宗教。你看，不管摩尼教也好，祆教也好，在原来的流传地的遭遇都很不幸。摩尼教的创造人摩尼，已经被处以死刑，非常残酷。祆教迫害过摩尼教，但后来自己又被伊斯兰教消灭了。而这些宗教在长安城里，却各有自己的据点，各有自己的信徒。唐朝，尽自己的力量搜罗并保护着世界各地的精神流浪者。
王牧笛：祆教其实就是拜火教，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宗教，也叫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是二元论，就是有一个代表光明的善神和代表黑暗的恶神。
火是善神的儿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寺庙中要有祭坛，点燃圣火。人死之后，就不能火葬，而要天葬。祆教直到中晚唐才渐渐废止。好多人说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里面弄混了拜火教与摩尼教，闹了笑话。
余秋雨：拜火教当时主要还是波斯商人参与。我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考察波斯王宫的时候，偶然地发现祆教发源地就在离那里几十公里的地方。我赶到了那里作了考察，曾在《千年一叹》这本书中有详细描述。我在那里看到的败落景象，中国唐代时就应该是这样了，因为祆教当时已被消灭。但怎么想得到呢，在长安城里面，祆教教堂有四座，都建在朱雀大街上，都建造得很好。
萨琳娜：我对景教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传入唐朝的时候，叫聂斯脱利教派。贞观九年的时候，由一个叫阿罗本的人传入唐朝，房玄龄出城迎接了他，而且唐太宗也亲自接见过他。唐朝名将郭子仪最后也皈依了这个教。唐代的宗教宽容真是令人震惊。
魏然：景教来到中国，要考虑到当时欧洲严重的宗教迫害背景，这个教派在整个欧洲被视为异端，受到打压，到了中国才找到一片生存的土壤。直到成吉思汗兴起、统一蒙古部落的时候，还有很多大部落信奉景教。
余秋雨：在本土已遭消灭的文化，到另外一个地方“死灰复燃”，这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叫“异地封存”。“异地封存”看似可怜，却有可能保持住它们的本来形态，就像被蜡封在一个坛子里。有时，在本土还余脉犹存，但本土对它们有极大的改造可能，反倒比不过“异地封存”。一个地方，能让异域文化“异地封存”，这是一种文明的气度，应该受到永远的尊敬。
王安安：秋雨老师，我看古往今来那些排外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担心外来的价值系统改变自己传统的价值系统，对于这个问题，好像唐代并不担忧。
余秋雨：对，唐代并不担忧。即使有担忧也没有成为主流。这与充分的自信有关。唐代吸收了外国那么多东西，却没有吸收外国的制度文化，而日本和新罗都根据唐代的制度文化促进了自己国家的改革。什么叫盛世？这就叫盛世。如果发现自己的制度文化出了问题，需要根据更好的范型来改革了，像当时的日本和新罗那样，也很好，可称为更新之世，嬗变之世，目的是为了迎来自己的盛世。最坏的情况，是内外封闭，那就必然导致衰世。
王牧笛：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在讨论了唐代长安作为当时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之后，能不能联系今天，谈谈现代的国际大都市？秋雨老师在我们讨论唐代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余秋雨：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从唐代长安比照一下现代世界。现在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充分公开，哪个城市是国际金融都市、航运都市，都有明确的数据可以比较，但从文化上来评判国际大都市就有一定难度了。
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现在世界上有哪几个城市是公认的国际文化大城市？
金子：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美国的纽约。
萨琳娜：我认为世界级的文化都市少不了法国的巴黎。
魏然：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了拥有过莎士比亚的英国伦敦。
余秋雨：你们的选择确实是国际公认的。要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凭借着自身的体制优势在近代至现代的很长时间内成为世界文化创造者聚集和活动的中心，并有源源不断的重大创新成果被世界广泛接受。按照这个标准，现代的汇聚能力和创造能力至关重要。伦敦拥有过莎士比亚，这当然不错，但这并不是它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主要原因。历史毕竟只是历史，在欧洲，雅典、罗马、佛罗伦萨的文化历史更辉煌，却也无法进入我们选择的行列。对此，过于喜欢炫耀本地历史的中国市长们需要清醒。
如果把事情推到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我们的第一选择应该是巴黎。多少艺术创造者在那里工作，多少新兴流派在那里产生。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但在七年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巴黎又骄傲地显示出自己仍然是欧洲文化创造的引领者。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地位的急剧上升，使纽约具有了更大的汇聚文化创造者的能力。这曾使巴黎很不服气，直到现在，巴黎市面上对于美国文化还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事实是无情的，从好莱坞到麦当劳，都已经对巴黎深度渗透。伦敦的汇聚力和创造力，虽然比不上纽约和巴黎，却也不可小觑。
王安安：您觉得日本的东京是吗？
余秋雨：我觉得不是。这里有一个吞吐结构的问题，东京吸收得多，吐出的少。日本文化从本性上比较内向，即使在过去的军事扩张和现在的技术输出中，文化还是内向的。日本的文化创意，更多地停留在设计层面和技术层面，而较少在人文层面上被世界广泛接受。
周双双：中国的香港也应该算世界级文化都市吧？
余秋雨：香港具有国际化和自由度的优势，本应在文化上产生更大的力度。但是，由于一直缺少文化身份，构不成城市规模的文化氛围。个人是孤立的，话题是分散的，上下是脱节的。
我现在还看不到香港文化的乐观前景。
在大中华文化圈里，大陆几座城市的文化，官场意志太重；台北的文化曾经有不错的底子，但近年来政治话题过于浓烈，分散了文化的能见度。
总之，在大中华文化圈里，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大都市。
王安安：法兰克福算得上吗？我看到有人把它排在纽约、巴黎、伦敦之后，跟得很紧。
余秋雨：法兰克福本来是有资格的，倒不是因为它是歌德的故乡。它可以被选的原因有三：一是法兰克福学派，二是法兰克福书展，三是它一度被称为德国传媒中心。但这些年来，三个因素都明显趋软。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有很多年缺少重大成果，法兰克福书展仍然不错，但世界上其他大规模的书展也已经层出不穷，至于传媒中心，自从德国把首都从波恩迂回柏林，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而在这个网络时代，原先所谓的传媒中心已缺少现实根基。因此，这几年我已经不把它划人进来了。
王牧笛：对于中国城市的文化创建，秋雨老师有什么建议？
余秋雨：一、必须着眼于当代创新，而不要继续炫耀自己城市过去有过的文化现象；二、必须着眼于多方人才的引进、汇聚，而不要继续在已有的圈子里拔苗助长；三、必须着眼于保护文化人才，使他们免遭伤害，而不要对文化伤害事件漠不关心；四、必须着眼于个体创造和民间群落的组建，而不要继续以官方的意志来打造文化。
我在说这些意见时，不完全以国外的文化大都市作为标准。更常用的对比坐标，倒是唐代的长安。
三年前我在美国纽约大学亨特学院演讲时曾说：“作为当代国际文化大都市，纽约与古代国际文化大都市长安相比，有一个重大欠缺，那就是欠缺诗意。一座城市缺少诗意，就像一个美女缺少韵味，终究是一个遗憾。”
好，我们下一次再来谈谈唐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