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们已经把唐代的重要诗人投票排列了一遍。在投票中，虽然没有两位同学的排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对于一个核心问题却没有任何异议，那就是必须为李白和杜甫让出至高的地位。这正符合人类文化史的普遍现象：越是高超，越容易获得公认。
但是，对于已经确认为第一流的文化对象，互相之间的高下还是会有争议的。李白和杜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大批中国人喜欢李白，又有一大批中国人喜欢杜甫，没完没了地争议。几百年前已经在争论了，几百年后还会争下去。
我是一个不喜欢争论的人，但总觉得有关李、杜的争论很有意思。谁也不想真正压倒对方，因此都不会脸红脖子粗。大家都固守着自己所喜欢的那种美，所谓争论也就是抒发。凡是热爱李白的人是不可能讨厌杜甫的，反过来也一样，凡是热爱杜甫的人也不会讨厌李白。
因此，说上说下只是一种“顶峰对弈”。
正因为这个道理，我想也让你们争争李、杜。
萨琳娜：惠特曼有一首诗说“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占有天堂的愉快，也占有地狱的痛苦”。这种划分也可以大致区别李白和杜甫。李白是灵魂的诗人，占有着天堂的愉快，杜甫是肉体的诗人，占有着地狱的痛苦。
王湘宁：我喜欢李白，在我心目中，李白更可爱，有一份童心，不受任何束缚。我小时候就喜欢李白，长大了还是喜欢。李白比杜甫大很多岁，但在我印象中李白永远年轻、英俊、潇洒、飘逸，而杜甫就老成一些，厚重一些。
罗璞：李白人如其名，他的每一首诗都好像是在一个白板上面天马行空所留下的思想的足迹，去寄托我们空缺的心灵上的解放和追求。
王牧笛：我更欣赏杜甫，欣赏他笔底的民间疾苦、萧萧落木，而不是一派阳光。我羡慕李白，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言，应该有公共意识，有一种超越个体的生老病死、欢心愉悦或者是悲痛伤感以外的一些情感。特别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要有公共责任意识，要关注百姓疾苦，为他们代言。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希望自己能像杜甫。
王安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但是心灵还有另外一种关怀，就是关注情感，关怀生命，关注人和自然、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恰恰是艺术领域的事情，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费晟：艺术确实需要纯粹，但未必像李白那样，面向自我的灵魂才能称为一种纯粹，其实杜甫面向现实，也可达到一个纯粹的境界。艺术不仅包含灵魂，也包含现实，包括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杜甫就体现出这种担当的意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才会给李白的追求创造一种旷达的、灵魂层面的自由，提供一种公共空间和一种时间可能性，他们俩是这样的一种互补关系。话说回来，正是因为我们在杜甫的诗中看见了太多的愁苦、疾苦，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摆脱束缚，所以才希望在李白的精神层面上肆无忌惮地豪放，因而我也更喜欢李白的诗。
裘小玉：我一方面喜欢李白的诗歌，因为他的青春气息和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我更喜欢杜甫这个人，因为他更关心民间疾苦，关怀社会现实，希望帮助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余秋雨：你们的简单表述让我更加确信，审美争论比观点争论更有意思。照理，审美争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审美没有是非。但是，任何民族对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最佳风景，总会有难分轩轾的徘徊和犹豫。因此所谓审美争论其实不是争论，是同行者们充满享受的徘徊和犹豫。
请相信：一往情深是一种审美状态，徘徊和犹豫则是一种更富足的审美状态。
我们在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徘徊和犹豫，首先是因为那是一道巨大历史裂口两边的壮丽图纹。这道裂口，就是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这道裂口，不仅把唐朝一折为二，而且也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折为二。
中国的历史分期，大多以改朝换代为界。这当然是一种方便，但也是一种偷懒。改朝换代未必改变社会性质，如果只看外相，还要现代的历史学家干什么？为此，我觉得陈寅恪先生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把发生在唐代中期的这一事件作为全部中国古代史的最重要分界，实在是看到了骨子里。朝代还是唐代，皇家还是姓李，但一切都变了。好像上天也要向人间强调这条分界，故意安排一个李白、一个杜甫来描绘分界。他们是最重要的两个诗人，分别站在最重要的分界线两边，两番“最重要”才互相匹配。
站在这条分界线前面的，是李白。安史之乱之后他还写诗，但最重要的诗作已经完成。而杜甫的光彩，则主要展现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个是充满欢乐的高歌挺进，一个是饱含诚恳的沉郁苍凉。这两番神情，正是历史的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