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1886），年满16岁的光绪帝已经到了亲政的年龄，慈禧太后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考虑归政的问题。深谙权力之道的慈禧首先放出政治信号，摆好姿态，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1886年7月11日），发下懿旨：“着钦天监于明年正月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醇亲王奕也不是省油灯，他自然清楚这其中的猫腻，如果慈禧真心不在“垂帘”选择“归政”，那么最大的赢家就是奕，因为作为光绪帝亲生父亲的他将会享受更加煊赫的权势，但是慈禧太后绝对不是一个那么轻易就能够将手中权力拱手让人的人，因此奕十分小心地处理这道“上谕”。
六月十五日，奕想出一个替代垂帘的好方法，于是上奏：“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奏请慈禧太后先训政两年，然后视情况再考虑归政事宜，随后诸王大臣开始上疏哀求慈禧训政。这一类奏折一方面反映奕等人畏惧慈禧淫威，不敢反抗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朝堂之上，慈禧所用之人，担心光绪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全自己已有的地位的一种不安心态。
政治具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古代一系列谋朝篡位的人都要在原来的傀儡皇帝再三“禅让”之下才会“勉强”接受皇位，慈禧太后也一样，对于群臣的“哀求”，她表现的义正词严，明确表示必须归政。奕等人自知火候不够，继续上疏，慈禧半推半就“勉允所请”。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证明慈禧“归政”的虚伪性，为尽快使得“训政”制度化，慈禧下令世铎等人编著《训政细则》，将一切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这个换汤不换药的“训政”表面上看起来是太后训政，皇帝亲政，而实际上与过去的“垂帘听政”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
但是形式上的东西还是要做的，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15日），光绪帝的亲政典礼隆重举办，慈禧太后于慈宁门接受了光绪帝率王公大臣所行之贺礼，而后御太和殿受贺，在保和殿筵宴，从此以后，光绪帝名义上“亲政”了。
在训政期间，慈禧太后最关注的就是光绪帝的婚事。光绪大婚之后，按照之前的上谕，慈禧太后必须归政，因此慈禧并不会给予光绪“婚姻自由”。而且鉴于为同治帝选阿鲁特氏皇后的教训，慈禧在为光绪帝选后上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按照《慈禧外纪》的记载：“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德有勇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年11月8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为光绪帝选择了一后二嫔，“一后”就是皇后，是慈禧亲弟弟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即孝定景皇后，在宣统帝即位之后，尊其为皇太后，上徽号为隆裕；“二嫔”指的是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姐姐为瑾嫔，妹妹为珍嫔。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光绪帝大婚礼成，虽然孝定皇后“后性纯孝，贤明淑慎，工书绘，未尝预外事”，是一位很好的妻子，但是在慈禧的参与下，这注定是一场悲剧的婚姻。
大婚之后，慈禧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霸占着名义上的权力了，于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1898年3月4日）举行大典，让光绪帝亲政。在光绪帝亲政的前后，慈禧太后通过赏赐、封官等手段大肆笼络王公大臣、封疆大吏等，以此笼络人心。从此以后，表面上慈禧太后退居二线，整天待在颐和园，貌似不问世事，然而只有光绪帝和朝中大臣才知道慈禧的淫威仍然充满着整个皇宫，而且随着名义和实质的长久不统一，清朝的上层逐渐形成了后党和帝党两个政治中心。简单来说，帝党与后党是分别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为核心而形成的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后党的成员则为京内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和京外的督抚藩臬，阵营整齐，实力强大。帝党成员骨干是清流派的一些人物，基本都是无权无势的文官之流，根本就不是后党的对手，帝后两党之间的争夺最终对于晚清的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