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权力顶峰的人往往是最虚荣的人，他们不停地做出荒唐的事情，同时又害怕当时的舆论与史书的记载，因此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粉饰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求得一时的虚名，慈禧太后也不例外。
慈禧太后是一个十分喜欢乾坤独断的人，她想要插手的事情绝对不乐意让别人染指，同样她所决定的事情也不会轻易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前面我们说过慈禧太后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导演”，其实慈禧太后还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演员”。她的表扬天赋就体现在，本质上她明明是一个专制的人，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但是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她往往会大量选择听取诸王大臣议论的姿态，重大的朝政都交由诸王大臣讨论后才做决定，只不过，这个决定并不是讨论出来的，而是早就已经决定了的。
慈禧太后第一次做出“广开言路”的姿态是在辛酉政变后的第三天，这也许是慈禧太后执政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次真正想要听取诸王大臣意见的行动。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1861年11月4日），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先是斥责了辛酉政变期间“一二奸邪乘间肆其蒙蔽，以致盈廷缄默，建议寥寥，言路久为闭塞，公论弗伸”的不正常现象，这其实就是再次从舆论上控诉了肃顺等人的“热河集团”，然后阐述广开言路，鼓励直陈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最后希望诸王大臣“务期各抒所见，毋以空言塞责，以副朕侧席求言之至意”。这道上谕表明了慈禧太后当时十分急于摆脱困境，树立权威的一种心态，事实证明，后来的大臣上疏也恰恰实现了慈禧太后的这个目的。
后面的鼓励广开言路的做法，形式上相差无几，但是本质上就掺杂了太多的慈禧太后的私人目的了，最典型的就是给光绪帝选择“大阿哥”和立嗣溥仪两次决定。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开始对光绪帝心灰意冷，逐渐感到光绪帝这个傀儡已经不能够满足她的控制欲了，因此决定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君。但是当她放出废除光绪帝的消息之时才发现，朝堂之上一片反对，甚至连洋人也要来干涉慈禧太后的“家事”，因此慈禧太后立即变化策略，准备给没有子嗣的光绪帝立一位储君。
至于储君的人选，我们其实很清楚慈禧太后的挑选标准，她并不会高尚到“为国选贤”，她的唯一标准就是便于自己掌权。就这样，不学无术的端郡王载漪之子，同样也是不学无术的溥儁被慈禧太后选中。诸王大臣大部分对于溥儁是表示反对的，而且由于载漪对于义和团的狂热支持态度，洋人对于溥儁也没有太多的好感。慈禧太后让诸王大臣讨论人选，其实就是走个过场，把结果告诉诸王大臣而已。更可笑的是，当慈禧太后命令军机大臣按照自己的一次起草了诏书之后，还召光绪帝进慈宁宫，问光绪：“汝意若何？”光绪帝只能小心谨慎地回答：“此素愿也。”慈禧太后这才心安理得地说：“汝既愿之，曷缮此发布。”“大阿哥”之事就这样被“民主”的慈禧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后最终“英明”地决定了，不过，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就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了，这是后话。
光绪帝驾崩前夕，慈禧太后为光绪帝选择嗣皇帝，同样也是用了这样的套路。当时光绪帝卧病在床，慈禧太后召见世续与张之洞商量光绪帝的立嗣问题。世续与张之洞认为慈禧太后也许真心想听取自己的建议，因此不愿意慈禧太后再立幼君，造成另一个皇太后的垂帘听政。事实证明世续、张之洞等人想得太简单了，即使到死，慈禧太后也是不可能轻松地把自己的权力交出来的，名义上召集他们过来商议，实际上不过是走个过场。
世续和张之洞合奏：“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载沣就是醇亲王奕之子，当时的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假装十分伤感与凄凉，抛出了不为穆宗立后，就没有脸面去见死者的借口，世续和张之洞听到这里心里就已经明白的八九不离十了，紧接着，慈禧太后收起了感情牌，直接说出自己的决定：“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张之洞终于明白自己原来就是来出演一个路人的角色，因此就只好顺着慈禧太后的思路往底下说。慈禧太后想要名正言顺，张之洞就给出建议，参照以前明朝的前例，给载沣摄政王的名号，用来监国。慈禧太后十分满意这个提法，张之洞打铁趁热地提出“兼祧”，意思就是让溥仪同时做同治帝和光绪帝的继承人，这也有呼应之前吴可读尸谏之含义。慈禧太后说出一句“凡事不必泥古”，然后就轻松地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形式上看，貌似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共同把皇位的继承人和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共同商定下来，实际上还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说的算，这一点，张之洞和世续心里十分明白。
对于广开言路和汇集众议，慈禧太后很有一套，她经常形式上让大家畅所欲言，实际上把既定政策颁布出来，或者自己私人想做的决定，通过集体合议的形势表达出来，我们不得不佩服慈禧太后操纵言论的能力与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