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一日（1907年2月13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编辑兼发行人是何天柱、梁德猷。总办事所为上海学报社。停刊时间不详，《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第三册（第二卷中）目录共收第一年第一号至第一年第十二号。第十二号，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908年7月26日）出版。
何天柱，即何擎一（澄一、澄意），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光绪末科秀才。早年追随康、梁，“以入门弟子相待”，曾为康、梁经营上海广智书局。梁启超著作很多由他结集，如1903年最早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壬寅集）即由他编辑。此后，1910年由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增订本也是他编的。《学报》第一号《〈学报〉叙例》为何天柱所撰，署“《学报》主任者香山何天柱澄意叙”。《学报》在上海发行，也和何有关。梁启超在《学报》创刊时即有文章发表，并列为创刊号的第一篇，可知《学报》的创刊，是和梁氏有关联的。
二
梁启超在《学报》发表的文章，载该刊第一年第一、二号。第一号有《原学》（未完）、《中国文明之传播》（未完）（列“历史”栏，均署名“远公”）；第二号有《中国文明之传播》（续），《说淮》（列“地理”栏，署名“远公”），《释国》、《干支与字母之关系》、《苦学之模范》（署名“远”，均列“谈丛”栏）。
由于《学报》所载梁氏文章，《饮冰室合集》没有收入，故将这些文章作一简单介绍。
《原学》引言谓：
著者夙欲草此文，以标题太大，陈义太博，不敢牵尔操觚，欲俟积研究心得，而后从事焉。《学报》初发刊，主任者敦迫从事，草草成立，殊乖本怀。完日揅精，更当改作。
“主任者”当指何擎一。
《原学》拟分五章，第一章是《学之定义及其必要》。认为“名词之学”的定义是“学也者，精密而有系统之智识也”。“动词之学”的定义是“学也者，所以求得精密而有系统之智识也”。从而“将此定义解剖之”。
梁启超认为知识有“四级”。第一级是：“人类则一度感觉恒印象于脑中。所感觉愈多，则所印象亦愈众。”第二级是：“概念与概念之联络。”第三级是：“此现象与彼现象之有关系。”“每遇一现象之已著，必欲求其所自来；每遇一现象之方兴，必欲究其所终极，所谓原因结果之关系也。”第四级是：“必也胪举一切现象，分别而部居之，于同类之诸现象中，求出其共通之原理原则，而据之以说明他之现象焉，如是斯可谓之有系统，如是斯可谓之精密。”他认为学识和常识不同，上面提到的前“三级之智识，皆常识也；其第四级，则学识也。虽性质不殊，而程度有别”。
他认为“生有涯而知无涯”，但“前人经验及研究所得，后人得而有之”。“故无论若何伟大之学者，其学未有不学之于人者也。”“夫志欲为学者，则受前人所经验所研究者，复加以研究焉，而更求新原理新原则之发明，或取所受之原理之有误谬者而是正之，其造福于世界者，固至重且钜。”
他认为，“故以公人之事业言之，无财政之学识者，万不足以理财；无军事上之学识者，万不足以治兵。凡他百事，莫不皆然。以私人之事业言之，无商业上之学识者，必折阅于市，无农业上之学识者，必狼藉其田。凡此百事，亦莫不皆然，故学之不可以已也”。或者以为“历史上之以理财治兵闻于世者，岂其尽有财政上军事上之学识？”梁氏以为“不然。世界者，不断之竞争也，其相与竞争之对手异，则其所持以竞争之具异”。所以必须“受学”。
《原学》原定五章，除上述第一章《学之定义及其必要》外，还有《学之范围及其分类》、《学之起原及其次第》、《学之发达及其传布》、《学之应用及其选择》四章，但未见续载，可能因为梁启超这时忙于组织政闻社，拟办《政论》杂志，无暇顾及。
《中国文明之传播》以为我国“文明之古逾欧洲”，它是“独立而发生于我国”，还是“他国传来”，“今尚属历史上未定之问题，不具论。要之自有史以来，我文明发生地，实在河南、山东之处”。我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此亦历史上未定之问题”，“要之古代他族虽有文明，亦为我族所吸收而不留其迹。故言我国文明，必托始于羲、农、黄帝”。“伏羲、神农两代，其所历岁月之久暂，不可得而详也。”“西史家或谓自巴比仑东徙云”，“然黄帝号有熊氏，《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有熊今河南新郑，然则其根据地固在河南也”。“自兹以往，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为开化区域。”
“伏羲、神农以来，居黄河沿岸低地者已千余年。及帝尧而都平阳，实为今山西平阳府。帝舜而都蒲坡，实为今山西蒲州府。夏禹而都安邑，实为今山西解州。由低地而趋高原，舍沃壤而就瘠土，此实反于古代人民之通性，历史上变迁也。”以为“洪水者，实山西开化之一大原因”。
梁启超认为上古第一大事，是“我族与苗族之战争”，“自兹以往，我文明骎骎南下，逾淮而达江吴”。至于“我国文明所以普及”，“则周之封建最有力焉”。“春秋时代所以能举诸戎狄之地而悉为中国者，其道有四：一曰歼灭，二曰攘逐，三曰徙置，四曰杂婚。”并举“当时开化之地域”：河南、山东、山西、直隶、陕西、江南、江西、湖广、浙江、四川等开化地，说明部分开化地以至未开化地情况。
他认为春秋时代的文明，可说是“多元的文明”，战国则为“我文明之成熟时代”，“秦始皇一天下，置郡三十六，后益以四，为四十郡”，汉是“我文明统一之时代”，“盖自隋炀帝浚运河以后，导河入淮，而四渎之形势，既已一变矣。加以靖康间宋、金分立，金人决河流以病南宋。及胡元奠都燕京，浚会通河以资漕运，前明因之，本朝因之，于是河、淮混流之局大定，沿而勿革者垂六百年，淮遂失其独立之资格”。他还专门写了《说淮》，载《学报》第二号。在这万余字的文章中，对我国“文明之发展”溯源导流，自成体系。
此外，梁氏还在《学报》“谈丛”中发表了《释国》与《干支与字母之关系》等文，字数不多，也都有他自己的见地。
这些佚文，应该搜集标校，收入《梁启超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