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戊戌政变只有三个月，《戊戌政变记》就在日本发表了。它除在报刊上连载外，还迅速印出单行本。有关梁启超写作此书及其刊行情况，台湾刘凤翰教授、日本狭间直树教授已经论及，本文只是从它最初发表的缘由以及近代史研究也要注意版本校勘和重视档案资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一
《戊戌政变记》最早在什么刊物发表？一般都说是梁启超在日本创刊的《清议报》。就开始登载了。今将《东亚时报》所载《戊戌政变记》的刊期、编次、篇目列表如下：
同上，末注“此稿已毕”。从上面两表和相关记载中，可以得知下述几点：
第一，《戊戌政变记》最早发表在日本《东亚时报》，这是日文期刊，但所载《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不是翻译。它在1898年12月10日开始登载《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第一章至第三章。而《清议报》却是1898年12月22日创刊，登载其中第四章《政变前纪》的。那么，《东亚时报》刊出的《戊戌政变记》早于《清议报》12天，但它没有标上“《戊戌政变记》”的书名。正式标明“《戊戌政变记》”书名并注明章节的，还是《清议报》。
第二，《东亚时报》和《清议报》在登载同一内容时，不仅章节不同，而且题目、篇目也有不同。如《东亚时报》第三号《政变前纪》第三章《辨诬》，《清议报》不是登在《戊戌政变记》中，而是放在“本馆论说”中，题目为《政变原因答客难》。又如《东亚时报》第四号《圣德记》第一章《上舍位忘身而变法》，载《清议报》第二册“本馆论说”栏，不是在“支那近事”栏内的《戊戌政变记》目录中，章节也有不同。又如《清议报》第五册所载《政变近报》，《戊戌政变记》正式出书时没有收入。可知梁启超随写随发，未曾结稿。
第三，《戊戌政变记》在《东亚时报》发表时，不仅编次章节和《清议报》不同，即文字也有损益。如《清议报》第二册载第四篇《政变正记·穷捕志士》，原有“张之洞，直隶省人，两湖总督，因奏荐杨锐、梁启超，今革职留任”，“志钧，满洲人，瑾妃、珍妃之胞兄，原任翰林院侍讲，以乙未年西后廷杖二妃事去官，改江苏候补道，今革职”，出单行本时删去。《圣德记》，《清议报》作《光绪圣德记》。《东亚时报》载《圣德记》时，在《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下有不少空格，《清议报》却照登，此点下文还将论述。
第四，《东亚时报》未载“《戊戌政变记》”书名，《清议报》目录和中缝都有书名。两报所登主要是《政变前纪》、《政变原因》、《光绪圣德记》、《六君子传》。它们没有继续刊载的主要原因是《戊戌政变记》即将出版单行本。
二
那么，在单行本出版之前，梁启超为什么急于将上述内容率先露布，并迅速出版单行本呢？这是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勤王求救”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
如上所述，《清议报》所载只登到第十册《政变前纪》、《今政府之情况》以及《六君子传》、《光绪圣德记》。1899年4月10日《清议报》第十一册出版，没有续载，却在“告白栏”中登有《〈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录如下：
戊戌八月之变，为中国存亡绝大关系，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将事之原委编辑成书，托本馆代印代售。全书分十卷：一、变法实情；二、废立始末记；三、政变前纪；四、政变正记；五、政变后记；六、殉难烈士传。余附录四卷。记载详尽，议论精明，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读之书也。今已印成，定于四月中旬出书。如欲购者，随时函告本馆及代办处可也。
“局中人某君”即梁启超，《东亚时报》刊出时即署“梁启超”。《清议报》则署“任公”。没有多久，5月10日《清议报》第十四册出版，也附《〈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把“余附录四卷”改为“余附录三卷”，“今已印出”。这就是日本铅字排印的九卷本。内正文六卷，附录三卷。其目为：卷一第一篇《变法实情》；卷二第二篇《废立始末记》；卷三第三篇《政变前纪》；卷四第四篇《政变正记》；卷五第五篇《政变后记》；卷六第六篇《殉难烈士传》，附《烈宦寇连材传》；卷七附录一《变法起原》；卷八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况》；卷九附录三《圣德记》。
这里不对《戊戌政变记》作全面评价，只就《东亚时报》和《清议报》所载梁启超在这两份刊物先行登载的篇章和他们“勤王求救”的关联作一些探究。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于9月25日由塘沽乘船逃亡日本。9月27日，在大岛军舰上上书伊藤博文，希望他“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并请营救谭嗣同等。
同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则在此时刊布光绪皇帝“密诏”，发出《奉诏求救书》。在第一道密诏中“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上加了自己的名字，表示“奉诏”。第二道密诏“出外求救”加为“出外国求救”，作为“奉诏求救”的张本。在《奉诏求救书》中列述光绪“忧国图治，发奋自强”，是“通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的“圣主”；举出慈禧“不恤国家”、“失地失权”等十大罪状，是“废君篡位”的“伪临朝”。说“废我二十四年之圣主，实亡我二万里之大清”，“亡我四千年之中国”。仿效徐敬业《讨武曌檄》的笔法，列举慈禧“进食加毒”、“刻吏虐民”等十大罪状，后面附有改篡的“密诏”，表示“奉诏求救”，散发各地，“普告民庶”，“流传国内”。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还专门抄送日本外务大臣。
《奉诏求救书》是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上，与《东亚时报》、《清议报》登载《戊戌政变记》在同一个月，正是康有为“勤王”掀起之时。它在这两份刊物上登载，也是和“勤王求救”相配合的。
《东亚时报》第一号登的是《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第一章《支那与各国之关系》内说：“支那苟被分割，日本惟福建一省或可染指，然尚在不可必得之数。欧人既全趋于东方，唇亡齿寒，日本之危，亦可累卵，彼辽阳之地，昔已得者，犹且被他人取之于其怀，况在他日乎……夫英国、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瓜分之势之急也如彼，欲免支那之瓜分，惟望支那之改革，而支那必如何而后能改革，则日本、英国之人不可不深察也。”
他配合康有为，强调帝俄“直以我政府为傀儡”，渴望英、日“抵制”；揭露帝俄，攻击慈禧，吁请“求救”。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书》中，很多词句与上引相同，末后更谓：“露人可杀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中国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国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希望日本洞察帝俄的侵华野心。慈禧的亲俄积弱，能“仗义执言”，联合英、美，“以成日、清、英、美四国联盟之局”。如果日本政府“肯相助”，准备“再航米、英而乞之”。康、梁“痛陈利害”，无非因为慈禧亲俄，幻想在英、日的支持下，扶植光绪帝重新掌握政权。
“勤王求救”是康、梁流亡日本的主要活动。“勤”“救”的王是光绪帝，而他却早被慈禧封禁，从而《东亚时报》除历述慈禧罪恶外，更在第四号发表《圣德记》。《清议报》的第九、十册也连登《光绪圣德记》，还在第四册、第六册到第八册连载政变遇难的六君子传。六君子的遇难，显示了慈禧之恶；《圣德记》的专章，显示了光绪之“圣”。《圣德记》凡十五章，即：一、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二、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三、群僚士民皆许上书；四、豁达大度；五、日昃勤政；六、求才若渴；七、破格用人；八、明罚敕法；九、用人不惑；十、从善如流；十一、俭德谨行；十二、好学强记；十三、养晦潜藏；十四、特善外交；十五、爱民忘位。把光绪说成古往今来“绝世简出”的“圣主”，一旦光绪复位，变法就能成功，中国就有希望。
梁启超这些例证，宣传气氛浓厚，就是他自己也“不敢自承”。他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特举《戊戌政变记》为例，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他之所以将“真迹放大”，正是为了“勤王求救”，扩大影响，报刊登载未完，就结集出版了。
三
《戊戌政变记》的先后发表，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一，从最初发表的两种刊物所载《戊戌政变记》来看，对近代重要著作，查究它的版本渊源，非常有必要。
举例来说，《东亚时报》刊登《戊戌政变记》时，每多空格，核以《清议报》或后来出版的单行本，可以查出空格的原文。它在什么地方空格？为什么空格？在校勘中可以看出缘由。例如《东亚时报》第四号登载《圣德记》，其中空格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