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前期和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日趋严密，封建国家的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文化兴盛，封建社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但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使中国社会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应的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也在清朝走到了它的尽头。清初统治集团的管理心理学思想，是对之前中国历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的继承、杂糅、修正和发展，并将以封建社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推向了极至。作为清初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康熙、雍正、乾隆虽然在社会经历、知识教养和个人性格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治国思想中仍包含许多共同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的成分。他们成熟而系统地以封建专制为基础的管理心理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集历代管理心理学思想之大成。
玄烨，号康熙（1661～1722），七岁继承皇位，改元康熙。玄烨在位期间政绩极为突出：他在政治上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挫败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阴谋；在经济上进一步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乾盛世”的基础。胤，号雍正（1722～1735），胤在位时间虽然不长，却将封建王朝的集权思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君主专制的政体，他不但从儒家传统理念的角度予以论证，而且借助“上天”的意志予以支持；不但在思想意识领域予以宣扬，而且通过“严猛”手段付诸实施。弘历，号乾隆（1735～1799），弘历在位期间，清朝的全盛局面已基本形成，因此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持盈保泰”上，力图通过文治建设来统一民心，平息争端，通过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严密控制，进一步扩大君权的社会影响，以期实现满清王朝的“久安长治”。概括三帝治国思想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儒重道和民为邦本的治国方略
儒家以“性善”为基础，主张在治国、管理上“为政以德”，道家认为，朴素是人的天性，主张“无为而治”。作为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康雍乾三帝在治国之道中接受了大量的儒、道学说的观点，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康雍乾尽管在个性、思想和统治风格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关心百姓的生活，想方设法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在这一点上，玄烨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反对官僚生事扰民，并尽革前明均役提编等弊政。胤虽然对政敌残酷无情，但其“严政”的对象大多限于统治集团的上层，极少危及民间，他在对贪官污吏实行严猛政策的同时，取消、限制陋规、加派，也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尤其是“摊丁入亩”，使“贫民无厘毫之费”，不但保证了政府的丁银收入，而且极大地刺激了普通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弘历在位时间较长，虽然他的治政策略前后变化较大，但察民情、重民事、谅民心却始终一辙。即使在晚年吏治废弛时期，弘历仍重视施惠于民，蠲免赈恤有增无减，他在五十八岁曾告诫子孙：“我子孙缵膺大统，亦当以朕之心为心，爱养斯民，推恩行庆，若能频施旷典，视朕有加，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从“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来看，玄烨和弘历的施政体现得尤为突出。
（一）玄烨宽仁和平的治国方略
在中国历代社会，治国以仁或是以法，尚宽或是从严，这一直是各派学者争论的焦点，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文明基本格局的儒家学说德礼相尚，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玄烨的治国方略中充分体现了这种“仁政”的管理心理学思想，他将“宽仁”、“和平”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方针，以之理民，则是休养抚息，清净不扰；以之用法，则是矜恤狱囚，尚德缓刑。
1.休养抚息，平易宜民
玄烨亲政以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改革赋税征收制度，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在尊爱民众的同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玄烨尤其重视蠲免钱粮，尝云：“蠲赋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玄烨还认识到在“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条件下，单纯依靠政策法规还不足以实现“安民”、“富民”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为政者要“清净划一，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这一点恰与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心理学思想不谋而合。就此，玄烨曾反复声明：“息事宁人恤民之善经，治理之要道”，表示“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图久安长治，不愿烦扰多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玄烨在积极吸收儒家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的同时也相当重视道家的治国之术，作为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玄烨“宽仁和平”的治国方略在其具体的施政策略中体现得非常充分。例如，对于地方官吏，玄烨推崇“清而宽”。康熙年间，江西巡抚宋荦调任江苏，在任期间，宋荦虽“暇时搜访古迹，延接俊流，杯觞笔贴，相与啸咏于湖水之间，其他细务一委有司，循旧章而已”，然而江苏一带“岁丰人和，狱盗衰息，”对此玄烨大加赞赏，称“尔（宋荦）真是好官，深得大臣之体”。在统治集团内部大力推广“宽仁和平”的管理之道，无疑将玄烨的“仁治”细化到了实处。
2.矜慎刑狱
刑法，是以暴力手段维护国家秩序的基本工具，《周礼》提出“以五刑纠万民”，韩非子更主张“陈其畏以禁其衰，设其恶以防其奸”，通过刑戮实现“国安而暴乱不起”。而玄烨认识到“苛政则国危，法峻则民乱”，严法酷刑不足以富国强民，甚至是祸乱的根源，于是宽平缓刑、矜慎刑狱就成为了玄烨重要的法制思想。对此，玄烨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重物之生所以奉若天道，若矜慎刑狱，是治天下第一义也……”，在这里，玄烨将“德”置于了君权之上，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治国之术是奉“德”为天道的。玄烨还认识到法制总有它偏差和遗漏的地方，他说“刑罚非圣人之得已，若科条繁密则有深文周内之弊”，因此他反对滥用酷刑，而主张钦恤狱囚，宽以用刑。
玄烨矜慎刑狱的法制思想体现在其具体的施政方略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详析案情，公正断案，尽量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例如，玄烨对每岁勾决人犯特别谨慎，对每一死罪人犯都要详加查断，“若有一线可原者，未有不从宽宥，直至万无可疑，始予勾决。”康熙二十五年热审，狱中死罪300余人，玄烨在查证案情后减轻发落150余人，后又征询大学士明珠，将多人免死。在玄烨执政后期，朝廷勾决人犯尤为稀少，如康熙四十三年死罪人犯57人，玄烨勾决者仅39人，康熙五十八年后更停止勾决，至雍正三年方予恢复。
玄烨不但自己用刑惟宽，不事杀戮，而且反对臣僚事杀，他曾举例说：“用兵以不嗜杀为本，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以是福及子孙。潘美虽云名将，其入蜀多杀无辜，故其子孙全无兴起者。此真后世之戒也。”这与清兵入关时多尔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弘历宽则得众的治国方略
弘历皇帝在位期间，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也是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持盈保泰”也就成为弘历最主要的治国目标。弘历始终将百姓生计视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基础，在其登基的元年正月就特降谕旨，大力宣扬“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息，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在弘历看来，与其以苛政强迫民众顺应自己的统治，还不如以“无为之治”让其安居乐业，这样国家的兴旺必然是水到渠成之事。弘历还清醒地认识到：君王既为天下共主，须有仁慈博大之胸怀，以温以柔抚慰四海民生，使“众皆有所托命”。在这里弘历将封建君权的意义又进一步推进了，他不再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清楚地认识到权力所代表的责任与义务，是四海民生的“托付”，这种将权力与责任相结合的认识，无疑突破了狭隘的君权专制思想。
弘历宽仁的治国方略在其具体的施政中也有着全面而生动的体现。弘历即位以后，从关心民生的意愿出发，严禁匿灾、讳盗，禁陈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等事，同时禁虚报开垦、工程捐派，实行蠲免，裁减税收，同时还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开放矿禁，从多方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放宽了对百姓从事生产的限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例如，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弘历豁免了雍正十二年以前未征完的米银；乾隆元年二月，将贵州雍正十三年应征银两一概蠲免，并令将粮米停征；乾隆二年，仅直隶就因天旱免地丁钱粮70万，山东100万两，又全免甘肃钱粮，陕西半之；乾隆四年免直隶钱粮90万，江苏100万，安徽60万；乾隆十一年更普免天下钱粮，并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计数2834万有余。
弘历认为自己作为帝王治理国家，“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要保持国家的兴盛，民心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得到民心，则君主的“仁治”是最基本的，只有君主实行“仁治”，“宽以待民”，民众才能安居乐业，而国家才有兴盛的可能。弘历将唐太宗贞观之治视为宽仁为政的典范予以推崇，他说：
余尝读其书（指《贞观政要》），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吁口弗之风矣。
正是由于清初统治者都深刻认识到“民为邦本”的重要意义，故清代的民众才得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主要精力用于从事生产，这就促成了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也造就了清初社会的全盛局面。
二、领导心理思想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皇帝处于权力的金字塔顶，是权力的核心所在，因此皇帝的个人领导品质以及对权术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封建统治的命运。下面就康雍乾三帝的领导心理思想做初步的分析。
（一）领导品质
康雍乾三帝对领导品质都有过极为细致的论述，他们在对君主自身的修养以及封建官僚的选拔和任用中体现了丰富的关于领导品质的观点。其中，玄烨在以熊赐履、李光地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影响下，全面接受了儒家的管理心理学思想，并结合施政实际，形成了一套富有“帝王”色彩的领导品质思想；胤则以“公诚论”从官僚为政的原则出发，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官僚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综合两人的思想，我们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居敬行简
在君主的个人修养上，玄烨把“主敬”作为基本内容，他说：
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该。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侈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
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威，玄烨本无须顾忌，但他仍理性地认识到，统治者个人的修养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必须，而统治者如不节制个人欲望，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从这一点看，玄烨个人是无可非议的“明君”，甚至比之今日某些盲目自大的管理者更胜一筹。
在御制文《居敬行简论》中玄烨还进一步指出，主敬是实现政简刑清的根本前提，君主只有以敬修身，正心诚意，才能实现无为而治。玄烨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逐渐成为“明君贤主”的典范，时人说他勤于学习，“前古所无”，是封建统治者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典范。考虑到今天我们的某些企业仍然受困于管理层个人欲望膨胀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们有理由将玄烨视为优秀领导的典范。
2.躬行实践
领导者在运筹帷幄之外是否应身体力行呢？在这一点上，玄烨对躬行实践极为赞同，他认为知行相比，行比知更重要，“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玄烨在这里对“知”与“行”的关系给出了很好的解释。玄烨还认为，为官不宜空谈，主张将理论学说付诸实践，不弄玄虚，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其主要目的。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现代管理心理学关于领导品质的重要观点。
3.德才兼备
人才重“德”还是重“才”，这是中国历代文人争论的焦点之一。玄烨结合政事，在宣扬君臣之义、忠君报国思想的同时，为这一命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玄烨在这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将“德”放在了自己考察臣僚的首位，力主在“才德兼全”的基础上“以德为先”。当然这里的“德”含义较为狭窄，指代的即是忠君，但体现在具体政务中，就是忠于职守，尽心职业，视国事为家事，将国家兴亡视为自己的命运。
玄烨以自己的言行向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坦诚事君是臣僚从事政务的基本准则。这是借助核心权力的影响力来统一统治集团内部的价值观。当价值观统一以后，统治集团内部必合其力为一，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竭尽全力。为了强化这一价值观，玄烨将其付诸实践，对竭忠为国者，玄烨往往“励节加恩，弥彰异数”，以之作为大小臣工效法的榜样。
4.著诚去伪
诚，本谓真实无伪，《礼记·乐记》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胤根据统治集团中的现实问题，将其作为选拔和任命臣僚的一条基本原则。对此，胤有过深刻的阐述。
第一，诚即忠，即要求臣僚在言行上与统治集团的高层“一德一心”，保持高度的一致。胤曾说：“夫所谓诚者，即忠也，乃为人臣之本，天下未有本立而枝叶不生之理。”从政治意义上说，诚固然有忠君之嫌，但在管理上，这种对上层的忠诚却能有效保证大小官员在实际事务上以皇帝的意志为基准，保证在共同的方向上，避免分歧和矛盾的出现。
第二，诚为对权威的“心悦诚服”，保持敬慎。胤认为，臣僚不仅在言行上须与自己保持一致，还应该在态度上做到“恭顺”二字。他认为，臣僚要做到至诚事君，忠贞不二，必先要有敬爱君主之心，“必敬而后能诚”。这种用皇帝的权威来统一官僚态度的做法，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来说，如果臣僚在各层各级之间出现态度上的偏差，势必导致管理中的混乱，而以皇帝的意志来统一人心，无疑可以保持整个统治集团在认知和态度上的一致，达到所谓“众志成城”的境界。因此胤非常看重臣僚对自己的“敬慎”，他在雍正三年曾谕福建巡抚黄国材：“读朕谕旨心悦诚服，亦不在朕心上，朕心勉力躬行，令天下臣民心悦诚服，则朕或可仰报圣祖皇考四十余年之天高地厚万中一也，全赖尔等内外大臣竭忠成全朕。”
第三，诚为无欺无隐，坦怀事君。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信息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统治者能否成功驾驭臣僚，行使权力，而准确的信息则来自臣民对君主的信赖与忠诚。因此胤将坦诚相待视为臣僚处理君臣关系最基本的原则，即“从来上下交而志同，其要总在一诚。诚之为道，有感必通，尔以诚来，朕即以诚应”，胤反复告诫群臣，“人臣事君之道惟以诚实无欺为本”。为保证臣僚在政务中做到无欺无隐，胤将诚与臣僚的仕途、地位联系起来，并利用手中的刑赏大权，对臣僚诱之以利，施之以威，使其不敢欺隐从事。在胤看来，诚显然是臣僚行事的首要品质。
5.公而忘私
诚，体现在臣僚实际政务中即为公，对此胤也作了深刻的阐述。在他看来，臣僚的忠诚体现在言行上就是“致身”二字。所谓致身，就是竭诚事君，为政以公，胤强调公忠与否，是朝廷考察官僚的基本准则，要居官以公，就必须戒绝私心。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公是惟知有君，绝朋党之私情。在胤看来，朋党是臣僚基于个人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包庇、相互纵容的非正式组织，因此他视朋党为以私害公的典型恶习，必欲尽除之而后快。在胤的认识中，朋党所代表的个别人的私利与整个统治集团的共同利益是水火不容的，而且朋党的集结还可能形成与以自己权威为象征的统治集团相抗衡的“潜在”力量，因此非除不可。胤在统治实际中也是重用“绝朋党私情，重君臣大义”的忠臣而贬抑诸如允祀集团和年羹尧、隆科多等人的党羽。
第二，公是以君臣大义为重，以父兄之情为轻。胤在任用臣僚时力图将臣僚的亲族感情严格限制在政务范围之外，使君臣大义成为规范臣僚治行为的惟一准则。在胤看来，君臣关系对大小臣工尤为重要，人臣一旦致身事君，就必须做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辩明公义与私情是人臣立身志行的基本点，在这里，君臣大义是惟一的公义，凡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均为私情，当公义与私情发生矛盾时，应毫不犹豫地首重公义，精忠为国，故云“君亲大义也，而君为尤重”。因此胤在处理政务中“从不株连人，即父子朕亦个端是非”，同时也明确告诫臣僚：“自管自己，弟兄亲友何必系念？求福者自然蒙恩，取祸者自然得罪，任他去好。”如雍正六年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姑息其弟刘锡瑗犯法，即遭胤严斥。
第三，公是不洁己沽名。胤主张凡事俱应究其用心，他所痛恨、反对的主要是以下三种现象：一是矫情造作，以沽众誉；二是只图一身清廉，废弛国家政务；三是操守好，但无经世之才。出于对清官误事的担心，他要求大小官员在政务中不必矫情以博清名，做到公正二字足矣，尝云：“操守二字，无才之人往往借此借口，彼即操守好，不过如木偶，如泥人，何济于世？操守却唯于有才之人最为要事。”因此胤看轻的是如查弼纳、杨名时、裴率度、魏廷珍等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的平庸之辈，看重的是如田文镜、杨文乾、李卫、诺敏等不避嫌怨、整饬官民的实干之才。
以上两位皇帝对臣僚品质的论述，是保证封建统治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也是对封建臣僚立身行事、从事政务的规范和原则。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些思想无疑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并发挥了理想的效用，而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管理实践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权力的分配与控制
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分配与控制关系到统治集团权力结构的稳定，也关系到统治集团的运作能否维持在共同的方向上。清初在玄烨以前，君臣之间没有明确而固定的权力界限。为了加强皇权，以理学名臣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坚定地站在了皇权一边，如熊赐履鼓吹玄烨“朝纲独握”，提出“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之大权，最当审量者也。”玄烨在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和控制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归纳其中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用人之权不可旁落
用人，就其实质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权力。玄烨说：“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故臣下不得专擅。玄烨对朝廷用人实行高度垄断，不许臣僚僭越。玄烨亲政以后，清除鳌拜乱党，在列数其罪行时特别指责“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而玄烨在验升官员时，不仅武官要亲自验看骑射，就是在外升补文官，他也尽量了解所升官员的实际情况，强化对验升过程的控制。
2.严禁臣僚越权
为保证皇帝的权威不被侵犯，玄烨在用人时首崇勤慎守分者，对有专权之嫌者绝不信任。康熙五十三年，刑部郎中宫梦熊即由于“行止不端，胆大执拗，事皆包揽而行”而遭革退。这种对权力的严格限制，不但保证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稳定，同时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权力冲突所导致的无谓纠纷。
3.强化对军队的控制
对军队，玄烨控制极为严密，想方设法不使权力下移。在平定三藩之乱后，玄烨总结经验，不但不许军官久握军权，而且令其经常朝见，使其“心知敬畏”。他说：“边疆提镇，久握军权，殊非美事。兵权握久，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也。”在今天的管理实践中，这种轮岗和汇报的制度仍然十分常见。轮岗可以避免部门的管理者形成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朋党”，而汇报制度则可以在组织内保持信息的传递及时、准确以及行动的高度统一，强化核心权利层对各部门的监控。
玄烨围绕皇权的强化与巩固提出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清初统治集团的权力分配的理论基础。用人之权不可旁落，意在保证君主对臣僚的绝对优势地位，由于臣僚的仕途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利益只能源于皇帝的授予，而不能通过其他某种制度化或法律化的渠道理所当然地获得，这就使臣僚的命运完全由皇帝决定，使他们完全服从皇帝的意志；严禁臣僚越权，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就是将统治集团最核心的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权力上完全取得主动权。这种形式的君主专制，就是把皇权作为一切权力的源泉，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个人人格，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联系到清王朝的历史背景，这种权力分配与控制形式能有效的保证在封建专制的基础上统治的稳定和有序。
（三）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的稳定涉及封建统治的核心问题：统治集团的存亡与否。就此问题，清初的统治者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尤以玄烨的“君臣谊均一体”的思想突出。下面就以此分析其中的管理心理思想。
玄烨坚持君主专制的原则，将一切关键性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同时也希望与臣僚实现“君臣谊均一体”，力图建立融洽亲密的君臣关系。因为玄烨认为，融洽的君臣关系是专制统治的必要补充，而祥和的氛围是实现君主独裁的必要前提。他在《君臣一体论》中说：“朕嗣守丕基，临御以来，无一日不与群臣接见，恒恐席崇高之势，不克群下之情”，反复强调“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
从统治集团运行的角度讲，融洽的君臣关系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激发、强化臣僚的报效之心；二是为广开言路创造良好的氛围，减轻臣僚精神压力，使其对国家事务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通下情，以佐治理。具体来说，玄烨在处理君臣关系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宽待臣工
为笼络人心，抚驭工臣，玄烨对臣属多行慰问赏赐，而为了显示他所谓的“君臣一体”，甚至一些禁区后苑也对臣僚不时开放。宠待老臣也是玄烨驭下的重要特征，因为年高大臣一般在位年久，威望较高，玄烨尊重、优待他们，这实际上是向臣僚表明了自己对大臣、忠臣、功臣的态度。而在执行政纪法规时，玄烨则对臣僚奉行宽缓为政，弃瑕录用，微罪不究。对大小臣工中营私舞弊现象，只要不严重危害政纪法规，均曲加包容，即使处分，也多从宽大。对功臣，玄烨尤以宽厚之心曲加保全；对言官，玄烨尤为宽容，不轻加处罚。由于玄烨注重宽待臣工，所以终其一朝，臣僚中“耄耋安享富贵、得以功名始终者”甚多。而为了全面推行为政以宽政策，玄烨不但自己尽力宽待、保全臣工，而且特别注意要求各级官僚宽待属员。
2.崇尚清节
为了保证统治集团内部官风的廉洁，玄烨在政务活动中采取一系列措施，褒扬清廉，惩斥贪官。首先，他非常重视高级官僚，尤其是封疆大吏的政德状况。玄烨认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崇奉公杜弊。”其次，他还注重选拔、优遇清官。清官在传统社会中是封建政纪法规的坚定维护者，是立身正直、廉洁奉公的官僚。玄烨深感“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关于此”，故特别留意于发现清官，以清吏治。对于廉洁爱民的清官，玄烨予以褒扬、保全，使之成为其他官员效法的榜样。如康熙二十六年江宁巡抚汤斌“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康熙破格升其为礼部尚书，以“风示有位”。
3.讲理说法，注重名声
为了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统一的价值观，也为了营造内安外靖、本固邦宁的环境，对新入仕途者，玄烨经常倡扬廉洁，晓以奉公爱民之义。理学的君臣大义，存理遏欲，成为玄烨宣传廉洁的重要工具，他说：“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宜知足，理应洁己守分，遇事则各抒己见而言。”官僚的名声好坏是玄烨衡量其居官善否的重要标准。玄烨认为，官僚的政德状况是与其名声好坏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他鼓励官员通过廉洁奉公为自己赢得名誉。
4.贪官之罪断不可宽
有赏必有罚，在褒扬清廉的同时，玄烨对贪污坏法之事极为痛恨，在执法时更毫不手软。如在平定噶尔丹之乱后，就先后重处了原任山西巡抚温保、布政使甘度、山西巡抚倭伦、太原知府孙毓、山东巡抚李炜等贪污加派、不顾百姓疾苦的贪官。尚清廉，罚贪吏，臣僚自然知道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由于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惩戒贪蠹，严禁科派”，玄烨将剔除贪官、整饬官风作为京察、大计最主要的内容，他说：“国家三载考绩，原以崇奖廉善、摒斥贪残，必吏治澄清，庶民安乐。今当大计，已严饬所司，重惩贪酷。”此外，玄烨通过亲自询问官员，访问舆论，进行考察，这些措施与科道“风闻言事”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使贪官无处藏身。
三、民族与文化冲突中的管理心理思想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民族冲突始终贯穿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而究其原因，则在于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激化清初民族矛盾的关键因素在于一些满洲贵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在祖宗“淳朴旧制”的驱使下，力图将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力图按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使对中国地区的统治，从而使以士人队伍为核心的汉民族产生了“用夷变夏”、“天崩地裂”的强烈文化危机感，不得不起而抗争。
清初统治集团在以“祖宗成法”为代表的满族传统文化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之间动摇不定。顺治帝“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渐有更张”的罪己诏，内三院的旋复旋废，玄烨初进士录取额的暴减，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的裁撤，都是当时满汉文化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统治集团政策的变幻不定、反复无常是清初政治的一大特点，其实，这一点正反映了满汉两种文化在价值观的较深层面上竞争、冲突的尖锐与复杂。而在缓和、解决民族冲突方面，清初的统治者都显示出了自己独到的手段和智慧，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玄烨和胤的手法。
（一）玄烨对民族矛盾的缓和政策
针对满汉的民族矛盾，玄烨采用了巧妙的手段予以缓和。这一思想在下面的一段话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朕谨识祖宗成法，文武要务并行，讲肄骑射不可少废。故令皇太子、皇子等课以诗书，兼令娴习骑射。即如八旗以次行猎，诚恐满洲武备渐弛，为国家善后之策。朕若为一人行乐，何不恭率遄往？近见众人及诸王以下其心皆不愿行猎，朕未尝不闻，但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这段表面上义正辞严，要严满汉之别的上谕有两点却是耐人寻味的：第一，它把满汉之间的民族界线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即骑射与否，并强调“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这实质上等于承认满族全面接受汉族文明这一未来的历史事实；第二，把“祖宗成法”概括为“文武要务并行”，强调培养皇太子、皇子，“讲肄骑射不可少废”，这实质上等于宣布要以儒家思想作为君主、贵族的精神支柱，以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暴力基础，并赋予二者最高的法律权威。玄烨这一思想表明：他不但把儒家学说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基本价值观，而且把它作为行使统治的指导思想，满洲传统道德意识正在被儒家价值观所取代。
而在实际的统治中，玄烨的所作所为却充分体现了他首崇满洲、防范汉人的心理。第一，他认为国家最主要的政治权力必须由满人掌握，关键性政治军事职位应由满人担任。第二，他对汉族还存在着猜忌和防范。吸收儒家文化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民族感情，对玄烨来说，满汉畛域始终是根深蒂固的，他曾告诫诸皇子，“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难治”，“汉人胆大，无所不为”。第三，贬低“汉习”。出于狭隘的民族偏见，玄烨将忠诚朴实等美德视为满洲特有，而将一切有碍于清朝统治的社会现象归罪于“汉习”、“汉俗”。在他看来，“汉习”绝不是儒家文化，“圣人之学”，而是汉人具有的恶劣品质或习惯。终其一身，对“汉习”的批评几乎从未间断，攻讦范围也十分广泛，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或强化了他对汉民族的防范心理。玄烨的手段明显地体现出两面性，他从价值观的层面缩小满汉的民族差距，从而在情感上让两个民族彼此接受；又从统治实际中牢牢把握权力的核心，不让统治集团的满族地位受到丝毫的威胁，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高明的，也是成功的。
（二）胤严满汉之防
雍正年间，满汉关系已经缓和，在制度上，满汉官僚也不存在原则上的权力分配问题，但凡涉及民族关系，胤多循玄烨遗轨，不轻变成规，行政首崇满洲，尝曰：
如宗室内有一好人，满洲内亦有一好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好人，汉军内亦有一好人，朕必先用满洲，汉军汉人亦知之。苟宗室不及满洲，朕定用满洲矣。
与玄烨相同，胤也企图在融合满汉两族关系的基础上巩固满族人的统治地位。在处理满汉关系时，胤一方面坚持防范、镇压汉族人的各种反抗行为；另一方面，他也深晓笼络汉人、信任汉人对巩固自己的统治的重要性，因此他的统治手段也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
为保证满族人在统治集团中的绝对优势地位，胤严格遵循“首崇满洲”的原则，如雍正朝张廷玉虽在朝时间比鄂尔泰早，但当鄂尔泰入朝时，胤却将其名次定于张廷玉之前。岳钟琪为胤亲信，但竟不敢将一满洲副参领置之于法。同时胤对汉人的反清言行也严酷镇压，这种高压统治从吕留良文字狱一案中即可窥见一斑。另一方面，胤也注重缓和满汉两族之间的矛盾，为显示其“天下共主”的胸怀和见识，胤禁止满族贵族、官僚倚势排挤、压制汉官。在统治集团内部，胤宣扬自己的“满汉一理”的思想，曾斥责了蔡、傅鼐等旗人官僚区别满汉、歧视汉官的做法。
联系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深厚的民族感情、维护皇权的现实需要、儒家文化的强烈熏陶，以及对时代潮流的顺应与疑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关系上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
四、信息管理的心理思想
由于君主专制体制中皇位的特殊性，如何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疏通信息的流动渠道，从而使皇帝能掌握充足而准确的信息就成为实施有效的管理的重要前提。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多都采用折奏和科道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准确的信息，下面就对两种信息渠道分别进行论述。
（一）折奏制度
折奏在清代始于玄烨，盛于胤。清初折奏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折奏人范围广大。折奏人范围的扩大，意味着皇帝耳目增加，信息渠道增多，对下情了解更细，而且更准确。胤自己说：“今许汝等下僚亦得折奏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二是密折种类多样。有临时性的，这多用于密荐人才；有定时性的；也有普通密折，即随时随事奏闻者。密折进呈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直接进呈的，主要是督抚将军等高级官僚，有由上司转奏的，如知府、道员等低级官员，亦有交朝中指定大臣转奏的。三是保密制度严格。胤在统治期间，对密折的保密性极为重视，经常训诫臣下：“密之一字，当拳拳服膺，以为终身诵。”要求密折应由官僚亲自缮写。还有就是密折内容广泛。随着密折人增加，密折内容也空前扩大。有皇帝借折奏朱批下达秘密指令者；有君臣之间交流感情，互致问候者；有皇帝与臣僚臧否人才，商议国家大事者；亦有臣僚互相监察，报告政务，密奏旱涝，皇帝指示方略，授以机宜，或奖或罚，或喜或怒者。
奏折制度的主要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皇帝能多渠道地、及时地了解各种信息，制定对策，这就为皇帝监督各级官僚居心行止、强化政治控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依靠科道广开言路
与玄烨、胤依靠密折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弘历认为密折的方式不可取，而应依靠科道广开言路。其具体做法是：严不言之罚，“将不言者放归田里或改授闲曹，则人知所惩矣”；恕妄言之罪，对言官之言，“言而当，褒美之，言而不当，亦优容之，虽其中有结党挟仇形迹，可疑者亦宜给之冠带，不宜加以辱”；除文字忌讳。被胤发配充军九年的谢济世对胤的密折制度甚为不满，他说：“言路不开，舍科道而问之督抚、提镇及藩臬，犹御膳不调，舍尚食而问之尚衣、尚宝及百执事也。”谢济世曾意味深长地对弘历说过：
若皇上必欲为尧舜之君，复斯世于唐虞之盛，莫若于《大学》、《中庸》求之，《大学》言格物、诚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达德、行达道，圣功王道莫要于此，莫备于此。舍此而别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洁而欲流清，以博览广听为求言，以察言观色为知人，以亲庶务折庶狱为勤政，臣恐其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
弘历正是依靠科道这种正式的制度，建立了与基层机构进行信息沟通的良好渠道，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与密折相比，科道是一种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的信息沟通方式，但同时也需要对信息进行大量的分析和整理。弘历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通过科道这一渠道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而做出的正确决策。
清初社会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这无疑与清初统治集团的管理思想密不可分。透过对清初统治集团的各种治国策略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沉淀于其中的两千多年的中华管理智慧。汲取其中的精华来实现我们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宏图大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