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耶街是穿越一座座花园而开辟的一条新街。它通向巴克街，就在接近巴克街的好长一段距离，那些花园隐藏在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高房子的门面后头。这些高房子可通车辆的大门偶然敞开着，路人惊异的目光便可好奇地投向不可企及、神秘莫测的深宅大院，投向私人邸宅花园。那些花园后面还有其他花园：部长们和外交使团官邸花园、佛图尼奥花园。它们都受到小心翼翼的保护，但有时站在邻近最现代化的住宅窗口，可以享受昂贵的特权，俯视这些花园。
客厅的两个窗户、图书室的窗户，还有母亲的卧室和我的卧室的窗户，都朝向这些令人赞叹的花园中的一个。那座花园与我们仅一街之隔，而那条街只有一边盖有房屋，另一边即房屋对面，仅有一道矮墙，只能挡住最低几层楼的视线。我们住在五层楼。
母亲和我通常呆在她的卧室里，我们常在里面饮早茶。我说的已是第二年，里夏尔先生搬回巴黎市中心去住了，我现在只是他的“半寄宿生”，就是说每天回家吃晚饭和睡觉，早上在玛丽开始给母亲梳头时又赶去。因此，那持续半个钟头的梳头，我只有放假的日子才看得见了。母亲披条白色披肩，坐在窗前明亮之处，而玛丽在她对面支面镜子，支得母亲刚好可照得见。那是一面椭圆形的高脚镜子，铰合在可随意升降的三脚金属杆子上，金属杆子中部有一个小小的圆盘，用来放梳子、刷子之类。母亲手里拿张头天晚上的《时报》，交替地看两三行，又往镜子里看几眼。她看见自己头的上部和玛丽拿着梳子或刷子来势汹汹的手。玛丽干什么都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哎哟！玛丽，你梳得我好疼！”母亲呻吟道。
我躺在两把大扶手椅的一把里看书。那两把扶手椅一左一右，把壁炉旁边塞得满满的（那是一种很大的扶手椅，包石榴红天鹅绒，在鼓鼓囊囊的坐垫下，椅子的框架甚至连形状都看不出来了）。我抬起眼睛端详一会儿母亲美丽的侧影。她的轮廓天生端庄而甜润，只是线条偶尔稍显生硬，那是因为披肩过白衬托的效果，也是因为玛丽将她的头发往后梳时她自己往前挣揣所致。
“玛丽，你不是在刷，而是在敲打！”
玛丽停顿片刻，然后又更厉害地敲击起来。报纸从母亲的膝头滑落了，她只好逆来顺受啦，两手相互握住，手指刚好对应交叉，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只是两个食指相互顶住，弓起来对着前方。
“太太最好自己做头发，那样就不会怨三怨四了。”
可是，母亲的发型做起来要有点技巧，没有玛丽的帮助是难得做好的。整个头发从当中分开，发辫从下面盘绕上来，结成一个扁平的发髻；两鬓那两绺光润的头发，用发卡别得恰到好处地隆起。那时到处都做这种发型，那是注重式样的丑陋时代。
玛丽并不能真正直言不讳，妈妈绝不会容忍的。她只说些俏皮话；几句话带着啸声脱口而出，是被压抑的怒气憋出来的。在她面前，妈妈有点气得发抖，如果她在往餐桌上端菜，就等她出去了才说：
“我对德茜蕾一遍又一遍算是白说了（这句话是对姑妈克莱尔说的），她这蛋黄酱醋还是放得太多。”
德茜蕾接替了玛丽过去最喜欢的人德尔菲娜，但不管厨娘是谁，玛丽总是站在她一边的。第二天我与她一起外出，便以最卑劣的告密者的口气对她说：
“你知道，玛丽，德茜蕾如果听不进妈妈对她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留用她（这样说也是想显得我自己了不起）。昨天她的蛋黄酱……”
“还是醋放得太多，我知道。”玛丽一脸报复的神气打断我。她抿住嘴唇，忍住笑，过了一会儿，等气氛相当紧张时，又迸出一句：
“得了吧，你们都嘴刁！”
玛丽并非对一切美感都无动于衷，但是对她和对许多瑞士人而言一样，美感是与高度感混为一谈的，正如她的音乐感仅限于感恩歌一样。然而有一天，我在弹钢琴时，她突然进到客厅里。我当时弹奏的是一首浪漫曲，没有歌词，表现力相当平淡。
“瞧，这至少算得上音乐。”她忧郁地摇着头说道，“我问你，这是不是比你所有那些三重奏更好听？”
凡是她听不懂的乐曲，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称为“三重奏”。
戈克琳小姐的课据认为还不够，我又被托付给一个男老师，而这个男老师，咳！也好不到哪里去。梅里曼先生是普莱耶琴行的调琴师，把钢琴演奏的行当作为职业，虽然毫无天赋，只是勤学苦练，才在音乐戏剧学院捞了个一等奖，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的琴弹得准确、干脆、冷冰冰，多半属于算术的范畴，而不属于艺术的范畴。他往钢琴前面一坐，人家就觉得是一位管账的坐到了银箱前面。在他的手指下，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混在一起。他在核对曲子。他无疑可以对我进行技巧训练，但对教学毫无兴趣。跟他学习，音乐变成了枯燥无味的东西。他师从的是克拉默克拉默（JohannBaptistCramer，1771—1858），德国钢琴家、作曲家。、施泰贝·杜塞克杜塞克（JanLadislavDussek，1760—1812），波希米亚钢琴家、作曲家。，至少是他主张我奉为楷模的那些人。贝多芬在他看来淫荡好色。他每周来两次，挺准时。所谓上课，就是几个单调的练习，而且对手指的训练毫无益处，只是愚不可及的常规练习，几个音阶，几个琶音，还有嘛，让我开始反复练习堂上教的曲子的最后八个节拍，即最矫揉造作的几个节拍。而后，他用铅笔在八音步以外写了一个大√，标明要干的工作，就像伐木把要砍倒的树先标出来。这时挂钟响了，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下一次你学习后面的八个节拍。”
从来没有任何解释。从来没有任何意思要唤起——且不说我对音乐的兴趣或我的敏感性（怎么谈得上这一点呢？），连唤起我的记忆力或判断力都谈不上。正当成长的年龄，灵巧和理解能力强，我什么样的进步不能取得，如果母亲立即把我托付给那位无与伦比的老师的话？对我而言，这位老师就是稍晚（唉，太晚了！）遇到的德·拉女克斯先生。可是，在要命地磕磕绊绊两年之后，我脱离了梅里曼，却落到了施夫马克手里。
我承认，那时找一位好老师不像如今这么容易。学校尚不培养老师；整个法国的音乐教育还有待开展。再者，我母亲所交往的阶层，对音乐教育基本上一窍不通。不可否认，母亲为了了解情况和为了我的教育，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她的努力被误导了。施夫马克是她的一位女友热情推荐给她的。
施夫马克先生头一次来我们家，就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方法。这是一个胖老头儿，容易激动，气喘吁吁，脸像炉膛一样通红，说话含含糊糊，带着哨音，唾沫四溅。仿佛他整个人处在压力之下，让里面的气体释放出来。他有着刷子般的头发，蓄着颊髯。头发和颊髯都雪白，像正在脸上融化，不得不时时用手绢去擦。他说：
“其他老师说什么啦？必须进行练习，练习，喋喋不休。可是我进行练习了吗？让我清静点！我们要通过弹琴学习弹琴，就像说话一样。是吧，太太，你是明白事理的。难道你会同意借口你儿子整天要运用语言，就每天早上让他进行语言练习：啦，啦，啦，格啦，格啦，格啦？（这时，母亲的确被施夫马克带唾沫星子、滔滔不绝的话吓坏了，将椅子明显地向后挪了挪，而施夫马克立即将自己的椅子向前挪了同样的距离。）一个人话多或者话少，都是说他要说的话。弹钢琴嘛，十个指头总足以表达自己的感觉了。唔！如果你什么感觉也没有，即使每只手有十个指头，又有何用！”说到这里，施夫马克哈哈大笑，直笑得透不过气来，接着是咳嗽，咳得又有一阵透不过气来，憋得直翻白眼，过一会儿掏出手帕抹一把脸，又用手帕扇风。母亲说要去给他倒杯水来，但他示意不要紧，最后挥动他的两条小胳膊，踢踢他的两条短腿，解释说他愿意同时又笑又咳，响亮地“嗯”一声，转向我说：
“那么，小家伙，懂了吗？再也不会有练习。瞧呀，太太，瞧这个小滑头多么高兴！他已经在想啦，跟施夫马克老爹一块学不会感到无聊啦。他是对的，这孩子。”
母亲被这么多滑稽动作弄得眼花缭乱，惊愕不已，但还是挺开心，不过对这种取消强制和努力的方法并不太赞同。她对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竭尽全力，无论做什么都从头至尾专心致志，这时千方百计想插话，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插不上。透过那唾沫横飞、滔滔不绝的话，只听见她的声音说：
“对……只要……不过他并不要求……当然……条件是……”
施夫马克突然站起来。
“现在我来弹奏点什么吧。以免你们想：这个钢琴老师只会说。”
他打开琴盖，敲出几个和弦，就开始弹奏斯蒂芬·海勒的一首短小的铜管乐练习曲。他弹得昏天黑地，震耳欲聋，倒也欢快活泼。他那双小手短短的，红红的，手指几乎没有动，仿佛是用双手在搓揉钢琴。他的弹奏，丝毫不能唤起我对曾经听到的或可能听到的任何音乐的联想。所谓技巧，对他来说根本谈不上。我想他仅仅是用一个音阶颠来倒去地弹，而且他所弹奏的曲子，听起来并不完全是人家写的那首曲子，而是某首相似的曲子，充满激情、趣味和诡异。
他从我的生活中取消了练习，我并不特别感到高兴。我已经喜欢学习了，换老师就是为了有更大进步。我怀疑师从这个怪人是否……他抱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原则，例如这么一条：手指在琴键上永远不要呆住不动。他虚拟这手指继续支配着音符，就像小提琴演奏者的手指，或者像直接放在颤动的琴弦上的琴弓一样，因此幻想增大或减弱这个音符的声音，根据手指在琴键上是往前深入，抑或相反往自己身前移动，而随心所欲地弹出一种声音。正因为这样，他的手是那样奇怪地来回移动，好像在搓揉整首曲子似的。
他的课突然在一个可怕的场面中结束了。那场面是这样发生的：我说过施夫马克肥胖，母亲担心客厅里那些小椅子太过单薄，承受不了这样一个大胖子的重量，便去前厅里找来一把结实的椅子。那把椅子是包单面仿皮漆布的，挺难看，与客厅里的家具极不谐调。她将这把椅子放在钢琴旁边，将其他椅子挪开，说道：“这样他就会明白他该坐在哪儿。”头一堂课平安无事，椅子挺牢固，经受住了那庞大的躯体的压迫和乱动。可是第二堂课，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仿皮漆布大概在头一堂课被他蹭软了，开始粘在他的裤子上，而我们，唉！只是在课快结束、他想站起来时才发觉。白费劲！他粘在椅子上，椅子粘在他身上啦。他那条薄薄的裤子（其时正是夏天）如果再旧一点，裤裆就留在椅子上了，那肯定无疑。经过几秒钟的焦急不安……接着，嗬！他再一用力，是仿皮漆布让了步，它像是为了和解，慢慢地，慢慢地脱离了整个漆布。我按住椅子，懊丧不已，根本不敢笑；他呢，往前一扯，说道：
“天哪！天哪！这究竟搞的什么鬼名堂？”一边竭力扭头从自己肩头上看漆布怎样被扯下来，他的脸因此更涨得通红。
幸好什么都没有扯裂，没有扯出口子，仿皮漆布完完整整的一块让他粘走了，只将他那肥臀的印痕留在了椅子上。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直到下堂课才发火。这天不知他怎么回事，上完课，我送他到前厅里，他突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起来，说我玩的把戏他看得一清二楚，我是一个“伪君子”，他再也不能忍受人家这样捉弄他，再也不会迈进一个把他当成草包的人家的门槛。
他果然没有再露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他在一次划船比赛中淹死了。
客厅里放着钢琴，所以我很少进去。平时，客厅的门总半掩着，家具受到仔细的保护，罩着带鲜红细格的高级密织白色薄纱。套上罩纱的家具，形状非常分明。所以经过每个礼拜三，即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的一番展示，礼拜四再给它们套上罩纱，真称得上一种乐趣。薄纱有巧妙的窝边，用小小的夹子夹在椅背的套子上。这样套上罩纱的客厅，得体、朴素，夏天百叶窗一关，里面凉丝丝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更喜欢这罩上的客厅，还是更喜欢那把沉郁、不谐调的华丽展示于人们眼前的客厅。有不同式样的带软垫的椅子，一些包蓝色锦缎、烫老式金边的扶手椅；窗帘也烫有这样的金边。这些椅子都靠墙摆着，或者摆成两排，从客厅中央开始，一直摆到壁炉的两边。有两把扶手椅比其他扶手椅气派得多，其豪华令我眼花缭乱。我知道它们包的是“热那亚绒布”，但难以想象何种复杂的织布机能织出这种布。这种布既像天鹅绒，也像镂空花边，又像刺绣品，呈浅栗色。这两把扶手椅的木头是黑色和金色的。我没有得到允许坐这两把扶手椅。壁炉台上摆着几个枝形大烛台和一个镀金铜座钟，那座钟是普拉迪埃雕刻的萨福端庄的雕像普拉迪埃（Pradier，1792—1852），法国著名雕塑家。萨福（Sappho，约公元前610—约前580），希腊著名女诗人，以文笔优美而世代著称。。还有那盏分枝吊灯和那些壁灯，怎么介绍呢？直到有一天，我才大胆相信，所有讲究的客厅里的枝形吊灯，并不一定都是水晶吊灯，就像我们家客厅的吊灯一样。这一天，我算是在摆脱思想束缚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