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克博埃夫人家，我记得只有一台“拉姆斯登牌机器”，一架老式的电唱机，令我惊奇不已。它有一个玻璃圆盘；上面贴着一些小金属片，还有一个转动圆盘的曲柄。这台机器不准触摸，“明文规定违者处死”——正如一些电线杆的木牌子上所写的。一天，女老师打算开动机器，孩子们围成一大圈，但离得远远的，因为都挺害怕。大家预料女老师会受到电击；她食指弯曲，将一个钢球移近唱机顶端时，的确有点瑟瑟发抖，但并不见迸出半点火花……啊！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我7岁上，母亲考虑，除了让我上芙乐尔小姐和拉克博埃夫人的课之外，还应该增加戈克琳小姐的钢琴课。这位纯朴的小姐给人感觉到她对艺术的兴趣少于谋生的需要。她身体瘦弱，面色苍白，一副马上要病倒的样子：我想她可能吃不饱肚子。
戈克琳小姐见我乖乖听话，便从一个小袖笼里抽出一张图片送给我。那张图片本身，在我看来乃寻常之物，我几乎会嗤之以鼻，但它很香，非常香——大概是为了让人记住那个小袖笼吧。这张图片我几乎不看，只是闻，闻过之后，把它贴在一本画册里其他图片旁边。那画册是大商店赠送给顾客的孩子们的，但里面的图片没有丝毫香味。前不久，为了让一个幼侄开心，我还打开过这本画册。戈克琳小姐送的那张图片还散发着香味，甚至使整本画册散发着香味。
我练完音阶和琶音，又做了点儿视唱练耳，重弹几遍《钢琴家优秀传统曲目》里的一首曲子，便把位置让给母亲，让她在戈克琳小姐身边坐下。我想妈妈是出于谦虚，从来不单独一人弹钢琴，在四只手一块弹时，她弹得多么自如！母亲通常弹奏的，是海顿的一首交响曲的一部分，尤其喜欢弹奏终曲，觉得终曲动作快，不要求那么强的表现力——接近结尾时她弹奏得更快。她弹奏时，自始至终大声数着拍子。
等我长大点儿了，戈克琳小姐不再登门，而由我去她家上课。她住着一个小小的套间，与她一个姐姐一块生活。那个姐姐是个残废人而且有点傻，由她负担。头一个房间应该是餐厅，里面有个大鸟笼子，养了许多梅花雀。第二个房间里放着钢琴：这架钢琴的高音区琴键音调很不准，我们四只手一块练习时，我不太愿意弹高音。戈克琳小姐很容易明白我为什么有这种反感，像悄悄地对一个精灵下一道命令，以抱怨的口气泛泛地说：“该去叫一位调音师来！”但精灵不愿意跑腿。
00我父母习惯去卡尔瓦多斯省拉洛克·拜尼亚尔度暑假。这个庄园在我外婆龙多氏去世后，就归我母亲所有了。元旦假期我们去鲁昂我母亲的娘家度过，复活节假期则去于泽斯我祖母身边。
这两个家族截然不同，这两个法兰西省份也截然不同，它们全都对我施加着相互矛盾的影响。我常常以为，我会被迫从事艺术创作，因为只有通过艺术创作，才能使这些极不相同的因素协调起来：这些因素在我心里即使不相互打架，至少是相互对话。或许只有被遗传冲动推向单一方向的人，才会显示出强烈的个性。相反，那些杂交的品种，由于种种相互对立的要求在他们身上共处和壮大又相互中和，所以我相信仲裁人和艺术家都来自他们之中。如果具体事例不能证明我言之有理，那我就弄错了。
但是，我模糊看到并指出的这种规律，似乎至今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我现在在居韦维尔写到这一点时，手头的任何传记、任何辞典，甚至共有52卷的巨著《世界名人传记》之中，无论查阅哪个名字，都找不到有关任何名人、任何英雄母系方面血统的介绍。这一点后面我还要再谈到。
我的曾外祖父龙多·德·蒙布莱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财政部任参事——该部漂亮的官邸至今还存在于圣母院广场大教堂对面——1789年出任鲁昂市长。1793年，他与德·埃布维尔先生一块被关进圣雍监狱，由被认为更进步的德·丰特奈取代了他的职位。出狱之后，他隐居于卢维埃，我想他是在那里再婚的。这些情况及后面一些情况，我是从舅妈亨利·龙多那里获悉的，于她上次在居韦维尔小住时在她口授下记下的。作为这本书的附录，我提供了我表兄莫里斯·德马勒斯特的一封信，它挑出了我叙述中的一些谬误。他与头一个妻子生有两个孩子。直到那时为止，整个龙多一家都信奉天主教。但龙多·德·蒙布莱二婚娶了一位新教徒杜佛尔小姐，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我外祖父爱德华。这些孩子都是按天主教的习俗洗礼和抚养的。可是，我外祖父也娶了一位新教徒，即朱莉·普歇。这回他们生了五个孩子，其中最小的是我母亲，五个孩子全是按新教习俗抚养的了。
然而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即在我的回忆进入高潮时，我父母的家庭重新变得信奉天主教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信奉天主教，而且深具正统观念。我舅舅亨利·龙多在外婆去世后，与舅妈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我父母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甚至在考虑娶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吕茜尔·K之前，就改宗皈依了天主教。
这个家位于克罗斯纳街和封特内尔街拐角处。马车出入的大门朝克罗斯纳街，大部分窗户则临封特内尔街。我觉得这座房子很大，它的确很大。底层除了看门人的住房、厨房、马厩和仓库之外，还有一间商店，专卖鲁昂花布，是那家离鲁昂几公里、位于乌尔蒙的工厂生产的。布店旁边，更确切地讲存货房旁边，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也不准孩子们进去。再说仅仅因为它那弥漫的雪茄烟味，和它那阴森森令人讨厌的外表，就没有谁愿意进去。比较之下，整座住宅多么可爱！
一到大门口，柔和而庄重的门铃声，就仿佛是对你表示欢迎。门廊左边，看门人在他那高出地面三级台阶的小屋里向你微笑。迎面是院子，紧里的墙根，一排排摆放着盆装的绿色观赏植物，让它们在这里换换新鲜空气，然后再搬回乌尔蒙暖房。它们来自暖房，又回到暖房里去茁壮成长。在搬进室内作摆设之后，它们轮流在这里得到歇息。啊！这座房子里面多么温暖、湿润、安静，虽略显朴实无华，但舒适宜人，又充满情趣。楼梯间底下通过门廊采光，顶上则通过玻璃天窗采光。每层楼梯的平台，都放有包绿天鹅绒的长凳，趴在上面看书煞是舒服。不过，干脆坐在第三层和顶层之间的梯级上看书，还要舒服得多。梯级上铺着地毯，带黑白相间的条纹和宽宽的红边。屋顶的玻璃天窗，洒下柔和的、静静的光线。我把自己所坐的那级台阶上面那一级当作课桌，双肘支在上面，台阶的边缘渐渐嵌进我的两胁……
我写自己的回忆录，信笔所至，并不着意安排，顶多以一些地点和人物为中心加以汇集。对于地点，我的记忆力不常弄错，但却经常把日期搞混。如果强迫自己按编年的方式来写，那就完蛋了。我回顾往事，就像有人目测距离，搞不准确。有时，研究认定近得多的事情，会被我弄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过去很长时间，我确信自己记得普鲁士人进入鲁昂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那是夜里，大家听到军号声。队伍从克罗斯纳街上经过，从阳台上看见树脂火炬忽强忽弱的火光在墙壁上晃动。
后来我向母亲提起这件事。母亲让我相信，首先，当时我年纪太小，不可能保留任何回忆；其次，任何鲁昂人，至少任何我们家的人，都绝不可能站到阳台上观看俾斯麦抑或普鲁士国王本人经过。德国人倒是组织了一些游行，但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家家的护窗板都关得严严的。我确实记得一些“火炬游行”，在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很久以后，每逢星期六晚上，火炬游行队伍依然在克罗斯纳街进进出出。
“我们让你从阳台上观看的就是这种游行，记得吧，还一边对你唱：
兹姆来啦，兹姆来啦
雄赳赳的军人。”
我突然也记起了这首歌。一切恢复了本来的位置和范围。但是我有点若有所失，仿佛当初我更接近于真实，在我的全新感觉面前具有如此重要性的事，一定堪称历史事件。因此渴望把事件推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让时间的距离赋予它伟大的色彩。
同样还有克罗斯纳街那次舞会，我的记忆力长期固执地把它置于外婆在世的时候。其实外婆辞世于七三年，而我那时还不到4岁。那次舞会显然是三年后的事，是舅舅亨利和舅妈为庆祝他们的闺女成年而举行的。
严厉的母亲
我已经睡下，但是一阵奇怪的嘈杂声、整座住宅从上到下的颤抖和一阵阵悦耳的歌声，赶走了我的睡意。也许白天我就注意到了在做准备工作，也许有人告诉过我这天晚上会有舞会。可是，我知道什么叫舞会吗？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像平常的晚上一样睡了。可是，现在这种嘈杂声……我倾听着，努力捕捉某种更清晰的声音，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我竖起耳朵倾听，但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床上爬起来，赤着双脚，摸索着出了卧室，走到黑乎乎的走廊里，然后来到灯光明亮的楼梯上。我的卧室位于四层，声浪是从二层传来的。应该去二层看看。我沿着楼梯一级一级走近时，这才分辨出说话声、衣裙窸窣声、窃窃私语和笑声。一切看来都非同寻常，我仿佛突然就要领略到另一种十分神秘、非同现实、更加辉煌、更加动人的生活，一种只在孩子们睡了之后才开始的生活。三层的走廊里黑乎乎的，阒无一人，晚会在下面举行。我还往前走吗？会让人看见的，会因为不睡觉跑出来偷看而受到惩罚的。我将头从铁栏杆间探出去。刚好有客人到来：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一位全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手拿一把扇子的夫人。仆人即我的朋友维克多穿着短裤和白色长袜，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他站在头一间客厅门口给客人们引路。突然有个人向我冲过来。是我的保姆玛丽。她躲在下面一点楼梯的头一个拐角处，像我一样探头探脑地观看。起初我以为她会把我送回卧室，反锁在里面。然而她没有这样做，却带我到她躲藏的地方去观看。现在我完全听得清音乐了。随着我看不见的乐器奏出的曲子，一些先生和一些珠光宝气的夫人一块旋转着。夫人们个个比白天漂亮得多。音乐停止，舞伴们也停下来，说话声代替了乐曲声。保姆正打算领我回卧室，一位靠在门边扇扇子的漂亮夫人瞥见了我，便走过来亲我，因为我认不出她而哈哈大笑。这显然是母亲的那位朋友，恰恰我上午还见过的那位。不过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是她、千真万确是她。当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时，思想全给搞混了，在沉入梦乡之前模模糊糊地想，有现实，有梦境，此外还有第二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