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彬
西路军左支队经过一路的艰苦奋战，于1937年4月到达迪化据新疆党史部门提供的资料：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的时间为1937年5月7日。，开始了“新兵营”的生活。
陈云同志号召向“机械化进军”
1937年5月下旬，我们从暂住的纺纱厂宿舍搬进盛世才的兵营，正式对外称“新兵营”。我们每人都换上了盛世才的制服式新军服，还发了被子、毯子、床单、靴子等个人生活用品，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每日生活也有规律，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享受过的。盛世才的军官教导团的坦克、大炮、装甲车，还有从头上掠过的飞机，也使我们大开眼界，浮想联翩。
这时，上级传达了陈云同志的指示，叫我们安下心来学习文化，打好基础。先是开设了语文、算术基础课，后来又增加了中国近代史、地理、物理常识等科目。我们这些辗转沙场的青年，既高兴又搔头，高兴的是学习文化的愿望得以实现，为难的是大多数人没有上过学，底子薄，我也只是参加红军后，由炊事班的蔡班长每天教六个字，才逐渐识了些字。
当时师资很缺乏，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陈云同志就请滕代远同志教语文，又派他的助手肖立教算术。为了加强课外辅导，陈云同志还要各大队推选小教员。我们三大队推选了王东汉同志为小教员，他过去在十五军团任过秘书，文化比我们高些，为我们的学习帮了大忙。
滕代远同志当时看上去不过30多岁，中等个儿，稍有些胖，着一身西装，脸上露着笑容，隐隐挂着几缕军人的威严，每次走上讲台，都耐心讲解，循循诱导。当看到我们这些经过长征、刺刀见红的青年战士，竟连一些常用字都不会写时，显出一种难以察觉的疼爱和心焦。他常常弯下身子，手把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原是军团政委，长征时曾和彭德怀同志一起工作，如今，又亲自做我们的教员，这使我们深感学习文化之重要。滕教员每天在我们三大队讲一小时语文，尔后到其他大队去讲课，从认字、写字，到语法修辞和写作、读报，他都细心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晚上，他还要为我们批改作业，对的划个红圈，错了的打个“×”，并在旁边注上正确的，我们常见到他窗前的灯光夜深不熄。
1937年的初秋悄悄地来到了，蔚蓝色的苍穹，挂着几丝淡淡的白云，连着天际的草原上，银星点点。这天，我正带着全排同志进行单兵操练，忽然接到了集合的通知。队伍集合好后，大队领导满脸喜悦地走到队前，兴奋地说：“同志们，党代表陈云向我们发出号召，要向机械化进军，要求我们新兵营的每个同志，都要充分利用眼下的时机和条件，学会一两门现代军事技术，将来好带到各个抗日前线去，发挥作用。”我们垂手恭听，平静的心绪为陈云同志的号召所激动。
当时，我们这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虽说是苦惯了，可从内心讲，早就对机械化眼红上了，只是觉得一时不大可能，还办不到，唯一的法子是从敌人手中去夺，能缴获一挺机枪就很不得了啦，哪能有更高的奢望呢？自从见到盛世才的飞机、大炮、装甲、坦克，心里就痒痒了。我们曾议论：要是我们西路军有这么好的装备，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的战友也绝不会牺牲。有的讲，要是给红军这些高级装备，革命再有几年准能成功。如今，陈云同志的号召说到我们的心里去了，大家的高兴劲就甭提了。在那些天里，我们这些20来岁的青年人感慨万千，心驰神往，聚到一起谈的就是机械化。有的还孩子般地红着脸说：“我做了个好梦，梦见我开上了汽车，又开上了飞机。”在陈云同志号召的鼓舞下，我们都取得了文化学习的良好成绩，为学习机械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迈向机械化的第一步
1937年7月，我们“新兵营”结束了文化学习，转入了技术训练。一、二、四大队和干部大队分别学习炮兵、装甲车、无线电和医学，我们三大队在大队长郑治章、政委王世仁的带领下，开始了汽车驾驶技术的学习和训练。课程有电工学、发动机原理、驾驶规程等，我们当时都被机械化的奥秘震惊了。记得在上电工学时，有一位姓冉的同志曾向教员提出一个问题，说：“你讲了这么多的理论，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拿出来叫我们看看！”教员答复说：
“电为何物，吾人不可知也。”顿时大家都笑了。接着，教员就拿起牛角梳子，在头上梳了几下，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响声，他告诉我们，这就叫摩擦生电，并讲了电的用途，这使我们顿开茅塞。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理论学习，考试都在80分以上，而后转入了实习和操作。教员反复教我们拆装、维修发动机，判断、排除各种故障，一个劲地给我们出情况，让我们判断各种故障，然后马上排除。每天虽然累得全身是汗，满脸油污，但大家仍是乐滋滋的。经过学习和操作，我们对电路、油路及发动机各个部位各种故障的排除，都摸得很熟，对刮汽缸、承受曲轴瓦、活塞顶、磨涨圈等都练得非常熟练。许多技术问题既考不倒、也难不倒我们了。
9月份开始了驾驶训练。每个教员带四五个学员，每个学员轮流学驾驶。当我们驾驶着“四个大轮子”跑了一段路程后，都兴冲冲地搭肩相抱，互勉互励。开始时，也发生了一起事故。那是在迪化的东门，教员带王东汉开车，上路不久，前面出现了一条护城沟，车子必须向左转。教员令王收油门，王却慌了手脚，反而加大了油门。车子如脱缰的野马，飞快地向前冲去，结果，掉进了护城沟里，坐在车上的夏云超等同志被甩了出来，幸好只是负了轻伤。
我们先是在平路上驾驶，尔后转入山路行驶，教员根据每个人的技术情况，逐个考核放单车。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训练，绝大多数同志都能放单车，可以担负运输任务了。
邓发要我学飞行
1937年11月间，陈云同志回延安工作，新疆党的工作由邓发同志接替。12月初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一个通知：邓发同志要我去他那里。
我按时到达邓发同志的住处，向他敬礼报告。邓发同志和蔼地叫我就座，询问了我的经历后说：“我们党要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和条件，培养一批我们自己的航空人才，组织决定，派你和其他几名同志一起去航空队学习，你看怎么样？”我一怔，心想：航空属高科技，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像我这样的人，识不了多少字，能完成好任务吗？禁不住说：“恐怕不行。”邓发同志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说：“组织也全面分析了你的情况，你是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要克服困难，完成好任务。
”执行命令是不能打折扣的，何况学飞行也是组织对我的培养，于是，我就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个任务。
后来，我听说每个进航空队学习的同志，都是由陈云同志和邓发同志亲自确定的，深深感到此项任务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晚上睡在床上，我想了很多，当想到不久就要成为一名飞行员时，我的心怦怦地跳得特别响。在长征路上，敌机张牙舞爪地轰炸扫射，使我们许多可亲可爱的战友丧生。敌机在空中，我们在地上，奈何它不得。现在，我们要学习飞行，将来就可以同敌人在空中见个高低。这一晚，我兴奋得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默默地向党表示决心：我要勤奋学习，不怕困难，一定要飞出来，决不辜负党和首长的期望。
1938年2月28日，我进入航空队，3月3日正式开学。这天，盛世才、苏联总顾问巴宁都到会祝贺。
勇闯理论关
航空队开学典礼后，进入了紧张的航空理论学习，所学的课程有《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飞机构造原理》、《射击轰炸学》、《飞机力学》、《航空发展史》等课程。这些教材都是苏联的版本，给我们授课的多数是苏联教官，有时，盛世才的教官也上些课。
教员们听说我们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学历，大都持着学学看的态度，心里的疑问是可想而知的。
盛世才的一些教官和前两期毕业的军官，有的讥笑我们不是学飞行的料，有的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和我们一起学习的姚维涛（盛世才空军军官姚雄的儿子），起初也有些瞧不起我们。
我们没有把这些讥讽和冷眼放在眼里，用爬雪山过草地的劲头来攻理论关。
每天上午上课时认真听课、记笔记，下午和晚上抓紧复习和整理笔记，不离开教室。我们按照文化程度高低编成学习小组，互帮互学，不懂就问，反复记背。我们定下一条规矩：不把问题搞懂不罢休，当天的课当天要搞懂，各个互助小组包干负责，不准有一个人掉队。每到星期天，我们就三五成群的带上饼子和一些瓜果，到野外去复习，一去就是一天，互相提问，解决难题，互相考核，帮助记忆。我们还把常用的各种公式抄在本子上，带在身上，随时都可以背一条、学一段；把学习笔记整理得整齐有序，并在重点和公式下面用红笔画上杠杠，非常醒目，便于查阅。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教官。苏联教官经常表扬我们学习认真，作业写得很好。有一次，苏联顾问检查所有人的笔记，发现盛世才的军官基本没有笔记，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顿。过后，他们有的人就向我们借笔记去抄，好向顾问交账。
在航空理论学习中，教员很注意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我们也抓住这一点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风洞试验室里试验流速和阻力的大小，在电动轰炸实习台上进行瞄准投弹轰炸演练，这些都使我们加深了理解和记忆。在学射击原理时，我们蒙起眼睛拆装机枪无差错，创造了盛世才航空队未曾有过的记录。经过近两个月的苦学苦练，理论考核全部在80分以上，这使盛世才的军官们十分惊讶，姚维涛同学在事实面前也受到启发，随之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
祖国的蓝天在我们心中
开飞训练时，我们被编在第三学员中队，该队有我党学员25名，加上姚维涛，共计26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