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执著：原本是一个佛教概念，也是一个被滥用得最严重的佛教概念。今天常常有人认为佛教教人放下执著——老板克扣了你的工资，不要执著，算了吧；买一斤白菜被人家多收了三块钱，不要执著，算了吧；用一生积蓄买了一套房子，刚刚借钱装修完，房子就塌了，不要执著，算了吧；因为没钱看病，亲生子女被白衣天使扫地出门，不要执著，算了吧，一切随缘……
抛弃了财产和亲人的拖累才好修行，这本没错，释迦牟尼抛妻弃子，历代多少高僧大德出世苦修，过着独身而守贫的生活。但“执著”本来是特有所指的。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悟的就是“缘起性空”，这是后来佛教一切教义的基础。所谓“缘起性空”，简单来讲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因果的链条里不断地聚散离合，刹那生灭，无论山河大地、鸟兽虫鱼还是你我他，都没有一个可以主宰自己的“自性”。如果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实有，就会陷入所谓“法执”；如果认为我自己是实有，这就是所谓“我执”（简单讲，“法”是指客观存在，“我”是指主观存在）。只有对法、我都不执著，领悟缘起性空的道理，这才是条正路。
［4］彼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这是套用贾谊《服鸟鸟赋》：“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玄化初辟，洪炉耀奇，铄劲成雄，熔柔制雌。铸男女之两体，范阴阳之二仪。”熔炉铸鼎是对天地化生万物的一种传统比喻，丹道家还把女子叫做鼎炉。这一说法的源头应当在《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解说】
王国维在这里界分了两种解脱：第一种解脱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因为深刻体会到别人的痛苦而达至自己的解脱，第二种解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经历种种加诸自身的不幸而终于解脱。虽然从结果来看，这两种解脱殊途同归，但从难易程度来看，前者远远难于后者，只有非常之人才可以做到。
我们平常之人如果求得了解脱，往往是由于自己痛苦的阅历，而不是一种智识上的觉悟，只有非常之人才可以洞观宇宙人生的本质，明白生活与痛苦是永远如影随形的，于是才会想要斩断生活之欲，走上解脱之道。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生活之欲会时时侵扰过来，生出种种的幻影，世人所谓的恶魔便是这种种幻影所变化来的。
王国维这样解释恶魔的来历，曾经很不被一些人认同。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的一刻，在菩提树下饱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在荒野里也饱受过撒旦的试探，全世界许许多多有宗教体验的人都曾在种种极端的精神状态下与种种魔鬼相抗衡，而这一切一经王国维的解释，却不过是一种心理现象罢了，就像一个饿极了的人眼前会出现面包的幻影一样。面包的幻影来自于极度饥饿之下的食欲，而其他的种种幻影也不过是生活之欲在人们心头顽固地作祟罢了。
于是王国维说，通常的解脱都属于第二种，欲望因为得不到满足而愈发强烈，欲望愈是强烈便愈是难以满足，如此循环反复，终于对生活大失所望，由此而悟出宇宙人生的真相，在这真相之中找到了心灵得以栖息的地方。
人一旦到了这种境地，生活当中的苦与乐便再也不会影响到他，昔日的执著也顿时放下了。这样的状态，有人以为是证得了禅境，有人以为是蒙受了神恩，而在叔本华与王国维这里，宗教与美学几乎是一体的两面，是同归的殊途，以宗教体验达到的解脱也可以通过艺术的体验来达到。
这样的人，以生活为炉，以苦痛为炭，铸造出自己的解脱之鼎。他们对生活之欲已经彻底地疲惫了，所以生活之欲再也不可能在他们的心中摇荡起任何蛊惑心灵的幻影。——这个意思很像是所谓的万念俱灰，而万念之所以俱灰，既来自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也来自于餍足的痛苦，得与失都是痛苦。
在宗教的各种法门当中，有过一种不大为人所知的修行方式，就是以餍足感来毁灭修行者的生活之欲。比如针对食欲，天天以大量的美食满足口腹之需，最后让人对任何美食都提不起兴趣；针对色欲，也用上同样的手法，最后让人对任何美色都熟视无睹。极致的餍足感带来了极度的疲惫感，他们满足得太过满足，唯一缺乏的就是缺乏本身，于是他们从这一条看似匪夷所思的修行之路上终于也铸造出了自己的解脱之鼎。
人生总是摇摆在钟摆的两极之间，看自己如此，看别人也如此。《红楼梦》里，王国维以为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物循着不同的道路走到了解脱的境界。惜春和紫鹃走的是一条路，这条路是超自然的、神明的；而宝玉走的是另一条路，是自然的、人类的。惜春和紫鹃是从宗教之路达到解脱，宝玉却是从艺术之路达到解脱，所以前者是平和的、宁静的，后者则是悲剧的、激荡的，是诗歌的、小说的，所以《红楼梦》的主人公不是惜春和紫鹃，而是宝玉。
是的，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宝玉的心境颇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他这生涯中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宝玉偶然听到黛玉吟出的《葬花词》，分明已经由美想到了美的凋谢，由爱想到了爱的消逝，由今日的欢会想到了永恒的孤寂，由眼前的黛玉推及于所有亲密的、美丽的女子，推及于“终归无可寻觅之时”：
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又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一个人在悲哀的境遇中自然很容易陷入悲哀的情绪，而在欢乐的顶点有时候竟也会生出一种刻骨的悲凉。这种悲凉比之前者往往深刻许多，因为它摆脱了切身的利害，而指向了人生的终极。
此时的宝玉便是这般，他突然间突破了凡人的眼界，在一个无限广大的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下关照自己眼前的、身边的一切，无论是黛玉、宝钗，还是斯园、斯柳，一向那么近，却突然那么远，他仿佛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星系里，遥遥地打量着自己曾经生活过、也将要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看见星移斗转，看见物是人非，看见他最舍不得的人都会老去，看见他最舍不得的物都会易主。
一旦用这样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物反而变成了最令人悲伤的，因为我们会晓得，今天有多爱，明天就会有多痛。我们甚至会生出这样的质疑：命运之所以在今天眷顾我们，就是为了在明天抛弃我们，它之所以给了我们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就是为了看我们如何失去它们。王国维自己便填过这样的一首《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这是人类中为数不多的天才不时发出过的永恒的哀叹。我们还会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看到“胜地不常，盛宴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我们也会从希罗多德的《历史》看到，伟大的波斯国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发的时候，在他生命中这个无比辉煌的时候，他却潸然泪下，向叔父说道：“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而叔父的回答更加耐人寻味：“然而人生中还有比这更加悲惨的事情：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在这大军之中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出一个人真正幸福得从来不会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因为灾难会突然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因为疾病会时时困扰着我们，这一切都使短暂的生命似乎也漫长难挨了。”
同样一个人、物、景象，看起来是悲是喜，往往取决于观察者所站的高度。当你生活于其间，每一天、每一小时地去感受，想不到外面还有一个广袤到令你吃惊的世界，想不到背后还有一段空旷到令你恐惧的时间，你即便生出些许的忧愁，也只是浅薄易碎的罢了；但当你站开了些，远观而非亵玩，曾经的喜剧却会不知为何突然间变作了悲剧。
你看到“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你看到“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然后你又发现就连这样的仙家境界也不久长，终于是“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在漫长的时间与空间的尺度里，一切生命都显得那样渺小，因渺小而失去了任何的意义，就连神仙也活不过时间。如果一只蜉蝣有机会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类世界，它会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呢？
在漫长的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下，人生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是非恩怨、悲欢离合，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得到又何妨，失去又何妨……
所以宗教家最喜欢这样的尺度。譬如佛教所谓的劫，人类的寿命曾经是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少一岁，减至只有十岁的时候开始逆转，每一百年增加一岁，直到增至原先的八万四千岁，这一减一增的过程就是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构成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构成一个大劫。
佛陀还作过一个比喻：譬如有一座石山，长一由甸（一由甸大约相当于十一公里），宽一由甸，高一由甸。这座山非常坚实，没有丝毫的裂缝或空隙。有人每隔一百年就用一块丝绸在这座山的岩石上轻轻擦拭一下，而直到这座石山被彻底地擦拭成平地时，一劫的时间也还没有过完。
基督教神学也是一样，在“永生”这个时间尺度下，现实世界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所以圣奥古斯丁才提出过这样一个神学理论：比之上帝的国度与人世间最好的国度之间的差距，人世间最好的国度与最坏的国度之间的差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如此说来，种种折磨着善良百姓的暴政与不公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更何况人世间的一生就好比旅途中的一晚，旅舍的床纵然不大舒服，但只要想想旅途尽头那个温暖的家，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在广袤的时空尺度上，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就取决于你相不相信在旅途的尽头存在着这样一个永恒的家园了。但从艺术的深度来说，宝玉若是真的看到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家园，整部《红楼梦》也就无甚可观了，它将跌进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俗套之中，至多也只是一部二流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