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D的另外一种奇怪的效应对牲畜、野生生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人类显然也包含在其中。大约在十年前，实验就表明使用了这种化学物质之后，棉花和甜菜中的硝酸盐含量会急剧上升。高粱、向日葵、紫露草、羊腿草、蔾草、荨麻中都被疑有相同效应。其中一些植物通常情况下会被牛所忽略，但在使用了2，4-D之后牛却对它们大嚼特嚼。一些农业专家称，许多牛的死亡都可以追溯到喷了药的野草。危险在于随着硝酸盐的增加，反刍动物特殊的生理机能会立刻出现严重的问题。大部分此类动物的消化系统都异常复杂，它们的胃可以分为四个腔室。纤维素的消化通过其中一个腔室内微生物（瘤胃细菌）的作用来实现。如果这种动物食用了含有过量硝酸盐的植物，胃瘤中的微生物就会作用于硝酸盐，将其转化为毒性极强的亚硝酸盐。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了：亚硝酸盐作用于血红色素，形成一种巧克力棕色的物质，氧气牢牢束缚于这种物质中而无法参与呼吸作用，因而氧气就无法从肺部传输到各个组织。缺氧症（由于缺少氧气）在几小时内就会引发死亡。许多报告称牲畜误食了某些使用2，4-D的野草后死亡，这些案例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其他有反刍机制的野生动物，如麋鹿、羚羊、山羊等，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虽然引起硝酸盐含量增加的因素有许多（如天气过于干燥等），但是2，4-D销售和使用情况的剧增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威斯康星州大学农业实验站认为形势相当严峻，于是在1957年发布警告称：“被2，4-D杀死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大量硝酸盐。”人类和动物也会因此受到危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粮仓死亡”事件谜样增多的原因。当含有大量硝酸盐的玉米、燕麦和高粱被贮存起来时，就会释放有毒的氧化氮气体，对进入粮仓的人们造成致命危害。只要吸入几口这类气体，就会出现扩散型化学性肺炎。明尼苏达州医学院研究的一系列此类事件中，只有一起事件中的患者侥幸生还。
“我们在自然中散步就如同大象在摆满了瓷器的橱柜里散步一般”，一位非常了解这一切的荷兰科学家C·J·贝尔加这样总结了我们对于除草剂的使用情况。他说：“在我看来，人们把太多事情看得理所当然了。我们并不知道庄稼地里的野草是否都有害，或许有一些是有益处的呢。”
这一问题鲜少有人提起：野草和土壤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哪怕从我们狭隘的直接自利的角度出发，这种关系或许也是有益的。我们已经知道，土壤和生活于其中及生活于其上的生物相互依存，互惠互利。野草或许从土壤中拿走了些什么，但它可能也会对土壤有所贡献。最近，荷兰某座城市的各个公园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实例。公园里的玫瑰长势很差。样本检测显示土壤受到了小线虫的严重侵袭。荷兰植物保护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建议对土壤喷洒化学药物，反而建议把金盏草种在玫瑰花中间。这种植物出现在任何玫瑰花床上都一定会被纯粹主义者认为是杂草，但它根部所释放的分泌物却能够杀死土壤线虫。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一些花床上种上了金盏草，一些没有种以做对照。结果令人震惊。在金盏草的帮助下，玫瑰得以怒放；而在对照组花床上的玫瑰则病恹恹的。现在很多地方都使用金盏草来治理线虫。
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植物以相同方式在维护土壤健康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却不知情并无情地消灭了它们。天然植物群体——现在一概打上了“野草”的烙印——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就是充当土壤状况的显示器。当然，使用了化学除草剂之后，这一有用的功能就消失不见了。
那些认为喷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同时还忽略了一个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问题——有一些天然植物群落需要保留。我们需要以此为标杆，来衡量我们的活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需要将它们作为野生栖息地，使得昆虫及其他有机体的原始种群可以在此得以存留，因为随着杀虫剂抗药性的增加，昆虫或许还有其他有机体会因此产生基因变化，这将在十六章中进行解释。有位科学家甚至建议要建立起某种“动物园”，在它们的基因构成没有进一步改变之前，来保留昆虫、螨虫及其他此类生物。
一些专家警告说，由于除草剂使用的增多，植被可能会出现细小但影响深远的变化。2，4-D这种化学物质可以杀死阔叶植物，牧草因为竞争的减弱而蓬勃生长——现在某些牧草本身却成了“野草”，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也使得循环拐向了其他方向。 一本关注农作物问题的杂志最新出版的一期中提及了这一奇怪的情况：“随着2，4-D被广泛用于阔叶型野草的清理，牧草则逐渐成为玉米和大豆生产面临的威胁。”
豚草是枯草热的源头，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有时却事与愿违。以控制豚草为名，人们向路边倾倒了数千加仑的化学物质。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地毯式的喷洒却增加了豚草的数量，而非减少。豚草是一年生植物；它的籽苗每年都需要有开阔的土壤才能生长。因此，我们防治这种植物的最好方法就是维持灌木、蕨类以及其他多年生植物的茂密生长。而喷药屡次破坏这种保护性植被，创造出的空旷开阔的土地就迅速被豚草所填满。此外，或许引起过敏的空气中的花粉与路边的豚草无关，而是来自城市空地以及休耕地里的豚草。
马唐草化学除草剂的热卖，表明了不合理的方法很容易大受欢迎。比起年复一年地使用化学试剂来清除马唐草，还有一种更加便宜也更加有效的方法，即用另外一种草与之竞争，从而使其无法存活。只有在不健康的草地上才会出现马唐草。这是一种症状，而非疾病。如果能使土壤变得肥沃，让其他我们需要的青草茁壮成长，或许就能创造出马唐草无法生存的环境，因为每年它都需要开阔的空间供种子生长。
郊区居民在花圃工人的建议下，没有对基本情况进行治理，而是继续年复一年地在自家草坪上施加数量惊人的马唐草除草剂，而花圃工人听从的则是化工厂的建议。从它们的商品名称上丝毫看不出它们的性质，许多农药都包含了汞、砷、氯丹等。按照推荐剂量进行施加会在草坪上留下大量的此类物质。比如说，某种产品的使用者按照说明需要每公顷使用60磅氯丹产品。如果它们使用其他产品，则会给每公顷土地施加175磅的砷金属。我们将在第八章中看到，鸟类的死亡数量让人担忧。而这些草坪对人类有多致命尚不得而知。
一些地方在道路和公路沿线的植被管理中使用了选择性喷药法而取得了成功，这就给了我们希望：可以将同样环保的方法用于农场、森林和牧场的植被项目，这些方法并非旨在清除某一种物种，而是将植被作为一个活的群落进行管理。
其他一些可靠的成就也说明了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在抑制多余植被生长方面，生物防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自然自己解决了许多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而她的解决方式通常都非常成功。如果人类足够聪慧，可以模仿自然的方式，那么通常也会受到成功的眷顾。
在治理多余植物领域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卡拉马斯杂草的处理。卡拉马斯杂草（又名山羊草）是欧洲的本土植物，在那里它被称为圣约翰斯沃特草。它随着人类一起向西迁移，于1793年左右首次出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1900年，它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卡拉马斯河附近，也因此为名。1929年，这种草占领了约10万公顷的牧草地，1952年，这一数字则达到250万。
卡拉马斯草，不像鼠尾草一样属于本土植物，在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中本无其位置，没有什么动植物需要它。相反，只要它一出现，当地的牲畜就会因为食用这种有毒的植物而“满身疥疮、口舌溃疡、病恹恹的”。土地的价值也相应降低，因为卡拉马斯草被认为是折价的。
在欧洲，卡拉马斯草或约翰斯沃特草从来都不是难题，因为有许多种昆虫活动在这种植物周围；它们对它的大量采食严重限制了它的数量。尤其是法国南部的两种甲虫，豌豆大小，带着金属的色泽，它们全部的生命都完全适应于这种草而存在，它们以它为食，并且只在这种草上面繁殖。
这两种甲虫于1944年被首次运到美国，这一事件颇具历史意义，因为这是北美洲首次尝试利用食用某种植物的昆虫来治理该植物。截至1948年，这两种昆虫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不再需要继续引入了。人们每年从它们的原产地收集这两种甲虫，并以每年几百万只的速度进行投放，使之得以传播。在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这些甲虫自主进行扩散，而一旦卡拉马斯草灭绝之后就立刻随之转移，非常精准地重新确定新的聚集地。这种草因为甲虫而变得稀疏后，那些曾被挤出去的牧草植物就得以重新生长。
于1959年结束的一场长达十年的调研表明，对于卡拉马斯草的治理工作“甚至比乐观主义者所期待的还要有效”，这种野草被减少至只有之前的1%那么多。这种象征性的侵袭是无害的，而且也需要维持甲虫的数量以应对卡拉马斯草在将来出现增长。
另外一起极为成功也极为实惠的杂草治理案例发生在澳大利亚。殖民者通常热衷于将动植物带往一个新的国家，而一位名为亚瑟菲利普的船长就于1787年前后将几种不同的仙人掌带到了澳大利亚，想用它们培育胭脂虫进行染色。一些仙人掌或仙人球从他的花园里逃逸，截至1925年，野外大概生长着20种仙人掌。它们在这一新的领地上因没有天敌而疯狂蔓延，最终占领了约6000万公顷的土地。其中至少有一半土地因被盖得严严实实而荒废了。
1920年，澳大利亚的生态学家被派往南北美洲——仙人球的原籍，来研究它们的昆虫天敌。在对若干物种进行了实验后，澳大利亚于1930年投放了30亿颗阿根廷蛾的虫卵。七年之后，最后一块长满了仙人球的土地也得到了治理，那些曾经不适宜居住的土地向定居者和放牧者重新敞开了怀抱。整个行动算下来，平均每公顷花费不超过一便士。与之相对，前些年用化学药物进行治理的尝试不仅效果不佳，每公顷还要十美元。
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如果多关注一下以某种植物为食的昆虫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多种有害植物的治理工作都可以变得卓有成效。牧场管理科学却极大地忽视了上述方法的可行性，哪怕这些昆虫可能是所有食草动物里最挑食的，并且它们极为挑剔的饮食很容易为人们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