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
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1980年代初，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基本同步。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有资产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如何避免改革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记者：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口，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是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是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是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在GDP增速超过9%，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是因为中国以国有资产为主，这样，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资产升值则主要由国家独享了。资产的国有使老百姓难以感受到资产升值的好处。
因此，国有制经济往往是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刺激增长。实际上，国有经济也更偏好靠投资促增长，过去的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中国都如此。而私有经济体只要有较低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很多的内需增长。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记者：那么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记者：近些年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并没有造就多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反而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壮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原因当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一轮高增长，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WTO红利，因此，这些年国企的利润也在上升。可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年国企利润背后的这类原因，而是下结论说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效率没影响，于是，“国退民进”停止，进而改成“第二次国有化”。第二，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上，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贷款总额为具体目标，其结果是保护了国企、逼着许多民企因无法得到资金而关闭。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他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
◎记者：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我走过这么多个国家，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加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社会不公最突出。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之后，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
以上可以看出，人们对私有化的恐慌和对公有制的迷恋，是没有多少事实支持的。我们知道，发达的富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今天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俄罗斯的问题也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公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明目张胆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现在，我们应该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或者说就把国资委改名换姓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
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有化。
中国今天要搞民有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