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金融要开放，而且也要建立成熟的资本市场，那么中国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去分析，一个是从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出发，从这个层面上讨论中国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怎样才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健全起来。另外，我们还要考虑，怎么能够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如何才能健全金融体系。从第一个层面来讲，改革以前，我们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一个很弱小的地位。即使在改革前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在世界贸易中，也只是起了一个很微小的作用。那么，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应该说现在的中国确实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怎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一个好的角色，怎么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使得世界金融体系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稳定发展，现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要做好这件事，首先需要总结当前的世界金融体系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次的金融危机有一个很好的正面效果，就是说，暴露了这个体系的弊端。如果我们能够很认真地去研究，就会得出一些非常积极的结果。当然，这个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些大国、强国，他们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一个主导的角色，因此他们内部的失衡，他们政策上的缺陷，都会造成国际金融体系上的问题。
很多人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一种幻觉，觉得我们的招行都可以跟花旗媲美了，我们的工商银行都是花旗的好几倍了，觉得中国人很行，真的是这样吗？从资产总量来看，我们的四大银行都在世界前面了。但是从资产的质量、金融制度的效率，应该说是差得很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企业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二级公司基本上都实现公司化了，但是观察我们这些公司的运作，你就可以看到，在整个资本市场，我们这些公司，那都是还差得很远。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有好多国有企业二级公司公司化以后，又有A股，又有红筹股，或者是H股；有海外上市的，也有国内上市的。但是你看红筹股公司和A股公司的运作，就差得非常远，明明是同一家公司，为什么差得很远呢？因为红筹股公司是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上运作的，而A股公司是在内地的资本市场上运作的，虽然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特区的资本市场，他们的一套规则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是跟国际接轨的。我早期在A股公司里当过独立董事，在红筹股的公司也当过独立董事。
我们每碰到一个问题，自己拿不准，都要咨询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内地和香港的律师表现出来的差别太大了。在我们国内，一般来说，律师都说这样是可以的吧，只要证监会同意就行；但是在香港可不行，律师得查条例，他会告诉你哪一个条例怎么规定，如果这么做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如果弄不清楚还得回去再查。要做到这样不是很简单的，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动员报告，告诉大家一定要依法办事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做，来支撑这个资本市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专业群体，仅凭做几个动员报告，搞几次运动，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专业群体的形成也不完全是靠学校，而是在这个环境中运作，逐步形成一个知识体系，还要形成一种文化，所以这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够解决的。我跟银行的朋友们谈起来，说起咱们这些银行，资产总量已经在世界前列了，但是它们自己的领导人也认为，自己的经营模式、风险控制，跟国外的银行比起来，还差得很远。应该说，四大银行中有三个已经上市了，进步非常快，但是人家经历了上百年的磨炼，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政府跟市场的边界，实际上是建设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很关键的问题。西方国家是从13世纪大宪章开始的，经过几百年才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了，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是东亚国家是一个后进国家，高速度地赶超那些先行国家，并不容易。就像有一位发展型的经济学大师讲的，后起国家赶超先行国家有一条经验，那就是能够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是说，有效率的增长靠市场配置资源。但是，市场的形成要经过几百年，当你的市场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需要高速度赶超。你等不了，于是就由政府去发挥一些协调的作用，来保证资源的利用能够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你就无法实现高速度的增长，与目标离得很远，因为没有协调机制，没有市场去协调。所以，东亚国家创造了就是所谓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还没有形成以前，先由政府代替市场做一些协调的工作，这样就提高了赶超的速度。这是从日本开始的，我们也一样。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设想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比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作用更大的东亚式市场经济。这种做法是一个好的战略，但是却有自己的毛病，就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太多，会出现很多问题。第一就是会降低效率，因为政府没有充分的信息，它去配置资源的时候常常误配，降低效率。第二就是会形成腐败，所谓的寻租，就是把权益搅到买卖里面去了，于是腐败就蔓延开来。虽然分析的时候，第二条是排在第二位的，但是第二条的反作用非常厉害，会形成一种新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会妨碍进一步的改革。以至于虽然有一个好的改革，但是却牵扯到各方的利益，扭曲了改革的本意，把一个好的改革变成了有可能寻租的机会。比如说土地批租本来是市场化，比以前的土地调拨应该更有效率，但是，掌握了这种权益的利益既得者却可以扭曲它，将其变成可以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机会，甚至是把利益输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的机会。于是，到了这个世纪之交，我们的改革到了深水区，到了改革大的国企垄断企业的时候，到了重新配置重要资源权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阻力变得非常大了。
特别是2003年以后，经济发生了过热，在怎么处理过热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做法了。一种做法是进一步市场化，用宏观管理、总量管理解决问题。另外一种是加强微观干预、项目审批等，采取行政控制的方法，或者是政府限价等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后一种更加有利于寻租。从那个时候起，政府的边界似乎在往外扩大，不是像我们原来想的那样，当市场形成以后，政府就逐渐退出市场，做它应该做的事情。相反，它的边界外扩，甚至还出现了国进民退这样的现象。这对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我们从改革开始的时候就说要提高效率，到了“95计划”时说要转变增长方式，到了第17次代表大会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了二十几年，为什么还是转不过来呢？这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体制最大的障碍在于政府的干预，政府调动资源搞政绩，搞GDP主义。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碰到的最大障碍在哪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市场是有效的，因为这种信息结构是一种成本最低、最有效的信息结构，但是这个市场的有效性前提是什么？这叫做完全信息假定。就是说，所有参与交易的人，都具备完全的信息，但是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假定。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就是说，股票市场一般的散户所掌握的信息，是很少很少的；而内部人，也就是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他们掌握了很多的信息；还有一些投资银行等的专业人员，他们也掌握了很多的信息。
所以，这个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就受到了一个最大的限制，因为信息不对称，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所以你看，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犯罪，就叫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内部人掌握着好多信息，是散户根本掌握不到的，不知道你这个企业现在到底是赢利还是亏损，年报没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而内部人士知道，如果内部人士利用这种信息进行交易，就是一种犯罪。另一种犯罪是操作市场，操作市场就是放假信息，故意误导一般投资者。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金融舞弊、诈骗等，它所依托的是资本市场本质性的缺陷。所以，要使资本市场健全起来，一方面，要保证让信息的弱势掌握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要让企业、内部人，及时以及如实发布信息，而且要防止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特别的信息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