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第一夫人 缪丽尔·希伯特
她出入美国政府和华尔街
她是美国第一个拥有华尔街席位的女交易员
她年轻时来过中国与宋庆龄有过一面之缘
她在男人拥有绝对优势的金融界开辟了自己的天地
她的一切从华尔街开始
我的童年
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虽然我的父亲有一个工程学位，但是他没有从事建筑业，只是在战争的时候偶尔做些建筑工作，后来他成了一名牙医。在大萧条期间，建筑工作的报酬不高，我们一家过得不是很富裕，但也不艰难。对那段时间，我的记忆不深。
我的叔叔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他本来有一家生产咖啡机的公司，但大萧条使他失去了这家公司。于是他开了一家加油站，加油站生意越来越好，我的叔叔后来用加油站的收益买回了咖啡机公司，那简直就是奇迹。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叔叔给汽车加油的情景，这是我最早对于资本的启蒙。
因为父亲病逝，我无法承受这种伤痛，就从美国凯西储大学退学了。
走进华尔街
我的姐姐当时在纽约生活，我去投奔她。其实之前我在念书的假期里就去过纽约，也去了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当我登上那个建筑的阳台，一览证交所的全局时，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我还能来纽约，就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不过，在纽约我第一个工作申请是去联合国。但我没有满足联合国那份工作的要求，所以没有得到这个职位。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在联合国工作，因为我不能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于是我决定去华尔街工作，一家叫培基的公司录用了我，也就是现在的美国培基证券。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那就是我可以分析数据。当时培基公司正在拓展它的研究部门，我在那里接受培训。
当时公司的情形和今天相似，经济情况好的时候，他们拓展研究部门；不景气时，他们就裁减研究部门。我求职时，他们正好要拓展研究部门。那时两个分析师可以带一个受训人员在股市进行交易。很多人都是来自航空公司、铁路系统、公共汽车公司、航运公司等。根据分析师的要求，我分析化学、制药工业、广播、电视和电影公司，我给这些行业制作资产负债表。
虽然那时我的职位很低，但是我敢于提出建议。当时的金融界对女性很歧视，我的收入只是其他男性员工收入的一半多一点。这让我很难接受，所以后来我就去了谢尔德斯公司。
但改变我生活的却是麦迪逊基金，它是一家开放式基金。我刚到新公司的第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根据我的报告投资赚了钱。这个时候我还不是公司的分析员，所以我只能拿到一半的佣金。这是我第一次成功。
虽然我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会计，但当我一看到会计数据，那些数字就仿佛活过来一样。在我从事证券分析师的工作时，我发展了很多核算机制，我对不同的行业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使我在这一行保持领先地位。
我也可以跟男性平起平坐
后来，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负责人邀请我成为他们公司的合伙人，承诺我可以拿到40%的佣金。这家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是一个知道如何交易股票的行家，所以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在交易部里工作你必须要迅速地思考，你不能看过研究报告再作出交易决定。当你犹豫是否要拿下交易的时候，可能价格早就不一样了，一定要果断。
当时，我有一个客户叫杰米，他是个传奇人物，是个中国人，靠着白手起家创办了华盛顿共同基金。他让我要有自信，鼓励我去开办自己的公司。在杰米提醒我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也能开公司，我要赌一把，这是我选择的机会，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对我的声誉造成影响。我研究了华尔街的各种条例，发现我的情况完全可以自己开公司，虽然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我也想要试试看。因为之前并没有女性进入这行，所以我就不得不跟银行贷款，但申请的过程并不顺利。当时我还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她想要申请成为拥有华尔街席位的第一个女性”。
我终于在1967年12月28日拿到了华尔街的席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转机
我又雇用了两名分析师，更换了办公地点。直到1975年，美国政府对《证券法》进行了修订。我意识到这会对我的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于是缩小了公司规模，决定进军贴现市场。1975年5月1日颁布法案，经纪人可以拥有贴现佣金。所以，我登上了5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其他公司也同时进入了贴现市场。当时有条规定就是，交易股票价值超过30万美元的贴现率由证交所决定，他们同时也决定我们的贴现费用。如果价格高于或低于25%就属于大宗的生意，需要现场与人商谈并达成协议，我常常跑到交易大厅去现场交易。
第一个月的经营报告出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收入下滑了15%，我那阵儿忙得连去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
直到1976年年初，州长克里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对社会地位高的女性作出了承诺。“我希望有一位女性进入银行管理层，你是唯一的人选。”我无法拒绝他的邀请。但因为我的母亲在1976年去世了，我觉得自己无法承担新的工作。所以，直到1977年我才答应了他。我离开了华尔街。
把中国银行带入华尔街，我和宋庆龄
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那时候的通胀率是两位数，很多第三世界的小银行想要在纽约开设分行。在纽约有两种开设分行的方式：第一种是依照纽约州法律；第二种是依照联邦法律。对我来说，依照纽约州法帮助他们开设分行是很容易的。
当时，中国银行找到了我，他们想要成立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如果一家英国银行想在美国开分行，那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银行在英国已经设有分行。但是中国银行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在这开设分行确实很困难。分行是具有完全运作能力的银行，但是中国不希望美国在中国开设分行。因此，中国银行在美国开设的只能是机构类型的公司，它由机构资金和国家资金出资，不能面向公众。它的客户只能是专业公司，它可以向机构、专业人士提供贷款，但是不能为普通人开设支票账户。
中国银行那时可以在美国设立特别办公室，办公室可以与任何人做生意，包括普通人在内。它可以代表银行进行贷款业务，不过它也是受限的。当时，中国银行邀请我到中国去，我是通过旅行社安排到中国的。我先到中国香港，之后再进入中国内地。我在那里见到了宋庆龄女士，她当时躺在家里的床上，旁边还配着氧气瓶，很虚弱，她是一位让人佩服的女性。中国银行还为我举行了宴会。之后，中国银行在纽约开了分行，依照的是联邦法。对此，他们对我表示歉意。
他们说依照联邦法开设分行比较简单。就联邦法和州法律这样不平等的规定，我们所有的州立银行监管人员集体起诉美国联邦政府。
重回华尔街
处理完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我回到了华尔街，回到了我自己的公司，因为法律规定，我在担任政府监管者期间是不能回公司的。在我任职期间，我发现处理银行问题的人并不懂得这一行，他们是从各个州选举上来的，只知道自己本州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华尔街和银行业。
他们天天都在进行资本运作，但是他们不了解资本参与其中的方式。参与到金融运作中的人必须了解华尔街运行的方式，保证其公正透明。
20世纪70年代金融业还没有全球化。但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长方式，代表的是未来。就当前金融危机发展的速度来看，我认为金融和经济已经完成了全球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都受到了次级债的影响。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构建证券和银行的全球监管体系，避免再次发生危机。
金融危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打击。我们没有处理好次债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么做，我们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
对冲基金在纽约凑不到足够的钱，就到伦敦去凑，他们在纽交所交易股票，却不受我们的监管。美国和中国互相购买对方的股票，世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个联系还会进一步加强。从全球的利益出发，我们应该制定保护法。在伦敦，人们要求放松监管，他们认为正是监管导致了损失。
金融全球化使得在危机面前每个国家都不能幸免。
年轻人的理财课
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学习必要的金融和理财知识，这会对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好处。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似乎都作好了破产的准备。他们无限制地使用信用卡，经常透支，然后再去办一张，又超过限额。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偿还贷款了，还不好意思向父母寻求帮助。
我以前作过研究，发现学校里都没有理财这门课，年轻人对理财一无所知。十年前，我在纽约提出要在学校里开设理财课的建议，我成立了游说团，从各个方面去推进这个建议的实施。现在，全纽约有109所高中开设了这门课程，教授学生基本的金融知识。其中有四五十所学校用西班牙语教授知识，其他的州也在考虑实施这个做法。
我觉得金融理财课是十分重要的课程，因为现在的金融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人都缺乏金融知识，金融的信用政策过于宽松，但是人们的知识没有跟上，就让很多公司和银行靠这个挣了不少的钱。
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办理信用卡的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能过上好日子，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他们不知道自己很有可能偿还不了贷款，也不知道由此产生的巨额利息。于是，我又设立了一门课程，教学生有关信用卡的知识、所得税的回报、贷款买车和现金买车的区别……一共21课，学生应该了解的所有基本知识都包括在内了。
美国各州都在进行立法，规定不得给18岁以下的人办理信用卡，除非有其父母的支持或者能够提供证明，证明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如果我们在全球设立这样的监管程序，那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受益。
华尔街代表着美国的金钱中心，可这不是实实在在的钱，而是就整个金融行业来说，是这个行业的中心。我认为是华尔街的金融运作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我希望它也能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比尔·盖茨在股市中发家，微软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对其他的行业也有很多的贡献；那些拯救人们生命的药物，也凝聚了华尔街的力量；银行里的一个小小的金融模型，就可以启迪未来的发展。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可以更美好，更丰富多彩。华尔街成就了这一切。
可很抱歉的是，我们没有进行适当地监管，很多人都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失去了房屋，失去了一生的积蓄。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接受过类似的金融知识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致力于在学校开展个人金融教育项目。
我的辉煌
美国是个宽松的国家。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华尔街第一位女性。当时我提交了竞选卡，我办公室里的所有人签名支持我，我用了44.5万美元买了这个席位，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我非常骄傲。
后来我成为了银行业的监管人员，那时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在那一行里的大部分时间，整个系统的组成就是13065个男人和我。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现在的华尔街中有了很多的女性，她们活跃于各个角落，我很开心。
1972年，我拥有美国第一辆梅赛德斯350汽车，当时排队购买要排两年。我跟一个朋友说：你可以问问梅赛德斯老大，美国的第一辆梅赛德斯350可以给华尔街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吗？几天后，我接到了梅赛德斯老大的电话，我得到了美国第一辆梅赛德斯350，我很为那辆车骄傲。
我的人生很传奇，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直到今天我仍然为当时鼓起勇气成为华尔街第一位女性而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