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学家 约翰·利普斯基
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主席
他是最早向市场警告金融动荡的人
他是在2008年“金融地震”中挽救J.P.摩根银行的神奇人物
他对金融动荡有着神秘的预知能力
国际金融体系中需作出改变
固定汇率，也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汇率，被认为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最有效方式。但结果发现在逐渐发展的全球流动性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内在的瑕疵，也就是说，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不得不持续赤字增加美元持有，才能保证全球的流动性。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长期赤字被看作是美国政策的某种事物的预兆。这个体系在危机的时候崩溃，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体系：一些国家使用固定汇率，一些国家使用浮动汇率，具体使用哪种由各个国家自己决定。但是几个关键的可兑换的货币，都在使用浮动汇率，同时允许中央银行根据通货膨胀目标政策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
从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可能需要作出三方面的改变。
第一，我们所称的受监管的主体需要有所改变，这样所有重要的机构都能包含在监管体系里面。这个现在还没有形成，这项改变意味着几乎所有国家都要作出改变。
第二，目前为止，金融监管主要集中在个体机构，比如个体银行以及各种金融资产，但是并没有包括宏观审慎。所以说监管体制并没有把金融体系看成一个整体，从总体的高度进行监管，也并没有把国家的经济周期考虑进去。
第三，我们知道针对大规模复杂的跨国运行的金融机构缺少消除机制。如果他们遇到麻烦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呢？所以针对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提前协议。
我们坚信，通过这些举措，国际金融体系会更高效，加上良好的整体宏观政策、货币预算政策，这个国际体系就能获得更大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立是为了保证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它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为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制定规则。由于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以及支持这种贸易的开放金融市场的瘫痪，造成了大萧条等。显然，大萧条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在二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者，创造了这个基金用来保证金融市场的发展，承诺建立开放、无歧视的金融市场，并为国际金融关系达成了一致规则，这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世贸组织在贸易关税方面也达成一致，以防保护主义再次出现。
30年来有什么变化吗？那些目标仍然是正确的目标。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了很大的改变。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所谓的真正的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发点是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但是它的许多成员，实质上，其实也就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其出发点上并没有与其达成一致。
在1990年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组织，全球经济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全球贸易体系，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首创。国际资本市场的增长也史无前例地造就了一个国际市场。这些变化改变了基金组织的运行方式。
同其他机构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防危机的技术和工具需要适应一个高速且全球化的金融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不是监管机构，我们不是财务主管，我们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因为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提供意见。
如果国家提出对于标准有异议，我们会进行检查。我们和世界银行合作，进行一个“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对于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评审。现在一个在美国进行，另一个就在中国进行。
此外，我们不仅要在对成员的经济和金融情况的传统的监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像我们说过的，基于双边、区域或是多边的。同时，20国集团在匹斯堡峰会上也已经承诺“协作相互评估程序”。这是一次开创先例的实验性的国际合作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为20国以及这个重要的项目提供关键的分析支持。
危机预防的重要方案
对于危机我们采取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方案，有一些甚至在我看来做得过多了，但是经过多年之后成员们才达成一致，设立基金，承担这样的责任。具体地说，在这样一个高速证券融资的社会，有价证券在人们买卖的过程中跨国流动，可以说，货币流动的速度就像光的速度一样。所以，在危机预防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能够快速准确地作出反应，为投资商提供信心，确保危机不会发生，或者是能够很快排除。
所以在成员的认可之后，2009年年初我们新增了“灵活信贷额度”，它有预防性，是预先审定的，并且高度灵活。同时，我们还增加了另外一个预防性安排，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需要对政策作出调整的国家，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将来作出改变的国家，这个预防性安排就是HAPAS——高预防性安排。我们还对低收入国家危机的状况表示认可，大幅度提高了向低收入国家提供支持的承诺，并且强化了对其的支持。
在成员一致通过后，我们还提出了特别提款权（SDR）并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国际储备资产，价值2.5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在管理上，我们也作出了改变，在参与新金融稳定委员会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际金融监管问题。
我们现在能提供的是以前我们无法完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在其现有政策的基础上通过了预审，在没有外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基金可以在预防的层面上使用。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保险政策，以防万一。
在2008年春天危机最高峰的时候，有三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国家已经使用了这种措施，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波兰。他们取得了成功，这已达成普遍一致，这通常与四月初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相联系。
大部分国际投资者把这看作是一个转折点，至少是在金融危机层面。这个新的灵活贷款额度（FCL）的有意受益人是遵循良好政策的大的新兴经济体。
不幸的是，经济创伤最严重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担心的那些通过自己的政策让自己变得脆弱的经济国家，尤其在东欧地区。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国际收支赤字，主要依靠大规模资本流动。我们警告过，这些政策带动了很大的国内需求，这并不是说这些政策是错误的，但是这使得他们在遇到资本流通突然停止的情况下变得不堪一击。不幸的是，这恰恰就是在许多国家发生的。所以，在一些遭受危机的国家，经济总量大幅下降，非常令人痛心，但是我们已经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回到它的轨道上去。第二个受打击很大的领域是正在崛起的亚洲，除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外。经济总量几乎从顶端跌到谷底。在一些外向型经济国家，大概达到18%，下跌得很厉害。这显示出发达经济国家需求下滑可能带来的影响。
让人高兴的是，这个情况很快就好转了。但是它产生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
有一个微妙之处值得我们期待，基金的目标是为了保证经济全力发展，随着时间发展，我们意识到，在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人均收入差距正在减小。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体系会自觉地想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完善自己，那就是当人均收入的差距被限制的时候，基金管理也会变得非常民主。
不可避免的，肯定有些不同的国家会持有不一样的观点。所以需要作出一个决策，而这个决策又能让所有的国家成员接受。我们都知道，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有时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为了所有人的更远大的进步就需要妥协。所以让我们所有的成员相信我们作出决定的程序是公平合理的，这一点很重要。成员的投票份额能够精确地反映该成员的经济情况。
过去的60年里，从广义上讲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从1990年到今天这段真正全球化的时间里，一些崛起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同时也是反贫穷政策最有效的时期。现在，我们要继承这些，继续努力，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做。
我坚信，如果一个体系公开可靠，依据规则并且没有歧视，我们就很可能继续保持这种进步。现在的挑战即是在危机过后重新让经济恢复到原来增长的轨道。
当然，风险基金只不过是危机预防程序中的一部分，也只是基金的角色之一。不管怎么说，基金是通过宪法、由各成员一致通过的，用条款的说法就是“监督”成员的政策，以确保：一、成员为国际体系实行了自己的义务；二、政策应在最大限度上与支持全球的稳定和增长相一致。
所以我们不仅与各成员有定期的交流，同时还要关注地区和全球问题，看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政策保证经济发展更平稳。所以，这实际上是政策、规则以一定的形式，比如金融监管体制以及金融支持等积极的效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学家 吉姆·鲍顿
把美元变成金元
他有经济学家的坚实基础和缜密的思维
他对国际货币机制有最卓越的贡献
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始人
虽然他总是在幕后
但却留在历史最深刻的记忆中
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