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大喜，马上从储藏室里又拿出两幅来。三幅画并排而立，显得十分怪异，它们场景各不相同，草原、大海、乡村的樱桃树，但是每幅画的主角都是一个年轻姑娘，乌黑长发，白色纱裙，看不清脸庞。更奇怪的是这些画辨不清流派，风景部分是纯粹的照相写实主义，一五一十地描绘自然景物，就像我相机镜头里的画面，但前景的女孩却是印象派的表现手法，没有阴影、没有视平线、没有轮廓线，用概括的色块平涂出一个白纱裙的人影。怪人和怪东西之间一定有特殊的磁场，所以万紫一看到这怪画就像中邪一样。
三幅画体积不小，画廊老板拿出棉布和木框箱子，准备帮万紫打包。
“不用包了。”万紫说，接着指了指茶几上的半杯咖啡问道，“我能买你这杯咖啡吗？”
老板很意外：“这是我喝过的。”
万紫说：“没关系。”
估计老板也想明白了，没有怪癖的人，怎么会一口气买下三幅怪画？于是无奈地说：“那你拿去吧。”
万紫优雅地端起骨瓷咖啡杯，突然一扬手，对着三幅画把咖啡泼了出去，深棕色的液体顺着画布往下淌。所有人都惊呆了，万紫翘起兰花指勾着咖啡杯，得意地审视她的杰作，露出一抹神经质的笑容。
我赶紧拿起相机拍下这一组戏剧性的画面：万紫诡异的笑，滴着咖啡的骨瓷杯，狼藉的油画，同伴们茫然无措的脸，画廊老板从愕然到愤怒的变化过程……太精彩了，这组画面将成为我珍贵的收藏品。
大周一把扼住我的手腕，推开镜头，恶狠狠地说：“拍什么拍？你想看热闹是吧？”我可以忍受大周的一切无礼，但是他阻止我的收藏行为，让我忍无可忍，我捏紧了拳头，正要瞄准他的鼻梁。那边万紫的好戏又有了新的剧情发展，她摆出个45度仰角的侧脸，傲慢地对画廊老板说：“转告画家，他不配拥有女儿。”
老板怒吼着：“你这个疯子！拿走你的臭钱，你不配买画，这是对艺术的亵渎。我要报警！报警！”
万紫毫不畏惧，昂首挺胸，踢着正步往外走。警察能怎样？她付完钱，画就任她处置。硬要给她加上一条罪名，那就是恶意伤害俄罗斯人民的感情。俄罗斯人发自肺腑地热爱艺术品，尊重艺术家，这种感情已经在民族文化里扎根，万紫粗鲁的举动，简直就是拿滚烫的热咖啡浇俄罗斯人的心脏。可是伤害感情犯法吗？这世上伤害感情的罪犯太多了，法不责众。
画廊怪客大摇大摆地肇事逃逸了，留下魏何和克拉拉不停地给老板点头哈腰。
我问魏何：“她个性一直这么怪吗？你们怎么愿意跟她交朋友？”
魏何故弄玄虚地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就这样禅意地、极富包容心地欣赏着万紫的一切怪癖。
我带着满头问号回到宾馆。晚上万紫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她的三位朋友关紧了阳台上的雕花木门，把万紫隔离在另一个世界。自己躺在沙发上讨论今天拍摄的照片。
万紫从早上开始就心情低落，我觉得奇怪，忍不住问：“你们不是说她昨天见她父亲去了吗？为什么回来变成这样？”
“放心吧，没事。”克拉拉漫不经心地答道。
“万紫都这样了，你们也不担心？有你们这么当朋友的吗？”我有点急。
“真的没事，总这样，习惯了。”克拉拉安慰我说。
我觉得那三幅画一定有问题，一个热爱音乐的姑娘，怎么会如此粗暴地对待绘画作品呢？我问：“那几幅画不简单，是吧？ ”
“其实我们也搞不懂。”魏何一脸无辜。
“那个画家，你们好像都认识？”我追问。
“你打听这些干什么？”大周硬生生地拒我千里之外，转身对朋友说，“都睡吧。”
我还想问点什么。克拉拉说：“谁知道她抽什么疯，你也别琢磨了，早点睡吧。”说完她一头钻进被子里。
我毫无睡意，一是对昨夜的噩梦心有余悸。二是大堆待解谜题逼迫我的大脑高速运转，无法平静。万紫父亲为什么辞掉公务员跑来俄罗斯？为什么他不与家人生活，独自隐居在彼得堡？他们家经济来源是什么，供万紫享受声色犬马的生活，入住天价的豪华套间，花大价钱买下油画，只为往上面泼咖啡，那些画到底又怎么得罪她了？
我从来不是合格的新闻系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但这一刻，我大脑里沉睡的记者细胞被激活了，产生了窥人隐私的强烈欲望。
我推开阳台的门，夜风钻进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万紫就呆呆地坐在那里，迎着风，只剩下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看着她瑟瑟发抖的背影，我把涌到嘴边的问题又咽了回去。我进屋倒了杯热水给她送去，却见她哭得很凄惨，形容姑娘哭泣，我通常使用“梨花带雨”，但是眼前的一幕，我无法用诗意的眼光去品读，词穷到仅剩一个“惨”字。泪水带着黑色金属光泽的眼影流得满脸，很快被风吹干了，在苍白的脸颊上留下一片片污浊，像极了阴天月亮上的月海暗斑。我有点惆怅，怜惜她，又不禁觉得她这副花猫的模样倒挺可爱。我赶紧回屋拿了相机来，蹲在她身旁，向她示以友好的微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
万紫沉浸在自己无边的哀伤中，轻轻动了动嘴唇说：“很丑。”
我说：“摄影师从来不拍丑的东西，即便是丑，也因为她丑得可爱。”
“你这个变态。”她咬着牙说，表情又生动起来，就像我们第一次在游行中相遇，配上这张斑驳的花脸，简直是非主流中的一朵奇葩。我想：回去后一定为她建立特别档案。最近家乡的出版社要为我出版摄影画册，责编说为了提高销量，想随书附赠一件纪念品，比如摄影台历或者纪念扑克。我盘算着，如果印制一副肖像扑克，一定选万紫做大鬼。
我绕到她正前方，蹲定，把镜头推到她脸上。她一掌拍在镜头上，留下几个可恶的指头印，然后小脸皱得跟块脏抹布似的，抱怨道：“讨厌死了，没看见我在这儿伤感吗？捣什么乱啊？”
我托着下巴与她对望：“那怎么办？让我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我不能。”
万紫瞪着我，气得发抖，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噌地站起来要走。
我问她：“哪去？”
“睡觉。”她一摔门，进屋了。
我跟进屋，问：“不伤感了？”
万紫气鼓鼓地说：“伤感个头啊？酝酿半天，被你一搅和，什么情绪都没有。”
酝酿？大半夜的在露台上酿眼泪，真拿自己当绛珠仙草转世啊。
这一趟怪诞的旅行把我体内的记者细胞激活过度，一猛子达到了娱乐记者的活跃程度。一回到莫斯科，我迅速上msn找到韦铭，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这两日的奇遇。我的叙述方式就像一个街头小报的碎嘴编辑。
韦铭听完我绘声绘色的描述，说：“太像了，她可能真的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有七成把握。我看事情应该是这样，她的父亲原本是公务员，或许犯了事，全家逃到俄罗斯，为了逃避追捕，她父亲独自过起了隐形生活，这样他的妻女就能在阳光下正常生活。一家之主在隐居，她家靠谁挣钱？她出手还那么阔绰，一定有经济问题。对了，她是什么国籍？”
我说：“俄罗斯籍，火车上检票时我见过她的护照。”
韦铭兴奋起来：“连国籍都换了，更能说明问题了。”
我说：“我不能认定她父亲是外逃贪官，但我看她家的故事也够热闹的，写不成新闻，写个小说倒不错。”
韦铭：“作为市长家的公子，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满脑子风花雪月。”
事实上，作为市长家的儿子，我爸从来不希望我关心政治。他说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挺好，搞好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爱情就够了，政治是政客们的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个人利益不受威胁，谁愿意操心政府的房价政策、医改政策、打黑行动呢？ “老百姓不关心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
韦铭听完，对我父亲肃然起敬，却又叹息道：“什么时候才能感觉不到政治呢？现阶段，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我说：“等它足够纯净透明，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韦铭说：“我越发觉得调查外逃贪官的意义重大，把渣子过滤出来，有益于净化政治家队伍。”
我说：“谈严肃话题时，你能不插播广告吗？”
正聊着，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顿时被一个失控的女高音震伤鼓膜，我妈厉声道：“倒霉孩子，跑哪儿野去了？打宿舍电话两天没人接，手机也不通。”
我嘿嘿赔笑：“去彼得堡了，手机没电，忘带充电器。”
我妈问：“去彼得堡干什么？”
我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彼得堡之行，并告知我正在调查外逃贪污犯。我妈这种痴迷韩剧的中老年妇女，最害怕听到这种悬疑片的情节，何况还发生在她儿子身上，她担忧地问：“调查这个干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专业啊，调查、采访、写报道。”
我妈：“你以前发的那些稿件不是挺好吗？报道下使馆组织的活动，采访下优秀留学人员。”
我说：“那算什么报道？我腻了。我想做个调查型记者，像安娜一样。”
我想给她讲讲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传奇，比起大道理，女人更容易听懂故事。我妈完全不理会那些大女人的传奇,只是不停絮叨着小女人的忧虑：“儿子，别调查这个，沾上这些事很危险的，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见得多了，还有记者因此被捕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怪现象，记者才要更加努力啊。”我辩解着，这时电话里出现了我爸威严的声音：“你妈说得对，你是毕业班的学生，多花点精力在学习上。”他语气生硬，像是在给下级部门下达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我说：“毕业班注重实践。”
我爸说：“你给中国的杂志写这些稿子有长远的意义吗？无非是现在挣点稿费当零花。我们希望你学好俄语，在俄罗斯工作定居。找一份踏踏实实、低调稳定的工作，记者这个职业太奔波太危险了，你还调查贪污犯？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有多狠？你出了事怎么办！”
不要做记者？那我入新闻系干什么？我说：“你们以前可没这么说过。”
“那我现在说了，不希望你做记者，你马上停止这个调查。”他的语气不由分说地强硬。
我刚体会到做调查型记者的乐趣，他们竟然要我停止调查。我闷闷地说：“以前你们总说我没正经，现在我想认真做好一件事，你们又拖后腿。”
“你要是受到打击报复怎么办？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你就不想想你妈？不想想我们的心情？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我爸换成了慈父策略，想要软化我。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你们就等着买杂志，看我的精彩报道吧。”
我爸急了，命令道：“不许做。没什么可商量的，你马上停止。”
电话明明是双向交流的工具，他却当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喇叭，他负责指示，我负责服从。我发言也多余，便不声不响地挂了电话。但电话马上又响了，我接起来，听筒里传出我爸震耳欲聋的怒吼：“我还没说完！”看来听众连关闭广播的权利也没有。
“这事没什么好说的。”我没好气地说。
“调查的事，我和你妈妈的态度很明确，你自己考虑，不多说了。”他专横地下了结论。
“那你又打来干什么？国际长途很贵。”我有些不耐烦。
“你留意一下怎么加入俄罗斯国籍。”他又下达了新命令。
“为什么要入籍这个鬼地方。”我很诧异。
“你也知道是鬼地方？当初让你去美国，你非跑俄罗斯。”他跟我翻起旧账。
“你当初也没有说过要入籍啊，就算美国好，我也不要入籍。我们做中国人不好吗？”
“希望你有所作为，所以送你出国。”他认真地说。
这像是一个中国政府官员说的话吗？我反问道：“在中国就不能有所作为了？”
“能，但是代价太大了。”他叹了口气。
“代价？”我不解。
“做中国男人，每天早上出门前，要在脸上抹一把灰，以示与社会同流合污的决心，不然他将一事无成。晚上回家，又要把脸洗干净，不然久而久之心就黑了。吴奕，爸爸不希望你脸上有灰。”他前半句晓之以理，后半句动之以情。
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你太夸张了。”
“以后你会懂的。有精力多想想移民的事，不要调查什么贪官，对你没有好处。”话题又回去了，但他这次用了语重心长的劝慰。手段真丰富，我想。
如果没有父母的反对, 我可能不会决绝地扑进这个调查里。我并不是多么想成为调查型记者，只是在这场角力中，我输不起。我的人生，怎么能演绎他们编排的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