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而《说文解字》却解释说：“导是一种禾的名称。并且引用了《封禅书》作为例证。也许有一种谷物名叫‘导’，但并不是司马相如《封禅书》中所用的那个字。如果按照许慎的理解，那么‘禾一茎六穗于庖’难道还成为一句话吗？即使司马相如天生愚蠢，生硬地写出这句话，那么下句就不应该是‘牺双觡共抵之兽’，而应该是‘麟双觡共抵之兽’，以此求得上下名词义、词性的对应。我曾经笑话许慎是个纯粹的书生不了解文章的体裁，像这一类的引证，就不足以令人遵从信服了。我大体上还是信服许慎《说文解字》对文字的解说，他的书中将文字按部首排列，分析字的形体，探求字的本义，郑玄注释经书，常常引证《说文解字》作为论据；如果不相信许慎的学说，那就会稀里糊涂得不知道一笔一画的来龙去脉了，这样去读书认字还有什么意义呢？”
【原文】
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互有同异。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说文》“尸”下施“几”：如此之类，何由可从？
【译文】
今天一般研究文字学的，不通晓古今文字的变化规则，一定照小篆的写法来校正书写的文字；《尔雅》、《三苍》、《说文》，如何能全部体现出苍颉造字的意愿呢？也不过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互有异同罢了。怎么可以将西晋以前的字书全部否定呢？只要使它们的体例成就不要被后人随意妄为任意发挥就可以了。考查、校对是与非，特别要注意斟酌仔细。至于像“仲尼居”这三个字，有两个字就不符合法式。在《三苍》中，“尼”旁多了一个“丘”，而《说文》中“尸”下又多了一个“几”：像这样怎么可以盲目跟从呢？
【原文】
古无二字，又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閒”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奮”、“奪”从“雚”，“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皋”分“泽”片，“猎”化为“獦”，“宠”变成“寵”，“业”左益“片”，“灵”底着“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
【译文】
古时候不存在一个字两种形体的现象，倒是假借比较多用，比如用“中”为“仲”，用“说”为“悦”，用“召”为“邵”，用“閒”为“闲”；诸如此类情况，也不用去改的。当然，如今的文字中自然有错讹荒谬的，错在它居然成了一种习惯。如“乱”的偏旁变成了“舌”，“揖”的下面没有了“耳”，“鼋”、“鼍”的偏旁都成了“龟”，“奮”、“奪”也随了“雚”字，“席”中加了个“带”字，“恶”上安了个“西”字，“鼓”的外面设了一个“皮”字，“鑿”的上面添了个“毁”字，“离”则配上“禹”字，“壑”再加个“豁”字，“巫”与“经”旁相混，“皋”要分享“泽”的部分，“猎”字变成了“獦”，“宠”字变成“寵”，“业”的左边加了个“片”字，“灵”的下面添了个“器”字，“率”字本来就有“律”的读音，却硬是非要再造一个别的，“单”字本来就有“善”的读音，却随意弄成别的字：像这样，实在是不整治不行了。我以前第一次看《说文》的时候，对这些乱造的新字鄙薄至极，但是如果将其改成正体字又怕人不认识，如果不改，就这样随应流俗，自己心里又不能认同，所以总是因为这种矛盾而难以下笔。后来，随着见识的增多，逐渐懂得了变通，一方面补救过去的拘泥，另一方面也还用一些俗字。倘若是文章著述，则还是应该选择影响微小的去写；至于官府文书，交往书信等，就不一定要违背习俗所使用的字了。
【原文】
案：弥字从二间舟，《诗》云：“之秬秠”是也。今之隶书，转“舟”为“日”；而何法盛《中兴书》乃以“舟”在“二”间为航字，谬也。《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如犹转“贡”字为“项”，以“叱”为“匕”，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读乎？潘、陆诸子《离合诗》、《赋》、《栻卜》、《破字经》及鲍照《谜字》，皆取会流俗，不足以形声论之也。
【译文】
据考证：“弥”的“字从”二“中间加个”舟“字，《诗经》说：之秬秠”就是这个字。今天的隶书，把“舟”字写成“日”字；而且何法盛的《中兴书》居然将“舟”字在“二”中间认为是“航”字，荒谬至极。《春秋说》中以“人、十、四、心”作为“熏”字，《诗说》以“二”在“天”下作为“酉”字，《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的合字，《新论》以“金昆”合成“银”字，《三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字，《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字，《宋书》以“召、刀”合为“劭”字，《参同契》以“人”背“告”字为“造”字。这些不过是些术数的荒谬的话，假借依附，杂以玩笑游戏之类。就如同把“贡”字变化成“项”字，把“叱”字当做匕字，怎么可以用这些来决定文字的读音呢？潘岳、陆机等人的《离合诗》、《赋》、《栻卜》、《破字经》及鲍照的《谜字》，都是为了迎合流俗，因此不能用形声的方法去评析它们。
【原文】
河间邢芳语吾云：“贾谊传》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见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须臾，卒然便昃耳。’此释为当乎？”吾谓邢曰：“此语本出太公《六韬》，案字书，古者‘暴晒’字与‘曓疾’字相似，唯下少异，后人专辄加傍‘日’耳。言日中时，必须曝晒，不尔者，失其时也。晋灼已有详释。”芳笑服而退。
【译文】
河间人邢芳对我说：“汉书·贾谊传》中说：‘日中必熭。’注解说‘熭，就是暴’。曾见有人解释说：‘这指的是迅速，也就是说太阳居中的时间很短，很快就偏西了。’这种解释是否恰当呢？”我对他说：“这句话原本出自姜太公的《六韬》，考证字书，古代‘暴晒’的‘暴’字和‘曓疾’的‘曓’字相似，只是下边稍有不同罢了，后来的人就擅自加了个‘日’字。说是太阳正当空的时候，物品必须暴晒，要是不这样，将会错失时机。晋灼对此已有详细的解释了。”邢芳信服了，于是便笑着离开了。
【评析】
本篇是颜氏对经、史文章等所作的考证，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颜氏将其单独成篇，其知识价值暂且不说，单就其学养之深厚、学风之严谨而言，本身就极富教育意义。
从颜氏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有考证的特点：逐幽探微、旁征博引、析疑证谬；并从中看出颜氏对做学问一丝不苟，没有半点马虎的作风。古代很多有德行、有作为的人都很重视治学严谨，踏实认真，事必躬亲，在教育学生和子弟时也都非常注重这方面的教导。
清代，在江苏吴县居住着一家人，祖父叶时（字紫帆）精医行善，救人无数，名噪吴中。父亲叶朝采（字阳生），经通医术，轻财好施，多得乡人称颂。朝采有一小儿名叫叶天士，单字桂，号香岩。叶桂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深得前辈的喜爱。一天叶桂正在读书，父亲走来对他说：“孩子，读书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亲自实践，把书本上的学问变成自己的本领。”说着，拉起叶桂一起去给别人看病。由于叶桂边学边干，进步很快，十几岁就能领会岐黄之学，独自行医看病。不幸的是，在叶桂十四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为继承家学，他便拜父亲的徒弟朱某为师，朱某感叶家之恩，悉心教育叶家后代。叶桂更是好学不倦，从善如流，不耻下问。由于叶桂勤奋好学，闻言即解，很快超出师父。此后，叶桂又整理行装，四处寻师访友。他打听到谁有医疗专长就虚心拜师求教，先后拜师十七人，加之本人敏悟异常，治病出奇制胜，立起沉疴，故名震朝野，妇孺皆知，世称“天医星”。
叶桂有了名气，但是无时无刻不惦记着父亲关于实践出真知的教导，他经常亲临第一线探索疑难病的治疗。一年，瘟病流行，一人得病，四邻传染，死人无数。为了弄清瘟病的发病机理，叶桂不顾危险，亲临疫区，考察病情，并亲自观察患者的症状表现，探索规律，寻找治疗方法。经过舍生忘死的奋斗，他终于解开了瘟病之谜，开辟了一条治疗瘟病的新路子。瘟病刚流行时，医家大都按伤寒治疗，收效甚微。叶桂在实践中发现，瘟病与伤寒有着显著的区别：伤寒之邪由皮毛而入，其传变规律是由外而内，先阳经而后阴经，最易伤阳；而瘟病之邪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肺先受邪，然后按卫、气、管、血传变，最易伤阴化燥，生风动血。叶桂根据瘟热病的这些特点，创立了卫、气、管、血的辨证纲领和相应的治疗方法，救人无数，成为治疗瘟热病的一代宗师。
叶桂重视实践，实践给了他真才实学。他在临床中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察舌、验齿等诊断疾病的方法。叶桂一生忙于诊务，没有抽出时间研究理论，只是把自己的一些临床经验收集起来，写成《温热论》和《临床指南医案》等著作。
可以说叶桂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实践，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父亲叶朝采对他的培养教育。其父先是耳提面命，接着带他去参加实践，到后来，叶桂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了。因此尽管父亲已经去世了，叶桂也没有将实践抛到一边，而是更加注重实践，以寻求对知识的真知灼见。颜氏在这一方面做得也非常好，他教育子孙要有严谨的学风，要认真对待学问，不是单纯枯燥地说教，而是用自己亲自实践考证得来的东西教育子孙，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
颜氏指出的古籍中每一处不恰当的地方，或是失实的地方，抑或是错误的地方，都是他亲自考证，翻查大量著作典籍；或者是留意身边的一些细微之处，发现疑点就继续追查考证，直到最后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颜氏让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治学严谨，更让我们学到了实践的重要作用。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发现错误不是我们的目的，挑出错误是为了改正错误，是为了寻找真知灼见。凡事不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要身体力行，以行动来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
《小窗幽记》中说：“读史要耐讹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桥，闲居耐俗汉，看花耐恶酒，此方得力。”意思是说：“读史书要忍受得了错误的字，就像登山要忍耐山间的崎岖，踏雪要忍耐危桥，闲暇生活中要忍耐得了俗人，看花能忍耐得了劣酒一样，这样才能融入美好境界中。”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自古至今的一些著述出现错误都是难免的，关键是对待错误，我们所持的态度。金无足赤，绝对的无错是很难的。读书要能沉得住气，发现错误不妨批注在文字旁边，这样也有助于增长自己的学识。
读书时能从中发现错误，这本身就说明确实是在用心读，是动了脑筋的，不然就不可能发现错误。所以说，每一次发现错误的过程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发现错误后就要去寻找出错的原因，寻找出错根源的过程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最后找到根源，然后将其改正成为正确的，这就是更大的进步了。
今天，我们不一定都搞学术研究，但是，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从事某种活动，就不能离开“严谨”二字。而我们除了要学习颜氏严谨的学风外，更要学习他事必躬亲、亲自实践考证以求真知的精神。今天的学校教育也好，家庭教育也好，在教育孩子时，都应该更加注意这一点，不要一味地让孩子读书，更不要让孩子死记硬背课本的知识，要培养孩子勇于提出质疑的精神，然后，让孩子亲自去寻求答案，这本身就是严谨学风的一个表现，同时会让孩子对所学的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透彻了，掌握得自然就会牢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