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了东欧的秋天煞气很重，沁园出发前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准备。上身穿的是一件带了绒夹里的白色夹克衫，下身是铜板一样厚实的牛仔裤，足蹬一双鞋底镂刻着蛔虫一样的深纹、可以在任何地形里自如穿行的越野靴。当她把刘海掖进灰色棒球帽里的时候，不用照镜子，她也知道她看上去几乎像男人，一个都市大街上常见的被生活的担子压得略显佝偻的瘦小男人。混在那群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站在香榭丽舍大街等车的游客中间，沁园突然感觉到了多日未曾感觉的安全。
墨镜把一个晴朗好日揉搓成了一张皱纹纸，新艳的朝阳看上去像是一枚腌过了时的干瘪鸭蛋黄。凯旋门灰暗瘦矮，从门里涌流出来的车辆如虫蚁在急雨之前仓皇逃窜。路易·威登大楼见过了太多的钱和太多的脸，蒙裹了太多的风尘，突然就老了，疲惫不堪地靠在路边。哈根达斯冰淇淋老店失却了夜晚灯彩的遮蔽，像一个迟暮却胆敢素颜的妇人，残忍地显露着白昼的褶皱和寿斑。这就是色彩和基调都遭遇了恶意颠覆的香榭丽舍。不过，沁园并不痛心。巴黎的华丽从来没有进入过她的梦，她的梦另有一个粗粝的背景。
出发地点在巴黎，游客却来自世界各地，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那家华人旅行社门口会合。沁园把自己的那只小行李箱竖靠在路边的一棵树干上，背靠着树坐在箱子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听着人群在嘈杂地聊天。那几个不停地抱怨着天气的人，一定是法国当地人。冷？被塞纳河的暖风熏糊涂了的人，怎么知道九月落雪的地方，人是怎么生活的？沁园忍不住冷冷一笑。
人群里有一个红衫女子，衣着发式和行李都很招摇。“只留半天在巴黎，够谁使啊？老佛爷？谁去那里买东西？都是中国货。”女人的嗓音沙沙地摩擦着沁园的耳膜，留下一道一道的划痕。她知道女人一定是从国内来的。女人那个手提包里，一定藏着几张憋得几乎窒息的金卡，在急切地等候着一个越狱投奔自由的时机。
还有那几个面红耳赤地讨论着法国大革命和罗伯斯庇尔政权的男女，一定是北美的傻学究。北美的游客，总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恶补对欧洲的无知和敬意。
当然，也有和她一样一言不发的人。有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女人，正靠在另一棵树上，独自吃着早餐。女人的早餐其实就是一片没涂果酱也没涂牛油的面包，甚至没有水。干涩的面包屑在女人的喉咙里艰难地行走着，女人的面颊上生出凹凹凸凸的筋络。女人穿的是一件样式极为老式的灰布外套，女人唯一的行囊是一个比军用书包大不了多少的软皮肩包。没有人跟这个女人说话，女人也没想和任何人说话。沁园把人群草草扫描了一遍——没有这个年龄段的人。看来这个女人和她一样，这一程是注定要独来独往的。
旅行日程已经发在她的电子邮箱里了，但她只看了一眼就丢开了。“九日八夜东欧浪漫之旅”——这是天底下所有旅行社都爱起的艳俗名字。“海德堡、玛丽亚温泉城、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维也纳、萨尔斯堡、因斯布鲁克、斯特拉斯堡……历史悠久、闻名于世、美丽、幽雅、心驰神往……”所有的地名和形容词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东欧和西非此刻并无差别，她只是急切地需要离开。她的心非走不可，腿去哪里，怎么去，心一点也不在乎。
“呜”的一声，手机在她的裤兜里抖了一抖——是一条短信息。沁园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来，斜了一眼。“吴老师，我是《新江都市报》的记者元辉……”沁园狠狠一捏，像捏一条虫子一样地把那条信息删除了。她知道，她此刻的留言箱已经被许多条留言塞满了。那些无法得到她回应的人，正在改用短信息的方式联系她。沁园把手机捏在掌心，飞快地发了一条信息。信息只有三个字：“到了，安。”收信人的号码，是记忆储存里的第二号。第一号是911。沁园发完信息，就把手机的电源关了，塞进了旅行箱的背兜里。
好了，我终于可以，无牵无挂地，上路了。
沁园想。
“辛迪·吴，十一排A座。”
导游大声喊叫。
沁园怔了一怔，才明白过来是在叫她——这是她护照上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她的护照上已经呆了八九年了，可是她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名字，有着隔山隔水的疏陌。
导游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穿一件蓝色鸡心领的毛衣，头发被头油或摩丝修理成一片狂野的丛林，微笑和世界上所有的导游一样职业而老到，让人免不了要想起小费回扣这一类可以一下子把情绪杀戮得千疮百孔的字眼。
“车上的游客太多，我无法一一记住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座位号就是你们的代号，一路上我就用这个代号分派旅馆房间。”导游宣布。
沁园点了点头。
十一A。
她不再是吴沁园，或者辛迪·吴。十一A是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尘世被圈在了围墙的外边。尘世即便是一头八爪章鱼，它的爪子也伸不过那样的高墙那样的铁门。尘世总有它够不着的角落。
她要的，就是这样的角落。
十一B的座位上已经有人了，是那个衣着张扬的红衫女子。确切地说，红衫女子并没有坐在十一B上。红衫女子也没有坐在十一A上。红衫女子坐在了十一A和十一B中间的那块模糊地带上，衣裙的下摆，在A和B中间燃开一团炽热的火焰。
“往里坐一坐，请你。”沁园说。这是沁园这个早晨第一回开口说话。
红衫女子抬头看了一眼沁园，眼神里开放出一朵不备时被人踩了一脚似的硕大惊讶。红衫女子的话是隔了一会儿才说出来的——却不是对沁园说的。
“导游，我跟你说过的，我是不跟人拼座拼房的。”
红衫女子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两只硕大的白金钻石耳环随着说话的节奏一颠一颤，脸上的妆粉很浓，仿佛是在赶赴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宴。红衫女子言辞激烈的时候，空中便扬起轻轻薄薄的一股香尘。
导游跑过来，一脸永不凋谢的微笑。
“本来是不用和别人拼的，可是你的……”
“那又怎样？你们不是不退钱吗？”
“按理说临时取消是没法退钱的，可是这位小姐临时入团，正好补了你的缺。”导游指了指沁园，“那份钱旅行社一定会退还给你的，不过要等到你回巴黎的时候。”
红衫女子顿了一顿，显然在找词。
“退不退不过是你这么一说罢了，我还敢真信啊？反正我还没拿到钱。没拿到钱你就不能给我拼座。”
导游的微笑还在，不过已经渐渐开始稀薄，隐隐露出了底下的毛孔。
“大姐你帮个忙，一车的人都等着呢。”
红衫女子的脸沉了下来。见过大世面的导游竟然栽在了一个低级小错误上：导游在用过“小姐”这个词后，换用了“大姐”。无论是被称为“小姐”和“大姐”的，心里都搁着一块堵。
“你这个导游真够奸猾的，一车的人等的是你，别把这好事揽给我。”
导游的脸皮像一块腌过了几季的糙猪皮，红衫女子的话像一枚针。再厚实的皮也抵不过哪怕是一枚钝针。导游的脸皮给扎透了。导游想发作，导游却知道他不能发作。导游的微笑开败了，从灿烂的讨好变成萎靡的乞求。
“大姐，这是巴黎，一过点就堵车。要是现在出不了城，弄不好要耽误一天的行程呢。”
红衫女子端坐不动，冷冷一笑：“耽误一天行程，你还想不想吃这碗饭了？”
导游的脸僵了，空气凝成了一块脆薄的玻璃，导游和红衫女子两人手里各牵着一个角，略一松手，就是一车的粉碎。
前排的人开始骚动起来，嚷嚷着：“都过点半个钟头了，到底还走不走？”
“算了，后面不是还有空座吗？”沁园拿起自己随身带的水瓶，对导游说。
十一排已经很靠后了，后面还有一排。最后的那一排，座位比前面挤。十二B还空着。
十一A到十二B，不过是从一个城堡换到另一个城堡，只要围墙在，沁园不在乎。
导游手里的玻璃终于轻轻地稳妥地放到了地上，没碎。导游松了一口气，朝沁园扔去感激的一瞥。沁园低了头没接。沁园的城墙固若金汤，沁园不想留下任何一条裂缝，好让人把情绪挤进来。
十二A上坐的是那个在路边啃面包的老女人。老太太膝盖上放着那只肩包，两个人加上一只包，位置更挤了。
“阿姨，要不，我把您的包放到架子上？”导游说。
导游知道自己今天失态了。导游在这条线上已经走了八千九百个来回，导游熟知沿途每一个肯白送他一杯咖啡的加油站，每一个不用投币就能开门的厕所，和每一个给几分小回扣的购物点。导游知道路，导游更知道人。每一趟行程，总有那么一两件事一两个人，会把他搁置在发火和忍耐中间的那个煎熬地带里。只是，这一趟煎熬来得太早，还没容他把那块小小的亲善立脚之地垒建起来。他有些后悔。他原本可以把十个百个红衫女子不动声色天衣无缝地摆平的，他有这个本事。可是今天，他怎么啦？
老太太没有说话。老太太只是把那个肩包更紧地搂在了怀里，仿佛它比她更怕冷。
“前面的年轻人，有没有人愿意换到后面来，让这位老人家坐得舒适一些？”导游问。
没人接应。
前面都是成双入对的，没有人愿意拆单。
导游看了一眼老太太，那眼光似乎在说：“我试过了，你都看见的，对不？”
老太太也没接导游的目光，老太太把脸偏转向了窗外。导游很快就把自己无着无落的目光捡拾了回来，跑到车前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导游的微笑已经毫发无损地重新灿烂起来。
“大家好，我叫袁成国，袁世凯的袁，成心使坏的成，卖国贼的国，你们就叫我袁导，哪个dɑo都行……”
车里开始发出细细的笑声。
“这位是我们的司机，法国人，叫皮尔·卡丹。”
“别笑，他真叫皮尔·卡丹，是那个皮尔·卡丹的乡下穷亲戚。”
“从这一刻开始，你们的身家性命情绪安全，就交给我和皮尔·卡丹大叔了。咱们还是来一个岗位责任分工制，好不好？‘东欧浪漫之旅’，我负责东欧，你们负责浪漫。不是我不想负责浪漫，主要是这个浪漫，我一人说了不算，是不是？”
导游进入了状态。
太阳升高了，墨镜里的巴黎开始从灰涩变得明亮。当塞纳河的鳞波开始一程一程地朝后退去，都市的轮廓在巴士后视镜里萎缩成一个边角模糊的斑点时，睡意如浓云渐渐浮上，终于把沁园从头到尾地裹住了。
一路都在昏睡。
第一天是这样，几乎完全错过了海德堡。
第二天还是这样。最终醒来的时候，沁园发现太阳已经有了倦意，麦克风正在嗡嗡地报告着即将抵达玛利亚温泉城的信息。
邻座的老女人看了她一眼，叹了一口气：“年轻真好，能睡啊。导游喊你吃中午饭，你都不肯下来。”
沁园吃了一惊：她竟然完全不记得有这个插曲。这一觉仿佛是一条绵长的纺得结结实实的线，开头和结尾之间找不见一个断头一个疙瘩。只觉得下颌有点湿，拿手一抹，是口水。她一定又是张大了嘴——老刘说她醒着看起来还有几分机灵，睡着了完全是一脸蠢相。好久没有这样蠢睡过了。这些日子她的觉很浅，如同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丝风、一滴雨、一个最不经意的念想，随时就能把它戳得千疮百孔。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睡意浅成了这样呢？
好像就是她从温哥华采访完冬奥会回来报社上班的那天。
她在卡尔加里的一家华文报纸做记者。记者只是名片上的一个头衔，更准确的职位界定其实叫打杂。她不只写稿，她也做编辑。她也管美编和排版。有时她还得赤膊上阵四下找客户拉广告。报社里只有三名员工：老板、她和一个叫薛东北的东北小伙子。老板管钱包，她管版面，小薛管工商广告。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分工。这么一家袖珍小报，真正的分工线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像某些国家的边界线一样随时在变更。她在国内也做记者，不过那是一份发行量超过三十万份的都市大报。而现在的这份报纸，虽然有个惊天动地的名字《加拿大国际华人先驱报》，发行量却不到五千份。在那家发行三十多万份的大报社供职，她只用花费半个脑袋瓜子就够了，另外半个用来吃喝玩乐，勾搭老刘。后来终于把老刘勾搭成了丈夫，她就跟老刘出了国。到了加拿大，她给这份发行五千份的小报打工，累得每天回家再也不想多说一句话，一个月的薪水却只够给老刘的那辆四轮驱动吉普车注油和买保险。
但这都不算是最累心的事。最累心的事发生在下班以后。
上班的时候，她是记者。下班以后，她是个作家。十年里她写了五本小说。儿子欢欢已经上九年级了，功课运动课余生活，基本都是老刘管。她写书的时间，是从欢欢和老刘身上一点一点地掰下来的。当然，更多的，是从她自己身上掰下来的。十年里她把健身美容买衣服煲电话粥的嗜好都戒了，十年里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毫无耐性不肯为任何事情耗费一分一秒时间的暴躁女人。她把她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面包屑似的掰下来，积少成多地裹成了团，就有了那五本书。十年里，她把老刘欢欢和她自己都掰得只剩了白光光的骨头，可是，她写的书却无人理会，连老刘都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