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选择、任用贤人的同时，还很重视虚怀纳谏，听取、采纳臣下的好意见。他认为，皇帝日理万机，但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一个人的考虑无论如何也会有失误，因此，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虚怀纳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曾经问魏徵：“皇帝怎样做才能明智，怎样做就会昏暗？”魏徵回答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会明智，偏听偏信就会昏暗。”魏徵还举例说，秦朝的二世皇帝只听赵高的，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大乱了，自己还不知道，结果导致了灭亡。最后他说：“皇帝能够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就不会受蒙蔽，下情能够上达，这样做就能成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唐太宗听了深为赞同地说：“你说的对极了！”
为了达到兼采博听的目的，充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唐太宗还从制度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他下诏令规定：“宰相和皇帝研究国家大事时一定要有谏官参加，让他们随时提出意见。”谏官的职责是对皇帝的过错、政事的得失提出意见。唐太宗很重视谏官们的意见。唐太宗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必须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皇帝随时召见。这些制度，对于保证各项政策法令的正确制定，对于君臣之间意见的更好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鼓励臣下进谏，唐太宗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他刚当皇帝不久，有一次下诏将一个叫元律师的人处以死刑。当时主管刑律的大理寺少卿孙伏伽进谏说：“根据法律，元律师没犯死罪，陛下却把他处以死刑，这实际上是滥加酷刑，违背了刑律的规定。”唐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意见，还把价值100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有入说赏赐太优厚了，唐太宗说：“我即位以来，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重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630年（唐贞观四年），唐太宗曾下令征发兵卒修复洛阳宫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直谏说：“现在民力还很疲敝，不如隋代，假如陛下一意要修复此宫殿，那是走亡国的道路，陛下的罪过，那要超过隋炀帝。”这样尖锐的批评，唐太宗也能听得进去，并且还赏赐张玄素200匹绢。唐太宗时期很少大兴土木，急役民众，与他能够听取谏言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并且能够虚心纳谏，使朝廷中形成了以进谏为忠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魏徵。
魏徵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很得太宗的重用，先后担任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要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太宗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太宗时期的政治起了很大的影响。
有一次，唐太宗与大臣讨论如何征兵的事，当时天下承大乱之后，壮丁较少，兵源不足，主持征兵的右仆射封伦建议降低兵役年龄，不满18岁的中男只要身强力壮就须应征。太宗批准了这个建议。魏徵知道后坚决反对。敕书四次送到魏徵手里，他都不肯在敕书上署名。唐太宗很生气，将他召来训斥道：“身强力壮的中男都是一些想逃避兵役的奸民，将他们征兵入伍，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己见！”魏徵回答说：“竭泽而渔，虽然暂时有鱼吃，但是把大鱼小鱼都捞尽，以后就没有鱼可捕了；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以猎到不少野兽，但从此以后就没有野兽可打了。如果把全国的中男都征入伍，种田的人少了，谁来承担租调徭役？兵不在多而在精，只要用兵得法，训练有方，何必多征凑数。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现在当皇帝没多久就无端降低兵役年龄，扩大征兵范围，岂不是不讲信用？陛下失信于民的事，已经有好多起了。”唐太宗惊愕地问：“我有什么失信？”魏徵便一件一件地批评起来。唐太宗听后觉得件件是事实，便转怒为喜，接受了魏徵的意见，还赏赐给他一个金瓮。
魏徵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他也能神色镇定，毫不退缩。因此，唐太宗既喜欢他又害怕他。有一次唐太宗要去巡游南山，车驾已经准备完毕，却突然改变主意不去了。魏徵问他为什么不去，唐太宗直爽地回答道：“原来准备去，后来怕你不高兴，就决定不去了。”又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打猎用的鹞鹰，正玩得十分高兴的时候，看见魏徵来了，怕受批评，赶紧将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徵已经看到了，他故意拖长汇报工作的时间，唐太宗始终不敢把鹞鹰拿出来。等魏徵汇报完走开后，太宗怀里的鹞鹰已经闷死了。
由于魏徵等人的谏诤，纠正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成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魏徵死后，唐太宗悲痛不已，他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现在魏徵逝世，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与法制是否健全及官吏是否执法关系极大。唐太宗很重视国家的立法工作，他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修改法律，历时10年，终于在637年（唐贞观十一年）完成了《贞观律》。共有12篇，500条。《贞观律》的刑罚比《隋律》有所减轻，如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刑为徒刑者71条，其他改重为轻、删繁就简者也不少，体现了唐太宗“用法重要在于宽简”的法律思想，从而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面貌。此外，《贞观律》又定令1546条，700条格和式。令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格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式是各政务和事务部门的工作章程。律、令、格、式的各项具体规定，为官吏和百姓提供了准则，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
除了制定简明准确的法律，唐太宗还重视选择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经常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他主张对于刑法，要采取慎重态度，尤其对于死刑，千万不能轻率。为了避免出现冤案，他规定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必须经过中书省、门下省的正副长官和四品以上的官员认真研究才能决定。以后又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才能执行。后来由于错杀了几位大臣，唐太宗又规定死刑在京城要五次上奏，在地方上要三次上奏。这样，基本上避免了冤假错案的产生。
法制的贯彻，还要看皇帝能否守法和执法。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臣下则很难奉公守法。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太宗即位不久，参加选官考试的人，很多假编资历，欺骗主考官员，太宗下令，要那些人自己交代，否则一经查出就判处死刑。后来发现有人没有交代，主管刑法的大理少卿戴胄，依据法律提出判处流放。唐太宗很不高兴地说：“我已经下文书说处死，你却判处流放，你这不是存心要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说：“法律，是国家公布取信于天下的，必须有最大的信用。国君的话，只是一时喜怒之间说出来的。陛下发一时的怒气而说要处死，这是违反法律的。假如陛下仍一意坚持，我实在感到痛惜。”唐太宗也知道自己错了，便转怒为喜，称赞戴胄说：“你能据理执法，纠正我的错误，以后我可以放心了。”
执行法律必须不徇私情，唐太宗对自己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依法处理，不留情面。唐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先嫁给赵慈景，生了个儿子名叫赵节。赵慈景死后，长广公主又嫁给杨师道。赵节因参与太子承乾的谋反活动，按法律应该处死。杨师道和长孙无忌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为了讨好长广公主，便使用手段，设法开脱赵节。唐太宗知道后，对杨师道和长孙无忌狠狠提出了责备。后来，长广公主又哭着向太宗求情，要求太宗赦免外甥的死罪，太宗回答说：“仇人有功也要赏，亲人有罪也须罚，这是天下的至公之理。我不敢违反，因而不能赦免外甥，还请姐姐谅解。”坚持依法处理了赵节。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打猎踩坏了老百姓的庄稼，被御史柳范上书弹劾，李恪凭着自己的父亲是皇帝，对这事不以为然，结果唐太宗不仅罢免了李恪的官职，还削去了他的300户封邑。
由于唐太宗时期法制健全，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一般官吏也能清正廉明，严格按法律办事，所以贞观时期形成了执法严明，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也不敢违法乱纪，侵欺百姓。不但犯法的人很少，被判死刑的人也很少。629年（唐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有29人，这在历代封建社会中是很少见的。
对于与各民族的关系，唐太宗也很重视妥善地处理。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唐初，东突厥支持北方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且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一度打到唐朝都城长安的北面，直接威胁到唐都的安全。对此，唐太宗坚持反击的立场。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统帅，指挥各道总管李世责力、柴绍、薛万彻，统兵10余万人，分兵四路进攻东突厥。李靖亲率精骑3000，进攻驻扎在定襄（今山西定襄）的突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认为李靖敢于孤军深入，一定是唐朝倾尽全国的兵力来攻，一日数惊，慌忙撤退至碛口，唐军一举攻克定襄。同时，并州大总管李责力又从云中杀过来，在白道大破突厥守兵，俘获5万多人。颉利可汗逃到铁山，遣使向唐太宗假意求和。李靖不给颉利可汗喘息的机会，亲自率领精骑1万，每人带上20天的干粮，迅速进军到离颉利可汗驻地15里的地方。在李靖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下，东突厥骑兵1万多人被消灭，男女10万多人被俘获。颉利可汗在逃往吐谷浑的途中被活捉，解送长安。反击东突厥的战争终于取得全胜。
东突厥失败后，有10多万部众归唐，唐太宗把他们安置在北方边区，设了6个都督府，封突厥贵族做都督，统领原有的部众。许多突厥贵族做了唐朝的将军，如阿史那杜尔等名将，突厥人住在长安的将近1万，其中封五品官的有100多人。
唐太宗打败东突厥，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统一了北部国境，使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唐太宗也在各族人民中间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周围各部落、各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尊称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国内各族首领公认的皇帝。
接着，唐太宗打开西域交通线，635年（唐贞观九年），唐军打败据有青海的吐谷浑，仍以慕容氏为可汗，以后又与之和亲，把弘化公主嫁给其可汗诺曷钵。这样，河西走廊的交通线就安全了。640年（唐贞观十四年），唐军击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原为一个郡，晋时前凉所设，五世纪中叶才出现割据政权，境内居民多为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该地与中原的语言、风俗、制度都相同。可是，唐朝初年，高昌国王麹文泰依附西突厥，割据自保，因此很不得人心。唐军进攻高昌、麹文泰恐惧病死，高昌投降。唐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庭二州，又在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立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
644年（唐贞观十八年），唐军灭焉耆，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灭龟兹，天山南路各小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安西四镇的设置，使西域大部分统一于唐，巩固了西部边境，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畅通，加强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与各民族的关系，除了通过必要的战争手段，更经常的是采用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各少数民族，不管是主动归附的，还是被征服的，唐太宗都不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是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人民。唐太宗还多次将宗室女嫁给少数民族首领，通过这种和亲政策，加强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和团结。641年（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与吐蕃王松赞干布成婚，就有力地促进了汉族和藏族的民族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国患的减少，交流的增多，促进贞观时期的繁荣和昌盛。
唐太宗在位期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由于唐太宗能汲取隋末农民起义导致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重视发展生产，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提倡节俭，使人民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在政治上，唐太宗重视选拔、任用贤人，多方听取意见，虚怀纳谏，健全法制，带头守法。在民族关系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能爱之如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得到缓和，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唐人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年间的社会状况是：“商人旅客在野外住宿，不再有盗贼去抢窃，监狱常常空着。马牛成群遍布四野，住宅的外门不用关闭。又接连不断获得丰收，每斗米价只值三四钱，行人旅客从京城到岭表，从山东到东海，都用不着携带干粮，可在沿途取用。进入山东的村落，过往的行客一定能得到优厚的供给和接待，有的在离开时，还受到馈赠，这都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这些固然有溢美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年代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