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5年武则天去世开始，到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为止，唐朝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中宗复位后，昏庸懦弱，大权掌握在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手中。韦后和武三思早有勾结，安乐公主又是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武氏势力迅速沉渣泛起。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太子李重俊等被杀。韦后又援用其从兄韦温等掌握大权，安乐公主公开卖官鬻爵。他们又大肆建筑寺院道观，公开纵容僮奴掠夺百姓的子女做奴婢，造成一个很坏的政治局面。
710年（唐景龙四年），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用毒饼害死中宗，韦后准备效法她的婆婆武则天做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还有一定的势力。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英武多谋，十分痛恨韦党专权，暗中招集智勇之士，广结左右羽林军将士，图谋除韦，振兴唐室。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率羽林军万骑，抢在韦后准备对自己动手之前，攻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接着，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睿宗李旦也是个昏懦的帝王。太平公主因为诛杀韦后，拥戴睿宗有功，备受尊重。睿宗常与太平公主坐着商量国家大事，谈得忘了时间。太平公主有时不入朝，宰相们就要到她的府第请示。每次宰相奏事，睿宗总要问：“曾与太平公主商议过吗？”再问：“与三郎（隆基）商量过吗？”然后才批示。太平公主只要有要求的，睿宗无不听从。自宰相以下，要升要降，全在太平公主一句话。经太平公主引荐而任用的达官贵人，不可胜数。趋炎附势的人争相依附，一时门庭若市。太平公主的权势欲越来越大。起初，她认为李隆基年轻，对他当太子并不在意。后来看到太子英武，怕将来对自己不利，便想另立一个懦弱的王子为太子，以便能常保自己的权势。她多次散布谣言说，太子不是长子，不应当立。又在太子左右安置了许多耳目。太子的一举一动，太平公主都知道。这使太子李隆基深感不安。
712年，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这就是唐玄宗。改元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军国行政仍由睿宗决定。当时，太平公主的势力十分强大，可以左右朝政。宰相7人，有5人是她的亲信，文武大臣，大半依附她。太平公主对李隆基占据皇位非常不满，便同宰相窦怀贞、萧至忠等人密谋策划，另立新君。
713年（唐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得知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将于第二天发动政变的密报，马上采取紧急对策，派兵杀太平公主及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吏尽被黜逐。至此，唐朝政局才稳定下来，唐玄宗掌握了全部权力。十二月，改元开元。
唐玄宗掌握了朝廷的全部大权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乱摊子。
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为了收买人心，打击李氏势力，不问有无才干，大量任命官吏，使官僚队伍迅速膨胀。中宗、睿宗时期，韦后等人又大肆卖官，造成了官吏冗滥，吏治腐败。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唐玄宗注重选用有才干的人治理国家。
姚崇，办事干练，通达知变，文武全才。玄宗准备请他当宰相，姚崇再三推辞不肯接受，玄宗问他为什么不愿当，姚崇说：“我有十项建议，恐怕皇上不想听，即使听了也不会同意那样做，所以不能接受这个重要职务。”玄宗坚持要听，姚崇就一项一项地讲出来，主要内容有实施仁政，不要贪取边功，严于执法，不要让宦官参政和外戚专权，不要任意加重百姓赋税，反对为佛、道兴建寺院，皇帝对臣下要以礼相待，不要专横霸道，要给群臣创造敢于直言的条件等等。这十项建议都是有关治理国家的重要问题。
玄宗听着听着，不断点头，最后说：“这十件事都是我所希望的啊！”痛痛快快地应允了姚崇的建议，任命他当宰相。
姚崇当了宰相，的确很能干。他以玄宗同意的十项建议作为施政方针，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朝政治理得焕然一新。他熟悉国家的情况，遇事很有主见，每逢玄宗询问政事，他都能一五一十地说得头头是道。而其他宰相有的不过是随声应和，或者是什么也不知道，有一次，姚崇请假10余天，政务堆积，另一位宰相卢怀慎不能决断。姚崇回朝后，很快就将全部政务妥善处理完毕。于是，人们称姚崇为“救时宰相”，而将卢怀慎称为“伴食宰相”，意思是说他办不了事，只会陪着吃饭。
宋璟继姚崇为宰相，很善于用人。官吏中谁适合什么职务，他都非常清楚。因此，每逢玄宗委派官吏时，他都能提出得当的建议。宋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很敬重。有时宋璟所奏请的事不符合玄宗的心意，玄宗也能听从。宋璟执法严明，刑赏无私，办事公正。有一次吏部选人，宋璟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宋璟知道后，特意告诉吏部，请他们不要给宋元超官职。为了表彰宋璟的正直，唐玄宗特意在一次满朝文武大臣的酒宴上赏赐给宋璟一双金筷子，以筷子象征宋璟的正直，表扬这种正直的品德像黄金一样宝贵。
除了姚崇和宋璟，唐玄宗开元年间还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宰相，如张嘉贞、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他们多有所长，各有政绩。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辅佐，才使得开元年间赋役宽平，政治清明。有一次，玄宗照着镜子闷闷不乐，在旁的太监献媚说：“自从韩休任相，陛下比以前瘦多了，有了他，陛下不能随心所欲地玩乐，干脆把他的相职给罢免吧。”玄宗却摇摇头说：“任用韩休为相，是为了国家，我自己虽说瘦了一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任用贤臣，形成强有力的统治核心，从而保证政治改革措施的实行。
唐玄宗重视整顿吏治，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他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的现象，一举裁汰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员，停废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精简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也节省了政府的财政开支。
唐玄宗恢复谏、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唐太宗时期，规定谏官和史官可以参加皇帝与宰相的议政，匡正失误，减少朝政的弊端。武则天以后，这个制度被取消。717年（唐开元五年），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议事会议。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谏官、御史得以从容发表意见，史官则据实直书。
开元初期，唐玄宗基本上是能够采纳忠谏的。他刚继位不久，为了表示庆贺，下令打开城门，张灯无数，举行大宴饮，并奏乐歌舞，连续一个多月。玄宗等人登上门楼观赏，有时通宵达旦。左拾遗严挺之上奏疏规谏，认为：“宴饮是根据人民有盈利，凑钱饮酒助欢乐。现在竟耗损万民的劳动所得，供各种戏艺的开销，不是宣扬皇上恩德，教化万民的好方法。”玄宗采纳了这一意见，下令停止庆祝。并表彰严挺之的忠直，给予很高的奖赏。
717年（唐开元五年正月），玄宗由长安出行驾往东都，经过崤谷，道路狭隘，车骑拥塞，玄宗很不高兴，当即下令罢免河南尹和负责车驾行幸的知顿使官，宋璟进谏说：“陛下正在巡幸各地，现在因这事处罚两位官吏，处罚事小，可是，沿途的地方官员们听到这事后，又要征调役夫去抢修道路，这不就给老百姓们增加了负担吗？”玄宗听了，马上收回成命。
唐玄宗对地方官吏的任用特别重视，他即位不久，就接见京畿县令，要他们考虑饥荒时如何养护黎民百姓，并设立十道按察使。
714年（唐开元二年），玄宗下令以京官有才识的选任为地方的都督、刺史，而都督、刺史在地方政绩卓著的又调任京官。这样，地方官和中央官吏经常互调，可以提高地方官吏的素质，改善地方吏治。同时又可以让中央官吏更好地了解地方的情况，熟悉民情，上下通达。
为了选拔好地方官，716年（唐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将吏部选录的二百多名县令，全部召到宣政殿前进行考试，由玄宗担任主考官，考试题目为治民策。考试结果，有45人连文章也不会写，玄宗非常气愤，下令把他们撵出大殿，并撤回吏部对他们的任命。对于考试得第一名的人则予以升官。因为选人不当，两位负责选官的吏部侍郎被撤换。
唐玄宗还实行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通过考核，检查地方官的政绩，作为提拔或降职的根据。他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要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分为五等，然后上报吏部长官详覆。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刺史第一等授予京官。玄宗推行的考核制度，减少了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对改善地方吏治，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王公贵族不尊重官吏，横行霸道的行为，玄宗也予以打击，皇后妹夫长孙昕等二人在街巷当众殴打御史大夫李杰，李杰遭殴后上表向玄宗说：“臣下被打，受了皮肉之痛，这是小事，而皇上赐予的冠冕被凌辱，实在是等于侮辱国家。”玄宗当即下令在朝堂上将长孙昕等二人用杖打死，向百官谢罪。还下敕书慰问李杰说：“长孙听是我的亲戚，未能教导他们，以致侵犯到礼法，虽处以极刑，仍不足向你谢罪，你要继续以刚强的意志去纠举恶人，不要因这几个恶棍而介意。”玄宗的这些做法鼓舞了一般官吏同王公贵戚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的勇气，维护了官吏的尊严。
唐玄宗支持官吏惩治不法豪强。京兆尹李元纮在任时，一些王公权要之家，在郑白渠上截水设置水磨，影响农田的灌溉，元纮下令手下的人把这些水磨全部拆掉，保证了农田的供水。百姓得到了好处，非常高兴。王公贵族也无可奈何，因为元纮的做法得到玄宗的支持。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玄宗听从了姚崇的建议，不讲情面，对王仙童依法进行了惩处。其他王公贵戚看到这样，不得不有所收敛。
开元年间，唐玄宗重视赏罚严明。做出成绩的，给予奖赏，触犯法律的，予以惩处。同州刺史姜师度，重视农业生产，任职期间，组织农民开朝邑、河西二县通灵陂，并引雒水及堰黄河灌溉土地达20万亩，玄宗得知后，大为赞赏，专门颁布了《褒姜师度》诏，对他赐帛300匹，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营州都督宋庆礼，组织兵民屯田80多处，仓储充实，民众殷富。唐玄宗将他提拔到中央当御史中丞。对于那些违法乱纪之徒，则予以处置。萧嵩任过太子太傅，由于向中官王仙童行贿，被贬为青州刺史。裴景先任刺史，非法聚敛5000匹绢，被唐玄宗下令处死。如此赏罚严明，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促进了吏治的清明。
唐代有不少食封贵族。唐初规定，凡食实封的贵族，国家按照食实封的户数把课户拨给封食，租调由封家征收。唐初食实封的不过二三十家，封户多的仅千余户。到唐中宗时，食实封的增至140家以上，封户多的达万户。封户遍及54州，丁男在60万以上。这样就使国家的一大部分租调被私家侵吞。那时长安国库每年以各地征入的庸调绢不过100万匹，而封家从封户掠得的绢，却有120多万匹。不仅如此，封家派有专官，奴仆到地方上征收租调，还对封户百般勒索，多取财物。遇有灾荒，封户不但不能按国家法令减免赋税，封家反而乘机放贷，高利盘剥。因此，在封户比较集中河南河北地区，封户多破产逃亡。唐玄宗即位后，针对这一情况，在715年（唐开元三年）规定：封家的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送于京师，封家在京城领取。在征收租调时，封家不准到封地催索，并禁止放高利贷。以后又规定，凡子孙承袭实封的，户数减十分之二。这些措施对抑制食封贵族的势力起了不少作用。
唐代的佛教从武周中宗以来，得到恶性发展。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各地的大小佛寺不计其数。而且还造寺不止，枉费财富数百亿。寺院僧侣，兼并土地，逃避赋役，严重影响国家的收入。玄宗即位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714年（唐开元二年）下诏裁汰僧尼，强迫还俗的有12万余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建佛寺，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不准百姓官家与僧道往来。722年（唐开元十年），又命令没收天下寺观法外多占田地，给无地少地农民。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