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笔千万语，抬笔无只言。那么就从我的家庭说起吧。
我出生在国家级贫困县城郊一个国企砖瓦厂里，父母是厂里的职工，对于童年的记忆现在视乎模糊了，只记得那时小伙伴很多，都是厂里的子弟，有几个是上海知青的子弟。那时我们成群结伴的一起上学，年级稍长的照顾我们年级小的，大手签小手到离家5里地的县城学校读书。每趟步行30分钟，每天四趟。那时年级小，一路都是逗逗打打，也不知道什么时疲倦。而且那时普遍没有机动的交通工具，家境好的也就一辆自行车，可父母都得工作。也没有哪家子女是父母接送。
在那个物质匮乏年代，家境相差不大。最好的是覃家。他家在厂家属区开了间小卖铺，祖孙三代，爷爷是厂里的电工，父亲辈兄弟四人，三位大学生，一个留守在家做厂里的货车司机。那时一家出一个大学生父母走路都要横着走，何况这一家3状元，那头就只有全仰天了。孙辈两孩，女姐男弟，幸福的一家。
我家在厂里算是非常贫困的家庭，祖辈我出生后都没见过，家中父辈就父亲和二叔两人，人丁不旺经常导致同厂其他家庭的欺辱。父亲是个性格柔弱口生硬的人，遇事经常口中叨念却无具体解决无担当之人。幸好有母亲，一个在中国处处可见到，坚韧、刚强、视家庭为生命的女人。而二叔大小就是浪子，二十大几才结婚，婚后在二娘的管教下日渐顾家。
在我的童年了我似乎很少感觉到贫困，因为别人有的，母亲都会尽量给我买。可我第一次感觉到生活的残酷来至于小学五年级。
那时正是国企改革的高峰期，全县大小企业改制，父母所在的砖瓦厂设备陈旧产能低下。作为改革对象在这一年进行的改革。改革的后果就是父亲下岗。厂子承包给了外来商人，母亲继续留厂工作。这样的突变打乱了全本就不平静的生活。下岗的职工有技术的都到城里谋生存，没技术的每天无所事事游离于县城和家之间。那段时间社会治安混乱程度也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社会、学校一时间帮派林立，连小学生中都有数个上规模的帮派。每天放学，在学校门口都有社会闲散人员挨个问钱。
父亲的下岗让他很郁闷，整天都泡在酒里，白天到附近河里去钓鱼，晚上把自己灌得不醒人事。他的消沉给这个本就不堪一击的家庭带来的是无尽的黑暗。家里开始揭不开锅，吃不上油，我每天上学的两毛钱零花钱也被无限期的剥夺。父母间的争吵变得频繁，到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父亲没有了收入，单靠母亲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家庭的开支。父母分居，母亲带着我到了厂房居住，在那里我看到了汗珠湿透母亲的头发，澿透她的衣裳。在那里我看到了母亲为了多挣钱和男人们抢着装车（把砖装到货主车上）。在那里我看到了母亲为了让我吃饱，挨个问工友有没有蒸饭蒸多的。。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贫困，感受的饿肚子是什么感觉，感受到一周没进油看到别人吃肉口水会不自觉流下来的感觉。。这一年我记得最清晰的是学校组织的春游。每年春游我都会被老师安排作为小组长，组织同组同学每个人凑十块钱买吃的作为春游的中餐和零食。可这一年的春游时间一天天的临近，我却没有敢跟母亲说起。因为家里已经两天没有油吃了。连三块钱一斤的猪肉都买不起的家，我怎么能开口拿10块钱去参加春游，母亲每天对我说的就是好好学习，不要让母亲吃的苦白吃。。
明天就要春游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我该怎么去跟母亲说。回到家，母亲忙碌的做着饭，我想去跟她说，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我知道她没有，昨天铅笔断了，要重新买一支，她都说等发工资。饭后，我在家里做作业，母亲则去加班了。晚上10点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中全是那十块钱的事。十一点，母亲回来了，我听到她开门的声音。我紧张的闭上眼睛，我怕母亲看到我没睡觉，又是一顿打。父亲下岗后，家庭的变故使得母亲对我的教育方式变得异常的残暴。稍有不对就是一顿打。母亲来到床边，轻轻的抱了一个我，吻了下我的脸颊。我听到了母亲低声哭泣的声音。当我睁开眼，看着母亲的时候。母亲视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像决堤的洪水般从眼珠流出。母亲抱着我，在哭泣，抽啼中说自己两三天前就知道明天我们要去春游，可三天了她都没有找到跟谁去借这点钱。今天晚上加班原本可以凑齐，可老板却说明天才能结账给她.这一年是1999年，我永远记得，而且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