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宠不惊，淡泊清醒
“原文”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庄子·杂篇·让王二十八》
“译文”
列子生活贫困，面容常有饥色。有人对郑国的上卿子阳说起这件事：“列御寇，是一位有道的人，居住在你治理的国家却是如此贫困，你恐怕不喜欢贤达的士人吧？”子阳立即派官吏送给列子米粟。列子见到派来的官吏，再三辞谢不接受子阳的赐予。官吏离去后，列子进到屋里，列子的妻子埋怨他并且拍着胸脯伤心地说：“我听说作为有道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够享尽逸乐，可是如今我们却面有饥色。郑相子阳瞧得起先生方才会把食物赠送给先生，可是先生却拒不接受，这难道不是命里注定要忍饥挨饿吗！”列子笑着对他说：“郑相子阳并不是正真了解我。他这次因为别人的别人说我好话而派人赠与我米粟，以后就有可能因为别人说我的坏话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愿接他赠与的原因。”后来，百姓果真发难而杀死了子阳。
列子也就是列御寇，郑国人，修道养德、隐居不仕，被人们尊称为“列子”。上面故事里的列子生活贫困、面有饥色，却拒绝了郑国的上卿子阳派人送来的钱物。面对老婆的质问，列子的回答显示了他的单薄和清醒：子阳并不是正真了解我。他这次因为别人的别人说我好话而派人赠与我米粟，以后就有可能因为别人说我的坏话而加罪于我。后来，这个子阳果然被起来反抗的百姓杀死了，如果列子当时接受了馈赠为其所用的话，肯定也会不免于祸。
这里的列子，是清醒地认识到了官场的险恶的。在《列御寇》的这篇中有个探龙得珠的故事，也是说了同样的道理：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庄子。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心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 粉夫！”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心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 粉夫！”也就是说，有个拜会过宋王的人，宋王赐给他车马十乘，依仗这些车马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说：“河上有一个家庭贫穷靠编织苇席为生的人家，他的儿子潜入深渊，得到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珠，父亲对儿子说：‘拿过石块来锤坏这颗宝珠！价值千金的宝珠，必定出自深深的潭底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轻易地获得这样的宝珠，一定是正赶上黑龙睡着了。倘若黑龙醒过来，你还想活着回来吗？’如今宋国的险恶，远不只是深深的潭底；而宋王的凶残，也远不只是黑龙那样。你能从宋王那里获得十乘车马，也一定是遇上宋王睡着了。倘若宋王一旦醒过来，你也就必将粉身碎骨了”。
列子和庄子都不愧是淡泊名利的智者，前者没有因为高官的馈赠就受宠若惊，出山相助，而是清醒地看到了对方并不是真的看到了他的价值，而只是听里别人的谈论而已；后者也没有羡慕别人的面见君王、赢的厚赏，而是清醒地看到了伴君如伴虎、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有这样一个禅宗小故事，道林禅师喜欢一个人住在树上，与鸟巢为邻，又被称作鸟巢禅师。有一次，白居易去拜访道林禅师，只见道林禅师在鹊巢边坐禅，他于是站在树下仰着头对道林禅师说：“你这样住在树上实在是太危险了，赶快下来吧！”禅师说：“我的处境一点都不危险，只要我小心，就一定不会掉下去的；相反，你的处境才是最危险的！即使你尽量避免，有的时候你却是避不过的，真正要小心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白居易说：“我是当朝重要的官员，我的生活十分太平，没有什么危险。”道林禅师说：“薪火相交，难道还不够危险吗？官场如战场，众人从无一心，你来我往，危险就在眼前！”白居易听了禅师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又问道：“佛法是如何解释的呢？”禅师回答道：“不要做一件坏事，不要不做一件好事！”白居易听了感到很失望，他说：“我以为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样的道理连3岁小孩儿也知道，何必说出来呢？这不是侮辱我吗？”禅师说：“3岁小孩儿都明白的道理，80岁老翁却不明白。世人皆为功名利禄，即使身处险境也执迷不悟。就连3岁小孩也明白的道理，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地做到呢？如果每个人都只做好事而不做坏事，那么邪恶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人间一定是快乐祥和的，难道还会像现在这样处处险境吗？”
白居易跟鸟巢禅师所说的“危险”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白居易说的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人的身体收到的实际危险，而鸟巢禅师所说的则是更为抽象也更深刻的官场之险。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对官场的险恶认识得最清醒，那就是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没有贪恋高官厚禄，而是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
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名利的淡泊和对官场的清醒认识。也许，只有做到宠辱不惊，才能悠然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方能怡然望天边云卷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