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所以被后人尊为圣人，是因为实践一再证明，他的思想如同指路明灯，确实能指引一代又一代的践行者弃恶向善，脱离苦海，抵达幸福的彼岸。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定义幸福概念，但孔子最关心的问题是：做人的意义是什么？人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合乎自然对人性的规定？怎样做人做事才能使自己和全家人更幸福，并与他人的幸福、大家的幸福相得益彰？
孔子说：“仁者无忧。”一个真正具备仁爱素质的人是没有多少烦恼忧愁的，幸福会如影随形。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在孔子看来，最令人犯愁和担心的事情就是道德不能提高，学习不能进步，正义不能遵从，恶习不能改正。因为做不到这几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幸福的人。在孔子看来，仁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素质，是人的自然天性的集中体现，是幸福的源泉。
什么是“仁”呢？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仁”就是自己想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求别人去做；对待别人的老人就像对待自己的老人，对待别人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经常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孔子采取托古立言的方法，系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仁爱者昌，残暴者亡。一方面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的行仁爱的幸福典范。他们都心存大德，拥有一颗仁爱之心，都能将个人的幸福融于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整体幸福之中，以解除天下苍生痛苦、造福人民为己任。因此，他们能选贤任能，伸张正义，使天下大治，国泰民安。他们本人也都为人民所爱戴，为万世所敬仰，成为最幸福的人。另一方面是以桀、纣、幽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他们残暴恶毒、缺德寡恩、极端自私、心底阴暗、骄奢淫逸，都把个人的幸福建立在他人和社会的痛苦之上。他们残害忠良、荼毒百姓，他们的下场必然是葬送江山社稷，招致杀身之祸，遗臭万年，因此，他们是最不幸福的人。
孔子之后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行仁政，江山长治久安，施暴政，社稷短命夭亡。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创造世界辉煌，就是因为行仁政。唐太宗李世民的一首《百字铭》充分体现了他的仁爱思想：“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正因为李世民接受了儒家的仁爱思想，确立了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他人和大众着想的观念，所以才能对“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的民间疾苦感同身受，才能够产生“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的民本意识，才能够做到虚心纳谏、任人唯贤、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也才会有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李世明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万世传颂的明君，因为他是践行儒家仁政思想的典范，是任人唯贤、虚心纳谏的典范，是把国家引向繁荣富强的典范，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富裕幸福的典范。
秦朝之所以短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施暴政造成民不聊生的必然结果。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胎死腹中，原因也在于此。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等主要领导人极其缺乏仁爱之心。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着“拜上帝教”的旗帜来绞杀孔孟之道，所到之处毁孔庙，焚烧孔孟著作。定都南京后，骄奢淫逸，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长期不能团聚，洪秀全自己却娶了88房妻子终日作乐，排挤和迫害石达开等有功之臣。杨秀清更是骄横跋扈、凶残恶毒。有一次，杨秀清的盟叔路过燕王府，燕王秦日纲的马夫坐在门前没有起立，杨秀清得知后居然下令将该马夫五马分尸，将秦日纲杖责100.还有一次，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逮捕了东府理事官黄仕珍，以“命尔亲带灵丹到府，尔胆敢不去，重重贻误”为由将其斩首示众。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起义元勋、天官正丞相曾永源，吏部尚书李寿春，仅因为听到女官说了“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这句话没有反应，而被斩首示众。多行不义必自毙。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率3000亲兵秘密冲入东王府，杨秀清及其东王府男女老幼、文武官吏及部下官兵两万余人遭到杀害。从此，拜上帝教的神话彻底破灭，太平天国元气大伤，逐渐走向失败。
仁爱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实现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和全社会共同幸福的思想源泉。英国哲学家葛德文说：没有人像忘记个人利益的人那样真正增进了他自己的利益。没有人像只考虑别人的快乐的人那样收获到如此丰饶的快乐。仁爱就是这样，给予别人的好处最后都反馈为自己的幸福。仁爱实际上是有德行智慧的人们的生活艺术，这种艺术就是以良心为根据，在增进他人幸福的过程中增进自己的幸福。所以，在需要的结构中，应该把仁爱需要放在统帅的位置上。
然而，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和禁锢封杀，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致使儒家学说传承断裂，孔子仁爱思想教育严重缺失。加之市场经济消极作用的影响和应试教育的弊端，造成了中国社会道德水准的严重滑坡。特别在青少年中，相当多的人只讲功利，不讲仁爱，以自我为中心，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妄自尊大，缺乏和谐互助精神和换位思考的意识，经常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需要为出发点，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结果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烦恼不断，痛苦缠身，越来越不幸福。
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不能成为真理、正义和仁爱的引导者，他们心灵中没有激起对仁爱的需要，更感受不到仁爱需要的满足带来的幸福是何等的重要。他们为贪腐的榜样所吸引，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所左右，被眼前的物欲和情欲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仁爱的价值，不相信仁爱获得的幸福。他们的灵魂容易被贿买，人民的权力容易被滥用。他们把好处轻率地给了那些奸诈的人、违法乱纪的人、浅薄而只会投机钻营的人。他们在台上讲着最漂亮的话，底下却干着最见不得人的事。像做买卖一样，谁给他好处，他就给谁好处。他们就像带头乱砍滥伐的守林人一样，带头破坏正义，践踏道德。当仁爱的生态一旦受到严重破坏，越来越多的人就要遭受心灵荒漠化的危害。监守自盗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每一句口是心非的谎言，都在激起人们的反感和蔑视；他们每一个破坏正义的举动，都在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危险；他们每一个践踏道德和法律的行为，都是在把自己置于越来越不安全的境地。不仅如此，他们以后的日子难有心灵的安逸，他们更感受不到仁爱反馈回来的巨大幸福，因而他们不管位多高、权多重，不管多么富有，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最幸福的人，在真正有德行智慧的人面前，他们不会有优越感。事实上，他们的生活越是远离仁爱，就越是远离幸福。由此可见，没有仁爱的需要结构是最不合理的需要结构。
仁爱思想不是孔子的发明创造，而是孔子对人的自然天性的伟大发现。人是群体生活的动物，天地间“我”不能独存，“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互助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法则。只有存仁爱之心，才能广积善缘，从而更好地实现体内平衡、心灵安逸和价值实现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一定要存仁爱之心，要学会正确认识自我，学会以开放的胸襟接纳他人，不以恶意猜测人，不求全责备。要崇人之德，扬人之善，师人之长。养成宽厚待人的作风。只有拥有一颗仁爱之心，才能冲破个人狭小的圈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善的互动循环中走向幸福。仁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纷争、冲突以及相互侵害带来的人间痛苦，使人们在和谐互助中创造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所以，无仁爱则无幸福，仁爱是幸福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