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遗爱案让李治失去很多亲人,舅舅的专横成了他心上的一块伤疤,只是,他开始也没准备做什么———这个人估计是巨蟹座的,非常重视安全感并且喜欢安于现状,心中总是摆动着两种不同的想法,左冲右突,让他犹豫不决。
舅舅虽然让他不满,但毕竟有恩情有亲情,如果不是立后的事情,李治可能也就这么忍受并承受下了。甚至开始准备立后的时候,他也没决定反抗舅舅,因为他习惯了,秩序、安全与现状,都是他想紧紧抓住并永远拥有的东西。只是,这个时候,李义府们给了一线生机,而昭仪,给了他冲破的勇气。
昭仪的战斗嗅觉真不是盖的,李义府的出现让她的政治觉悟迅速升级。面对具有缝隙的敌人,分化,是最好的办法。
长孙无忌不是权倾朝野嘛,那就大封反对者的官。这个世界上,舍生取义的不好找,但是趋利之徒有的是,何况聪明人都看出了皇帝对宰相集团的不满,于是,接二连三跳出了很多人———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袁公瑜? ?
于是朝廷出现了三足鼎立局面,一边是反对立新的老臣,一边是支持立新的新臣,中间是保持沉默的看臣。失控了,真的失控了,李治自己也没想到,那些埋伏在心里的种种,那些由舅舅的恩情、君权的受限、伦理的秩序、昭仪的爱情交杂起来的纠结? ?突然有一天,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朝廷斗争,他是皇帝,必须作出选择。
这个时候,有个人站了出来,推了他一把,让历史再次加速。
李勣
他本来是太宗手下一员得力干将,手握重权却不贪功倚势,是太宗极为器重的人物。但是正因为器重,太宗怕自己死了他不服造反,便运用了一招“帝王术”———临死之前,把他贬黜出京,以察看其忠心。如果立刻出发,那么新皇即位就把他调回来当宰相;如果徘徊观望,那么立刻杀之以绝后患。
李勣接到诏书,连家都没回,直接赴任了。后来被上台的李治调回,进入宰相集团,作为李治的辅政大臣之一,却不是长孙党的一分子,而属于独立的“从龙派”。立后之争,李勣一直不肯发言,后来李治单独问他意见,他就说了那句改变历史的致命的话:“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句话决定了武则天的命运,也几乎决定了大唐王朝的走向,甚至让整个历史都不小心闪了个腰。某种程度上,后代史官也因此对他颇有微词,虽然他功勋卓著,虽然他明哲保身,虽然他谨小慎微,但是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刻说那句话呢?如果没有他,昭仪就永远成不了武则天,所谓大周革命,也只是笑谈罢了———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此时的李勣对长孙无忌专权极为反感,又感恩李治情义,所以站在了李治这边? ?其实立后的事情,李治内心也是犹豫不定的,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是被昭仪迷昏了头脑。这么一个神志正常的皇帝就这么一竿子冲着庶母立后去了?未必。
那李勣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是为了报复太宗的猜忌,故意让李家后来被武则天折腾得家破人亡?
当然不是,未来的事谁能预测得到呢?谁曾想一个女人能做皇帝?李勣又不能穿越。
是因为看破。
纵观此人一生,不论是从前的太子之争,还是现在的立后之争,从来对皇家的内部事务,他是一贯袖手的。他只做他分内的事情,他只尽自己臣子的本分,至于皇帝立谁做太子,立谁做皇后,那是人家李氏的家事。他效忠的是唐王朝,不是哪个人,这是个看透了政治本质的人。
而这样一种“点拨”,给了李治莫大的勇气。这就是他的家事,不是吗?他有资格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扶正,不是吗?何况,李勣的背后,是军方立场,只要手握兵权的大将们不管,他的江山就是铁打的,几个文臣再嚷嚷也不顶用。
李治下定了决心。
反对舅舅专权与昭仪立后,开始并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