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只看他哭过那一次。”我母亲说，“我们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天，他突然失去了那么多东西：家园、财产、佣人、悠闲，当然还有尊严……但是，他没有哭。我想那是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希望，他还有你们。”
我父亲那天一口气给我买了五双袜子。我不会忘记我当时是多么地得意。那是做女儿的得意。我迫不及待地与我父亲告别，迫不及待地跑回自己的寝室，迫不及待地将我正在午休的两个好朋友叫醒，要她们看着我将五双袜子都试了一遍。我得意的表现让我的两个好朋友都非常开心。从那天开始，“五双”就成了我的绰号。在我们高中毕业五十年的聚会上，所有在场的同学都还记得我的那个绰号。
“但是你的信让他痛哭起来。”我母亲说，“他哭得那么久，哭得那么惨。我想那不仅是因为他在为自己的女儿送终或者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想那是因为他在为自己送终。”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母亲将我那封“绝情的信”与我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我很难受。
“那封信对他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我母亲继续说。“如果不是因为它，他不会死得那么早。”
我父亲死于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死于脑溢血。“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半年前正式宣布结束了，社会生活已经在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和我妹妹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商量好，决定将两位老人接到城里来住。这个决定让我父母都非常开心。但是，我父亲坚决不肯与我同住，甚至短期的同住都不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主动地恢复了与他们的关系。我甚至利用节假日回到曾经二十七年没有回去过的老家看望过他们几次。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没有想到他会对与我同住那么在意。我当然不好多说，但是我妹妹一直都在力劝。我父亲没有丝毫松动。我经常听见我母亲抱怨他很固执，却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固执。等到我妹妹定下了来接他们过去的时间之后，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我母亲后来告诉我，我父亲对能够彻底离开让他受尽了屈辱的家乡非常兴奋。他最后的那一个星期每天都邀邻居中的同龄朋友来家里喝酒。他的脑溢血发生在我妹妹上火车来接他们的那一天早上。我母亲说，那天早上，我父亲刚从床上下来就一头栽到了地上。邻居中的一个年轻人用手扶拖拉机将他送到了县中医院，但是医生说已经太晚了。
“我这不是责备你。”我母亲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那封信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很难受。我不可能想到我的那封信对我父亲会造成致命的打击。我不可能不去责备自己……关于我父亲的很多事情，我是到了与我母亲单独住在一起的那些年里才知道的。那时候，我母亲也经常与我谈起过去。她慢条斯理的叙述填补了我记忆中的许多空白。比如我知道了那一天我父亲去学校看我其实是想去向我告别的。我母亲说那之前半年，他突然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家里的人都很着急。他们想方设法劝阻他，都无济于事。他离开的那一天只允许我母亲一个人去送他。在他们分手的时候，他对不能与她白头偕老请求她的原谅。他还告诉她路过省城的时候他会去看我。我母亲请求他不要对我说实话，不要让我知道他已经决定要出家。我父亲在外面逛了三四个月，去了衡山、嵩山和普陀山……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还是回来了，从此也不再提出家的事。我母亲说那时候已经是徐蚌会战（我纠正说是“淮海战役”）的前夕，我父亲经过的一些地区后来成为了国共双方军队伤亡惨重的前线，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提过在那些地方看到的景象。
我也是从我母亲慢条斯理的叙述里知道了他们被扫地出门之后的生活细节。在我的爷爷奶奶被关到县监狱（他们没有能够活着从那里出来）去之后不久的一天，土改工作队的人突然带着一些民兵来到我们家，他们让我父母带好自己的日常用品马上离开。“你知道，那不仅是你和你妹妹出生的地方，也是你父亲和你爷爷出生的地方，那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但是，他们突然就来了，用枪逼着我们，要我们马上离开。”我母亲说。她并没有去刻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慢条斯理显得非常自然。“这与诈骗不同。诈骗是巧取，这是豪夺。”她接着说。当时，我妹妹还没有放学回来。我父母在她回家的路上等到她，告诉她，她已经回不了家了。我妹妹马上想到的是她枕头边的洋娃娃。她说她要去拿那个洋娃娃。我父亲骂了她。他说活人都活不下去了，还管什么洋娃娃。“这是一夜之间的幻灭：昨天你还丰衣足食，今天你就一无所有了。”我母亲说，“我现在都不觉得那是真的。”说到这里，我母亲突然笑了一下。这让我想起了我死在襁褓中的女儿最后的笑。与那种笑不同，我母亲的笑是对生活的嘲笑。“你知道那时候经常有土匪来抢劫。每次他们走后，你爷爷总是说，他们就是把东西都抢走了，还是会留下一个‘空巢’。那是我们的根，他们抢不走我们的根。”我母亲慢条斯理地说，“可是‘他们’不同。”她将后面的这个“他们”发得很重，将它们与前面的“他们”区别出来。“他们将我们当成垃圾，当成灰尘，他们将我们扫地出门，连‘空巢’都没有留给我们。”
两个民兵将我父母和我妹妹押送到我们家从前一个佃农家的猪栏屋。那是他们过渡的住处。在为他们找到新的住处之前，他们将要住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土改工作队的人同意将我们原来家里最差的床和两床长工用的被褥“借”给我父母。猪栏屋里只有一个可以开出那张床的位置。开好之后，床的一头正好顶住了猪栏。住在那里，噪音和气味自然不用说了，而猪栏屋的门还形同虚设，主人随时都可能进来查看那五头猪吃食的情况。“我们自己家的猪栏屋我们平时都没有进去过，”我母亲说，“可是我们要住在佃农家的猪栏屋里。”我母亲叹了一口气。“你应不应该去哪里其实并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她说。
接下来的一天，我父母和我妹妹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第三天清早，我母亲决定带着我妹妹去讨吃的。她们不敢在附近的村子里讨，但是她们又没有力气走太远。她们讨了一个上午，只讨到了两只红薯。我母亲决定再试最后一家的时候，开门的居然是我们家从前的一位长工。长工惊恐万状地看着她们。我母亲还没有开口，他就知道了她们的来意。他说家里已经没有剩饭了，他示意她们赶快离开，以免被邻居们看见。我爷爷奶奶和我父母从来对长工们都特别好，我母亲没有想到那位长工见到她会那么惊慌。紧接着，长工当着他们的面关上了门。我母亲说那个时刻她强烈地感觉到了世态的炎凉……但是很快，那种感觉就被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细节冲散了。在往回走出去一段之后，我母亲和我妹妹看见长工的儿子从她们身边跑过。他跑到她们马上要经过的田埂上，将手里捧着的那一包发黄的报纸包放下，又跑了回来。我母亲和我妹妹走到已经被水汽浸湿的报纸包跟前，她们回头看见长工的儿子躲在那棵大樟树下朝这边张望。我母亲明白了。她让我妹妹打开报纸。她们看到了还冒着一点热气的米饭。她们一起跪下了。我妹妹马上用手抓着米饭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我母亲摸着她的头，提醒她要为我父亲留一点。她没有想到，她的话让我妹妹停了下来。接着，她将刚准备塞进自己嘴里的饭塞进了我母亲的嘴里。
我母亲说她一开始无法接受那种幻灭。她总是问自己：“这是我应该过的生活吗？”可是后来，她的问题变了，变成了“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吗？”她接受了那样的生活。她接受了生活对她的侮辱。她觉得那就是她“应该过”的生活。她觉得活着就是遭受侮辱，就是受尽侮辱。她说她因为自己能够“接受”而对“革命”怀有一种很深的感激。她感激革命革掉了她的羞耻感，将她变成了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女人”。也就是说，外部的革命引发了她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如果还有任何羞耻感，她也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经历她所经历的这一切，活到现在。她的感激让我看到了同一场革命对我自己的影响：革命激起了我前所未有的羞耻感。我开始恐惧生活中的任何污点，我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抬不起头来，我会将它当成是一个巨大的污点，我一生都在努力洗刷这个污点。有一天，我与老范谈起了革命对我们母女结果对立的改造。他感叹说：“这可以说是‘同曲异工’啊。”
我与我母亲最后那几年单独的相处改变了我对她和对我自己的许多看法。以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她的性格是多么的坚强：她没有被时代的变迁压垮，她没有被侮辱压垮，她没有被“没有”压垮。这种坚强一直延续到了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恐惧在她的心中没有位置。她死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任何人看到她的那种平静和安详，都会敬畏她对生活的嘲笑。而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落后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来例假的时候，我都照样带着学生们行军和插秧。而我在做完人工流产的第二天，照样参加了全市的反美游行和集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种坚强只是一种假象。我没有灵魂深处的平静和安详。我现在对黄昏都充满了恐惧，天黑之后，更是连门都不敢出。我现在对电话铃声都充满了恐惧。我不仅恐惧再一次上当受骗，我还恐惧对我的上当受骗的关注和关心。
我母亲从来都没有产生过自杀的想法。性格坚强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有强大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她每天都会哼诵无数遍的《心经》。她告诉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她就跟着她笃信佛教的母亲背会了《心经》。但是直到住进猪栏屋的那些日子里，她才完全理解了它里面一字一句的意思。她笑我父亲虽然是一个想出家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悟性，到死也没有彻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所以他才会因为我“绝情的信”而悲痛欲绝，所以他一辈子都闷闷不乐。我母亲说她不会。她在那幻灭之后已经看到了绝对的“空”。与绝对的“空”相比，“空巢”实在是过于平庸，因为它还牵挂着“巢”，而她自己早在六十年前就被“扫地出门”了，就已经没有“巢”了。我相信我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人工流产肯定与她对“空”的体悟有密切关系，因为它就发生在她在猪栏屋居住的那一段时间。我母亲告诉过我她用的是多年前从我们家族中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那里偷到的秘方。她最后将那个三个半月的胎儿拉在了猪栏屋旁边的粪坑里。“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母亲’是一种罪名。”我母亲说，“将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遭受折磨是一种罪过。”还有比将“母亲”当成是一种罪名更“空”的人生体悟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应该去的地方。”我好像又听见我母亲重复了一遍她刚说过的话。但是，我抬起头来，却发现她已经不在沙发上了。她的消失没有改变我的心态。我还是很难受。我还是在责备自己。我还是觉得我儿子逼我去的地方是我不应该去的地方。
应该说我比刚才更难受了，因为我的双脚都已经感觉麻木。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马桶上坐得太久了。我费劲地站起来，并且马上用双手撑住洗脸池的边沿，等发麻的感觉慢慢消退。还没有等到它完全消退，我瞥见了刚才放在洗脸池边的子机话筒。我马上又不安起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它，按下了小雷的号码……仍然是关机的提示。这真是太奇怪了，就像这一整天的所有事情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今天（或者应该说是“昨天”）都会发生？怎么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当然，我不需要太为小雷操心。我安慰自己。小雷是非常周到和稳重的人。她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她说过今天要过来看我的。到那时候，我自然就会知道她关机的原因。
